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弘正之死標誌了元和中興事業至此戛然而止，對此傳統的史家多指責穆宗君臣的昏聵與失策：
穆宗乘章武恢複之餘，即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蕭）俛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為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為盜，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複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為賊敗，由是複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110]
不可否認田弘正之死有偶然因素作用其中，若唐廷頒賜成德的一百萬貫賞錢能及時運抵，或田弘正帶入鎮州的兩千親兵不被遣回，悲劇或可避免。[111]因而對此負有責任的度支使崔倰遭到了“不知大體”的譏評，但我們檢核崔倰的履曆，便不難注意到他雖然出自博陵崔氏這樣的名門望族，卻是一位以善治財賦而著稱的能吏。[112]這類“理財型”官員的崛起[113]，雖然偏離傳統士大夫理想中的“賢臣”形象，卻為唐王朝在安史之亂的衝擊下仍能維持國家財政的平衡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主持消兵的蕭俛，雖才識平庸，但個人操守尚佳，有“趣尚簡潔，不以聲利自汙”的名聲。[114]因此，代表清流士大夫蕭俛的消兵動議與理財能手崔倰的慳吝之舉，雖然表麵上看起來並無關聯，實際上都暗示唐王朝的財政已無力支持元和以來對於魏博為代表的藩鎮的贖買政策。[115]
憲宗時代的成功很大部分緣於李絳所主張的“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的贖買政策[116]，其實質在於讓具有自利傾向的藩鎮軍隊體會到忠於朝廷所能獲得的回報大於自立於朝廷之外，達成“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的效果[117]，借此邀買人心。元和七年以來，魏博對於朝廷的恭順，便仰賴於田弘正本人的效忠與朝廷給予魏博將士豐厚給賜這兩者的合力。但這一政策可否持續，受製於兩個要素，一個是唐王朝本身的財政狀況[118]，另一個則是重複賞賜之後無可避免地邊際效應遞減。因而元和中興盛世表象之下，早已埋藏著深刻的危機，憲宗雖然在表麵上恢複了統一，但無力改變河朔藩鎮的基本構造，河北與長安之間的差異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彌合。唐廷與田弘正試圖通過政治景觀的改易來強化魏博軍將尊奉朝廷的意識，改造河朔地域的文化風習，其長期成效雖難論定，但至少在田弘正執政的近十年中尚未見有明顯的改觀。[119]長慶初，“魏、兗二帥以田夷吾、曹璠善屬文，貢置闕下”，日試詩百首，“藻思甚敏，文理多通”，兩人分署魏州、兗州縣尉。[120]此舉似乎意在證明教化的效果，不過幾個月後，田弘正父子的橫死便打碎了這一文質彬彬的幻象。
其實，我們不難留意到，朝廷與魏博將吏眼中的田弘正形象並不是同一的。在魏博，田弘正之所以為軍士所擁戴，蓋緣於“以武藝信厚為眾所服”[121]，他年輕時“嚐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122]。歸唐後，協助唐廷討伐驕藩，亦身先士卒，王建有詩詠其事：“使回高品滿城傳，親見沂公在陣前。百裏旗幡衝即斷，兩重衣甲射皆穿”，“去處長將決勝籌，回回身在陣前頭。賊城破後先鋒入，看著紅妝不敢收。”[123]可知其依舊是憑借“勇”與“信”這兩項鮮明的武人特質得以立足於魏博的世界，而長安的史官筆下則塑造了一副恂恂如儒生的田弘正形象：
（田）弘正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弘正客為弘正所著也……頗好儒書，尤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略。[124]
盡管如此，長安士大夫也並未將其視為同一氣類，元稹所謂“非唯將吏不會，亦恐弘正未詳”一語，直白地道出田弘正在長安士大夫心中的文化形象，緊接著“尤通史氏”讚詞的卻是“知其大略”的評語，而《沂公史例》之作亦不過是倩手他人的著述。事實上，正史中對於田弘正“少習儒書”形象的塑造，與其說是為了表彰其學養，不如說是為他忠於朝廷的舉動尋找文化根源。“樂聞前代忠孝立功之事”，好讀《左傳》，乃至撰著《沂公史例》，這些描述所指向的本質不過是暗示他知曉《春秋》君臣之義而已，田弘正本人並不能超拔於河北武夫的世界之外。[125]
另一方麵，由於與朝廷密切的關係，田弘正家族與河北世界確實已漸行漸遠。盡管在唐廷眼中，河北不過是驕橫跋扈的化外之地，但武夫世界樸質的一麵則在於“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於是在河東因“寬簡”得眾的張弘靖不過“肩輿於萬眾之中”[126]，便招致將士嘩然，人心離散。而田弘正最初能獲得魏博士卒的擁戴，與田緒、田季安父子“頗縱豪侈、酒色無度”以致雙雙壯歲暴卒，大失軍心，恐怕不無關聯，因而魏博將士擁立“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的田弘正取而代之，起初的目的或不過是為了恢複素樸而均質的河北舊俗。[127]
盡管在唐廷塑造的政治形象中，田弘正集“仁、法、謙”三政及“忠、孝”二德於一身，同時朝廷對田弘正的忠誠給予了豐厚的回報，“兄弟子侄，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時榮之”[128]，視之為強藩向化的典範，但在河北地域之中，田弘正的形象已悄然發生了改變。
（田）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侄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129]
小說《耳目記》中講得更為直白：“成德軍節度田弘正禦下稍寬，而冒於財賄，誅求不息，民眾怨谘。”[130]節帥聚斂，在中晚唐根本算不上什麽政治汙點，郭子儀甚至故縱奢靡以避免功高震主的猜忌，但這與河北軍士所欲追求的均質素樸的風貌並不相容，無疑也與當初深得士心的田弘正形象迥然有異。既往學者對於元和中興失敗及田弘正之死原因的探討，多強調“輦魏、鎮之貨以供之”這一違背河北藩鎮自利取向的財政因素[131]，以及朝廷簡擇張弘靖等人為節度使的舉措失當，但河北武夫世界內在的邏輯恐怕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麵。自從陳寅恪揭示河北與長安不同社會與文化特質已來[132]，循此脈絡，學者對於河北區域的胡化程度、藩鎮軍隊的構造及自利取向等議題已有了相當深入的探討，而似乎較少措意的是，在我們對唐廷的政治邏輯有了相對明晰的了解之後，如何理解河北軍士的行動邏輯，僅僅將藩鎮內部的向背解釋為“喻於利”，恐怕有些失之於簡單。事實上，較之於文質彬彬但又等級鮮明的長安士大夫文化，強調將士“均勞逸”的河朔藩鎮[133]，這一相對均質而素樸武夫世界的形成，恐怕也不乏基於“義”結合的色彩。[134]
其實，諳熟河北情勢的田弘正本人及其家族對此危機並非毫無察覺[135]，之所以未有補救的舉措，原因便在於按照田弘正本人的政治規劃，其家族最終是要完全脫離河朔，遷居兩京，因此可以不再恪守河朔藩鎮的政治邏輯。[136]除了元和中陸續將家族成員送至長安外，最具標誌性的事件是元和十四年平定淄青之後，田弘正親自入朝獻俘，“唐史上頭功第一，春風雙節好朝天”[137]，中興的事業漸達頂點。在此之前，田弘正先將政治上素來仰仗的兄長相州刺史田融送入朝[138]，入為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139]，本人也再三上表乞留闕庭：
臣自總魏師，初率歸化，當時結念，便誓此心。祈於素誠，非是飾讓。匹夫之誌，猶不可奪。臣一昨自離本鎮，亦以此意明言，陳諭聖恩，勉其忠義。將士等皆懷皇化，盡激丹誠，則一軍幸安，且無足慮。[140]
可知田弘正入朝覲見前，便已預作安排，決定不再返回魏博。盡管田弘正入朝後備享尊榮，所謂“朝官敘謁趨門外，恩使宣迎滿路中。閶闔曉來銅漏靜，身當受冊大明宮”，“風動白髯旌節下，過時天子禦樓看”[141]，君臣相見，分外感慨，“相感君臣總淚流，恩深舞蹈不知休”，並獲圖形淩煙閣的榮譽，“有詔別圖書閣上，先教粉本定風神”，但唐廷最終沒有應允田弘正的請求，[142]“老臣一表求高臥，邊事從今欲問誰。”[143]而從上文所引《複田承嗣官爵製》《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中，我們不難注意到田承嗣時代統治魏博的核心是由田氏子弟構成的，這一基於親族關係凝聚而成的武裝集團，成為魏博與唐廷抗衡的基礎。但至田弘正晚年，隨著田融、田布的先後歸朝，田弘正家族的主體已離開河朔，無奈留下的田弘正則成為坐在軍民“怨谘”火山口上的孤家寡人。
事實上，由於田弘正積極參與元和中興之業，屢建功勳，不但是田氏家族成員，魏博鎮內的將領也有因積勞而外任者，新出穆詡墓誌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穆詡好勇多謀，曾“攝魏州左司馬、知府事，充本州團練使”，本是田弘正手下大將，但平定淄青李師道後，因功拜右金吾衛將軍、兼使持節淄州諸軍事、淄州刺史，後累轉登、密二州刺史，離開了魏博。其弟穆謂倒是繼續留任魏博，並隨田弘正一起赴任成德，出任鎮州左司馬兼侍禦史、充成德軍先鋒兵馬使，大約是田弘正從魏博帶至成德的親信大將，不幸與田弘正一起死於非命，“太夫人有辭堂之戮，一家盡為鯨鯢。夷族之冤，叛地何訴”。大和初，穆詡將父親穆景昇從魏州遷祔於洛陽，自己死後也葬在東都，最終整個家族完全與魏博脫離了關係。[144]“不申闕員，自擇官吏”本是河朔藩鎮自立於唐廷之外的重要表現，但這一特權在阻礙唐廷派遣官吏赴任河北的同時，也堵塞了鎮內部官吏的外遷之途，造成河朔藩鎮內部的封閉性，這無疑是造成魏博“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局麵的重要因素。[145]而當田弘正歸款之後，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在河北重霑王化的同時，魏博鎮內的將領也獲得了升遷外任的機會，不過這一流動本身無疑削弱了田氏魏博統治的基礎。[146]
最後我們再回過頭來，透過唐廷與魏博兩麵不同的棱鏡觀察魏博創建者田承嗣的形象及其變異：
初，公之臨長魏郊也，屬大軍之後，民人離落，閭閻之內，十室九空。公體達化源，精潔理道，弘簡易，剗煩苛。一年流庸歸，二年田萊辟，不十年間，既庶且富，教義興行。[147]
田季安時代撰寫的《田承嗣神道碑》所塑造的無疑是理想中魏博締造者的政治形象，自然不免有誇飾的成分，但誰也無法否認田承嗣對魏博經營的成功。河朔三鎮中，位於最南麵的魏博雖然在後世被公認為其中實力最強者，但與成德李寶臣、幽州李懷仙、相衛薛嵩等安史降將保有舊地不同。田承嗣降唐時守莫州[148]，“俄遷魏州刺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149]，在魏博並無根基，而且起初唐廷不過僅於魏博德滄瀛置防禦使[150]，這或許有朝廷不欲在內地建立方鎮的考慮，但至少也部分暗示了田承嗣在安置安史降將的四鎮中算不上強大[151]。另一方麵，田承嗣本人在安史係統中也算不上核心人物，其曾祖田堪隨州從事，祖父田景鄭州別駕，都是下層的文官，直到其父田守義仕至安東副都護[152]，才由文入武，移居平盧。田承嗣是長於邊塞的勇武少年，高適《營州歌》所描述的“營州少年厭原野，皮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的場景[153]，大約便是他成長的環境。陳寅恪認為田承嗣是胡化漢人[154]，不過較之於統領所屬部落追隨安祿山南下的蕃將而言，他在安史陣營中不過是第二等的角色，《資治通鑒》曾列舉安祿山部下“爪牙”十五人，田承嗣僅名列第十三位。[155]安史亂後，安史舊部中的精銳多歸成德[156]，而田承嗣所控製的魏博雖然過去稱得上富庶，但在戰爭中因反複拉鋸遭受了不小的破壞，傳統上又屬於文化繁盛之地，山東舊族不少便出身於此，轄下的不少郡縣還曾響應過顏杲卿、顏真卿兄弟反抗安史的起義，並不是浸染胡風的區域。因此，作為一個外來者，田承嗣能否在魏博站穩腳跟，割據一方，最初恐怕還真是要打上一個不小的問號。
田承嗣在經營魏博之始便意識到了這種危機，《舊唐書》本傳雲其“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眾十萬”[157]，利用唐廷因仆固懷恩之亂，無暇東顧之機，迅速擴充軍力。[158]正如學者已指出的那樣，魏博所依賴的是本地丁壯，因此強烈的鄉土意識成為日後魏博軍隊的重要特質，與接收安史遺產、以騎兵見長的成德相較，魏博的軍隊多是由步卒構成。[159]自此之後，這位來自北邊平州的邊塞武夫憑借自己高明的政治手腕，在唐廷與河北藩鎮之間縱橫捭闔，不但借機分割相衛，擴大了地盤，更塑造了魏博的性格[160]，在不長的時間內成功地將一個傳統漢文化的核心區改造為抗拒朝廷政治權威的壁壘。[161]囿於史料，我們對於其間的細節雖所知無多，但無疑田承嗣在亂後安定魏博局勢，恢複社會生產方麵頗具作為，而其平素行事大約也符合一位“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的理想河朔藩帥形象。
正因如此，田氏家族在魏博前期的政治中具有極強的號召力，這在兩次政變的亂局中有充分的體現。首先當興元元年田緒謀殺田悅之後，“懼眾不附，奔出北門”，為邢曹俊、孟希祐等追還，“時緒兄綸居長，為亂兵所殺，遂以緒為留後”[162]。可見節度使之位需在田氏子孫中擇立在魏博內部已成為普遍認可的故事。其後當田懷諫失位，能取而代之的依然是田弘正這位田氏家族成員，這與同時期成德、幽州兩鎮的情況皆不同。第二次則是田布攻打成德兵潰後，退歸魏州，將士欲迫其恢複河朔故事，鹹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複戰，皆不能也。”[163]可知即使在人心渙散的危局下，田氏家族仍具有相當的政治合法性，這與日後魏博牙軍“變易主帥，有同兒戲”的驕橫之態實不可同日而語。
既往的研究皆將牙軍專橫目為魏博的重要特征，但李碧妍已指出，田氏家族時代的魏博與成德一樣都是由軍將階層所主導的，直到史憲誠以後才逐漸變成受牙軍支配。[164]但如果表述得更精確一些的話，田氏魏博的權力核心基本上由田氏家族成員構成，這與成德大將分立的傳統又有所不同，這在上文所引《複田承嗣官爵製》《魏州開元寺新建三門樓碑》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若進一步加以考量，可以注意到牙軍跋扈化的原因未必在魏博之內，憲宗時代厚加賞賜的贖買政策無疑大大刺激了牙軍的胃口，推動了魏博的驕兵化，至田布討伐王廷湊時，“魏軍驕侈，怯於格戰”，與田承嗣時代的麵貌已大有不同。[165]
因此，在田弘正歸附之初，唐廷在評價田承嗣祖孫三代在魏博的統治時措辭謹慎，並厚撫其子孫：
贈太尉（田）季安姻戚舊臣，嚐任將相，飾終之典，宜示優崇，其葬事委田興差官勾當，禮物之間，務從周厚。田懷諫在疚之初，政出群小，因致軍府騷然不寧，以其年幼，有足矜憫，待其到京之日，一門量加存恤。[166]
至元和八年，田弘正借《魏府狄梁公祠堂碑》已明確地向魏博軍民宣示要“歸職貢而奉官司，尊漢儀而秉周禮”，一改河北舊俗。因而長慶元年（821）田弘正自魏移鎮時，元稹執筆的田弘正德政碑中關於河朔割據曆史的敘述不但代表了唐廷的政治立場，也是君臣雙方反複斟酌文辭，考慮受眾文化特質後，“使弘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觀敘而愛忠”，精心構思而成的政治宣傳品：
始，安祿山以玄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劫擊郡縣，逾關據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或服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朝覲賦入之宜，皆自為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既而季安悍誕**驕，風勃蠱蠧，發則喜殺左右，漸及於骨肉。[167]
碑文雖對田承嗣一筆帶過，僅敘及田季安本人“悍誕**驕”以致失位，但所強調者有二，一是與之前的《魏府狄梁公祠堂碑》一樣，對安史叛亂以來割據曆史的否定；二則是對河朔藩鎮父子兄弟自相承襲故事的嚴厲批判，不無嘲謔地指出“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眾襲故態，名為副大使”，而將“使千萬眾知君臣父子之道”視為田弘正執掌魏博帶來的根本轉變。這兩條在本質上否定了河朔藩鎮成立的合法性，當中興事業達到頂點時，唐廷欲以此一勞永逸地解決藩鎮問題，但在另一方麵，過去七八年來作為向化表率的魏博軍民正漸漸積聚著不滿，意欲尋找重返河朔故事的機會，而身處旋渦之中的魏博田氏成了最後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