一、李裔家世與高湜出鎮昭義的背景
昭義軍作為唐王朝防遏河朔三鎮所設立的藩鎮，由於其橫跨太行山兩麓的獨特政區規劃及重要的戰略地位[1]，早已引發不少學者的關注，但總體而言，研究的重點仍集中於辨析昭義軍控遏河朔三鎮的成效與武宗時平定劉稹之亂這兩個議題。[2]對於會昌平叛成功之後晚唐昭義軍的變遷，已有學者指出，在唐武宗平定劉稹後，昭義軍的節度使改由文官出任，而且多不久任，朝廷控製得到強化；但另一方麵，鎮內動**不安，多次發生驕兵逐殺節帥事件，與前期的穩定形成鮮明對比。[3]遺憾的是，由於武宗以後，實錄修纂時斷時續，晚唐昭義軍的諸次兵亂不但記載寥落，而且舛亂不少，阻礙了學者進一步做細化研究。以本章討論的劉廣之亂為例，新舊《唐書》皆將其與中和元年（881）在昭義軍發生的成麟驅逐高潯一事相混淆，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時為辨明兩事特意撰寫了長篇考證：
《實錄》：“澤潞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帥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弈。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怠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於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於潞州。九月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湜象州司戶”。《柳玭傳》雲“貶高要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雲“劉廣逐帥擅權”雲雲。是廣逐湜，擅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雲沈詢、高湜怠於軍政，致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貶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潞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為疏略。《舊紀》恐是誤以高湜事為高潯事。《實錄》此雲殺廣，明年又雲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雲成麟殺潯，方立斬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4]
據《通鑒考異》引文可知，兩事在史源上已發生混淆，《實錄》記載本身便自相抵牾，兩《唐書》皆承《實錄》之誤。盡管經司馬光的考訂，初步厘清了兩事的不同，但對劉廣之亂的始末，溫公亦未能檢獲更多的史料，僅於《資治通鑒》乾符二年（875）十月條下記：“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自為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為昭義節度使。”[5]其所據者，便是《通鑒考異》引及的乾符二年《實錄》。
在此背景下，新出碑誌對於研究晚唐昭義軍的價值，便不再僅僅停留在作為傳世文獻附庸的補史、證史層麵，而是成為重建史實的基本依據。近年，西安市長安區博物館刊布的李裔墓誌便為廓清劉廣之亂的前後因果提供了重要的史料[6]，本章以此方墓誌為中心，結合相關文獻、碑誌，試圖重新討論晚唐昭義軍曆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並對唐代藩鎮變亂模式提出進一步的分梳與解說。
李裔墓誌長、寬各60厘米，39行，滿行36字，茲先據拓本移錄誌文如下：
唐故隨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贈尚書考功郎中賜緋魚袋隴西李府君墓誌銘並序」
再從兄將仕郎前守尚書倉部員外郎钜撰」
朝請郎守監察禦史黯書」
誌主李裔雖不見於載籍，但家世顯赫，出身宗室大鄭王房，其父李福大和中進士及第，累曆方鎮，位至使相。李福兄李石更為當時名相，兄弟兩人皆位極人臣，子孫榮顯，門第清貴，為時人所稱羨：
唐盛唐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隻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子石出入將相，子孫二世及第。至次子福，曆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諸孫皆朱紫。[7]
時又有三枝槐之說：
相國李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執，唯福一人，曆七鎮使相而已。[8]
這一係列傳說的演繹流播，正反映出李石兄弟在當時的顯貴。《劇談錄》雲李福八子，及第者三人。《新唐書·宗室世係表》記其中六人，即就、扶、玩、黯、航、涪[9]，墓誌雲李裔為第三子，恰為失載者之一。而及第三人中，可考者僅李涪，《北夢瑣言》卷九：“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10]誌文雖雲李裔“自《何論》《毛氏詩》《左氏春秋》，莫不貫穿義理，窮討旨奧，以至班馬二史，開卷閱視，如素習者”，但其所擅長者大抵是明經、三史之科，而非考取進士所講求的詩賦文章，故發現仲兄李扶屈於名場，久不售後，轉而選擇以門蔭入仕，釋褐河南府鞏縣尉。誌文雲“時相國在洛”，考李福事跡，其於鹹通五年（864）自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任上出為西川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但至鹹通七年（866）四月便因處置與南詔關係失當，為蠻所敗，貶為蘄王傅、分司東都。李裔在鞏縣尉任上因勤政而受到盧攜的賞識，並以從祖兄女妻之。盧攜，《舊唐書》本傳載其曆官，“鹹通中，入朝為右拾遺、殿中侍禦史，累轉員外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11]，未記曾宰洛陽。據《太平廣記》引《聞奇錄》，“後攜官除洛陽縣令，尋改鄭州刺史”[12]，則盧攜在遷鄭州刺史前，曾任洛陽縣令，恰與誌文所雲“今分洛賓護相國盧公攜時宰洛陽”相合。李裔墓誌撰於乾符六年（879）閏十月，此時盧攜身份為“今分洛賓護相國”，蓋指他時以太子賓客銜分司東都，乾符六年五月“宰相鄭畋、盧攜爭論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至是年十二月，複被招入長安為相[13]，亦與史文相合。
由於鞏縣尉任滿之後需守選，中晚唐士人往往會選擇轉任幕職，作為仕進之階[14]，身為公卿子弟的李裔無疑不缺少這方麵的機遇。“白馬杜尚書慆奏署幕職，未之任，拜秘書郎”，杜慆因在龐勳之亂中堅守泗州有功，鹹通十一年（870）正月“以檢校左散騎常侍、泗州刺史杜慆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15]，李裔滑州幕之辟當在此時，但他並未之任。
及鹹通，韋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遘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鄭彥持義州、李藻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鹹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岩相善，見岩，陽救湘。岩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誌欲除岩，溫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計泄焉，故居岩之後。[17]
路岩擊倒政敵劉瞻，放逐十司馬事在鹹通十一年九月，次月便下詔“以中書舍人高湜權知禮部貢舉”[18]，而此次選舉恰為路岩所操縱：
湜既知舉，問岩所欲言。時岩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即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寡，形於言色。不累日，十人勅下，湜未知之也。岩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數放焉。[19]
鹹通十年（869）科舉取士因受龐勳起兵的影響而暫停，故次年取進士四十人，較往年多出十人，但其中竟有十五人係路岩所托，高湜與路岩兩人實互為狼狽，故其得典選舉與之前中樞時局的變化無疑有著密切的關聯。
高湜出鎮昭義軍的背景雖缺乏直接史料佐證，但略考當時中樞格局的演變，不難窺見政治氣候的改易。鹹通十二年（871）四月，路岩因與原來的政治盟友韋保衡失和，被外放為西川節度使[20]，但這似乎並沒有影響到高湜的前途，其在以禮部侍郎典選之後，被擢為兵部侍郎、判度支[21]，從一個可能入相的位置被外放為藩鎮節帥，多少蘊含了貶謫之意。另一方麵，路岩在外放之初，亦未完全失寵，於鹹通十四年（873）五月加兼中書令。七月懿宗去世，僖宗繼位。九月，路岩仍循慣例與其他藩鎮節帥一起獲得加官，兼侍中，但至是年十一月，便被人檢舉有異圖，徙為荊南節度使，十二月再貶新州刺史，並於次年正月長流儋州，賜自盡。幾乎與此同時，鹹通十四年九月，路岩曾經的盟友韋保衡被貶為賀州刺史，十月再貶崖州澄邁令，進而賜死[22]，而昔日的政敵劉瞻及高湘則被自貶所召回[23]。這一係列人事調整與高湜鹹通十五年（874）春出鎮昭義的時間非常接近。此外，從高湜子高彬的曆官中，亦能窺見些許蹊蹺，“未幾，相國秉鈞，遄加集賢殿大學士，遂奏授秘書郎、充修撰。鹹通十五年春，尚書公出鎮潞州，堅欲棄官侍行”[24]，此處相國指的是劉鄴，其初受知於李德裕，懿宗朝依附韋保衡、路岩而致高位[25]，入相在鹹通十三年（872）正月。[26]高彬見知於劉鄴，蓋是朋黨援引之故。兩年後，高彬卻因其父外鎮，欲辭官侍親，雖未成行，不過此舉在當時頗為罕見。[27]以上這些人事更迭都可以被視為僖宗登基後政治更新的一部分，但這一變化無疑不利於在懿宗晚年得勢的高湜及其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