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年號的書寫具有實錄性，我們也可以借助行用唐、燕年號墓誌的分布、數量等窺見雙方控製範圍的消長，不過由於目前所發現的墓誌絕大部分皆出自兩京，這一觀察提供信息的價值受到了相當的局限。也正因如此，在安祿山相繼於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十五載六月攻陷兩京後，盡管肅宗很快就在靈武稱帝並改元，但迄今為止發現行用至德年號的墓誌僅4方，遠少於使用聖武者。其中至德元載十二月葬於平遙的輕車校尉閻神，先世皆無仕宦經曆，誌文雲：“往以羯胡作鯁，有亂天常，公乃應募臨邊，長纓出塞，斬其梟帥，直奉闕庭，旋蒙授上輕車都尉。”[62]大約是安史之亂起後應募從軍的地方人士[63]，誌文行用至德年號，可知肅宗正統的地位至是年末已被廣泛認可。
隨著唐軍攻勢的漸次展開，至德年號開始出現在兩京出土的墓誌中。至德二載九月癸卯收複長安後，十月在郊外舉辦了一場風光的葬禮，安葬的是左領軍衛大將軍彌姐亮。彌姐一作“彌且”，係羌中大姓，散見於十六國北朝史籍中，《周書》曾提及夏州首望彌姐元進。[64]耀州地區曾出土隋開皇中彌姐顯明造像碑與彌姐後德造像碑[65]，知為地方大姓。彌姐亮曾任華陰郡潼津鎮將，長安失守後，“日者國步艱難，詔征翹勇，以公之武足畏也，特拜大將軍”[66]，至德二載寢疾中部，死於王事。[67]因此在長安光複後，立刻為他舉行了正式的葬禮，以酬勳勞。
唐軍繼續乘勝前進，十月庚申，安慶緒出奔相州，壬戌，廣平王的大軍收複洛陽。[68]庚申、壬戌分別是十月十六日、十八日，但直至十七日下葬的長孫君妻杜氏墓誌仍使用了聖武年號。[69]但至次月便可看到唐的年號重新出現在東都，十一月十日有一場葬禮倉促舉行，死者明希晉出身世家，祖父明崇儼因擅術數而得幸於唐高宗[70]，誌文未明言其死因，“當退寇馳城，織途矢刃，獲全伊幸，屬害何驚”，推測大約死於唐軍收複洛陽的戰亂中，於是等到局麵稍稍穩定後，“權殯於洛陽清風鄉曜店裏北邙之原”[71]。同樣死於戰亂的還有王元妻元氏，元氏去世時已九十五歲高齡，“何期魄散於胡兵，金軀隕於鄰室”，至德二載九月廿八日死於亂中，三載正月下葬。[72]上文提及隱居不出的蘇顓也在此之前死於兵匪之手，“會群盜剝其輿，焚其廬，恐凶而病，臲卼而卒”，皆透露出戰亂波及一般士民的景象。
安慶緒奔走至相州後，眾叛親離，特別是隨著史思明的降唐，處於兩麵夾擊之下的安慶緒所能控製的僅是相州周邊。因此提及天成年號的四方墓誌皆發現在相州地區，王光庭及妻劉氏葬於相州，程思泰及妻胡氏葬於相州下轄的鄴縣，楊春及妻□氏張氏則葬於相州治下滏陽縣，辛庭遷窆於故鄴城西南廿裏故縣村[73]，恰好反映出安慶緒版圖日蹙的窘境。幾乎與此同時，在史思明歸唐後，範陽立刻進行了一場更易年號的運動，目前存世的憫忠寺寶塔頌，原碑“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至德”等字石麵明顯凹陷，係磨去原石文字後改刻[74]，所記立碑時間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是史思明歸唐的時間[75]，這一具有紀念意義的時刻無疑出自後來追記[76]。考慮到憫忠寺在範陽城市空間中的重要地位，此碑的改刻重塑了當地的政治景觀，成為史思明歸順的象征。[77]房山石經保留的題記中也透露出了同樣的變化，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後，仿玄宗之故伎，用年號冠名官寺，將唐代的官方道觀開元觀更名為聖武觀[78]，以示維新。而至次月，幽州便出現行用聖武年號的題記，“弟子宣德郎行範陽府範陽縣主簿獨孤擢妻唐 外甥女張十娘子 聖武元年二月八日上經一條”。同樣史思明短暫歸唐期間，乾元年號也出現在題記中，參與造經者不但有一般僧俗，也包括了幽州的軍將，如“幽州節度都巡遊奕烽鋪使汝州梁川府左果毅都尉員外置同正員賞緋魚袋上護軍南陽張鼎造經一條 乾元元年四月八日”。史思明再度起兵後，順天、顯聖等後燕年號同樣不出意外地出現在石經題記中，其中還包括史思明在正式稱帝前行用僅三個月的應天年號。[79]
另兩方發現在兩京之外的墓誌也隱約透露出唐與燕之間的消長，發現在大同的賈君墓誌一合[84]，誌石劃有罫線，但僅刻誌題“燕故河東道橫野軍副使賈府君墓誌並序”，其餘部分未刻文字，似未及完成便倉促下葬。“橫野軍，在蔚州東北一百四十裏，管兵三千人，馬千八百匹”，隸於河東節度使轄下。[85]亂前安祿山雖兼領範陽、平盧、河東三鎮，但起兵時並未真正控製河東，不過河東節度轄下的大同軍在軍使高秀岩的統帥下[86]，叛亂伊始便加入安祿山一方。“命範陽節度副使賈循守範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岩守大同”[87]，其後高秀岩被任命為偽河東節度使，成為安史方麵與唐軍爭奪河東的主將，甚至曾有“令高秀岩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進逼關中之謀。[88]至德二載十月，安慶緒逃奔洛陽後，河東、河南相繼為唐軍收複，燕政權呈土崩瓦解之勢，至十一月“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岩據大同未下”。隨後高秀岩從史思明歸唐，唐廷拜其為雲中太守。[89]高秀岩偽河東節度使實際控製範圍不詳，但結合傳世文獻及賈君墓誌，橫野軍所在的蔚州、大同軍所在的朔州及墓誌發現的雲州，大約是其比較穩定的控製區域，而這方未及刻完的賈君墓誌或許正是高秀岩降唐前匆匆埋入的。
另一方則是上元二年六月的衛思九墓誌，墓誌出土於兗州瑕丘。安祿山起兵後，衛思九“起授潞州上黨府果毅”，參與平叛，時隸於兗鄆節度使能元皓麾下，“時兗鄆節度使、刑部尚書能公尚德寵勞，表公擬遊擊將軍、左金吾衛翊府中郎將，加之紫綬”[90]。能元皓本燕北海節度使，乾元元年二月降唐，能元皓雖歸唐較晚，但之後一直效忠朝廷。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在相州大敗唐軍，進而吞並安慶緒稱帝，九月攻克洛陽，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又在邙山擊敗李光弼，進逼陝。在這兩年中，史思明一直掌握著河南戰場的主動，占領了河南的北部與西部，而位居河南東部的能元皓則顯得有些勢單力孤。他在李光弼邙山敗後，承受了更大的壓力，頻頻與叛軍交戰，四月丁醜，“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史朝義兵”，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91]墓誌雲衛思九“以上元二年夏六月廿日，卒於景賓之官舍”。其子衛景賓時任德州司馬，但由於衛思九九天後便“權殯於瑕丘之臨泗裏之南原”，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自無可能自德州遷葬至兗州，可知當時德州當在叛軍控製下，故衛景賓亦寓居瑕丘。衛思九妻王氏“塍於曆下，今尚睽阻，未遂回棺”，曆城、瑕丘相距不遠，卻未能合葬，可知能元皓曾一度兼領的齊州亦不在唐廷手中。[92]衛思九墓誌中的上元年號透露了在河南戰場最困頓的時候，作為安祿山舊臣能元皓的盡忠與堅守。最終這份堅守迎來戰場的轉機，次年建寅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渡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93]，平盧軍主力的渡海而來，大大增強了唐軍在河南戰場上的實力。[94]
如果說伴隨著唐、燕兩個政權的攻守易勢，墓誌所呈現的是年號的頻繁改易以及死於亂離中士人的匆匆落葬，那麽在安史統治兩京的歲月中，構成出土墓誌主體的中下層士人的麵貌又是如何。盡管在墓誌這種格式化的文體中，中下層墓誌的行文往往更缺乏個性，使得這一群體麵目模糊，難以把握，但仍有些許可供窺測的縫隙。目前所見有完整卒年、葬年資料的行用安史年號墓誌有48方[95]，其中去世與安葬間隔少於一個月者有15方，占據了近三分之一，這大約與一般的印象相符契，亂離期間，諸事潦草，不得不匆匆落葬。[96]但同時呈現的也有一個與之相悖的現象，即在行用安史年號的墓誌中，卒、葬年間隔很長的並不少見，其中相隔5年以上者亦有5方。其中間隔最久的賀蘭君妻豆盧氏，卒於載初元年，至聖武二年曾孫遷葬謀劃祔葬時，時間已過去了近70年。因此，確實不少人依然選擇在戰亂中完成遷延已久的葬事，這與一般的印象恐稍有距離。
既往學者已注意到安史之亂平定後，在動亂中避地江淮的士人紛紛籌措資金、卜定吉期，克服種種阻隔而將在亂中故去的親人歸葬兩京，形成了一股浪潮。[97]第二章曾提到過李粲的經曆便是其中典型：
公晚娶又出，諸子無子，遭厥寇難，彷徨旅次。聞從子吏於南陵，溯流從之，期年少安。洎關右克複，而河洛猶梗。每登高北向，極目鄉思。曰：悠哉悠哉，曷月餘旋歸哉？因遘疾而卒，年亦暮矣。公有長姬，臨沒，以橐中裝數百金謂之曰：謹守此，洛陽無事，葬我於先人之塋，一棺之外，盡以與汝。時中表阻遠，而季弟左宦，亡殯江州。有子猶毀，來窆我於金壇之下。次我又逝，神之為旅十年矣。己酉歲，公之甥為禦史大夫，理揚州。乃心載悲，竭俸以葬，歸於東周。公猶子惟城洎侄孫廷尉評琰實主之。七月癸未，寧神於洛陽北山先大夫之塋次，禮也。[98]
安史亂前，李粲官至濮州刺史，亂起後棄官南奔，乏人依附，不得不托庇於從子[99]，常有故國之思，最終鬱鬱而卒。李粲因晚娶而無子嗣，季弟又遭遠謫，雖不乏財力，卻無親朋替他經營遷葬。直到大曆四年，因其甥韋元甫出鎮揚州[100]，積極推動，最終才在其侄李惟城、侄孫李琰的主持下得以返葬洛陽。這樣的事例很多，直到貞元中，仍有不少士大夫汲汲於此，不但包括出身名門顯宦者，更不乏普通士人罄家竭力的身影：“天寶末，屬國步艱難，版輿江介，雲陽避地，殃釁所鍾，二紀於茲，中間多故，歲月遄邁，奄至茲辰。今罄其有無，選以時日，宅兆既近，玄堂啟扉。”[101]
同樣我們也能讀到不少在安史亂中，因戰亂無法歸葬，無奈權厝異鄉的誌文。如嚴亢、嚴房先後於天寶十二載（753）四月、十三載九月卒於江表，“屬中原未平，鄉路修阻，羈魂□□，返葬何期”[102]，兄弟兩人一同被潦草地權葬於丹徒。即使去世於兩京者，也有因戰亂導致葬事遷延者，如李從偃天寶十五載四月卒於長安青龍佛寺，因亂權窆京師，直到大曆十三年十一月，才最終得以遷祔於河南府偃師縣亳邑鄉淩仙原之舊塋。[103]但總體而言，出身於士大夫階層的逝者，或有親屬子胤不辭辛勞地將其遷葬祖塋，即使權厝於異鄉者，至少亦埋下墓誌存錄生平事跡，以防陵穀變遷，而死於亂離中的普通民眾恐怕並無這樣的幸運。廣德元年有一方特別的義葬墓誌，時任北海縣令的宋公，早年大約曾隸廣平王及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麾下，在代宗繼位之後，出資收斂在戰亂中身亡的將士及民眾：
睹邑裏之破壞，見枯骸之狼藉，親收葬焉……屬秋有赦，複令埋祭。宋公先舉，懸合天心，父母之恩，孰能如此。其致墓也，選高固於縣城之南，建大墓於營丘之北，東臨白水，西枕青山。靈柩既多，男女合雜，各歸房戶，共為一墓。衣冠服飾車馬牛羊什物器玩，悉宋公之自費，無賦於他人。以廣德元年歲次癸卯十一月庚子朔廿五日甲子葬事畢矣。[104]
誌文中提及的“屬秋有赦”，係指寶應二年（763）七月上尊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改元廣德，大赦天下，除了赦書常規的內容之外，還特別寬宥“其安祿山、史朝義親族應在諸道一切原免，並無所問”[105]。宋公斂葬死於戰亂無辜吏民的義舉，當係奉大赦詔書之意行事，亦是大亂之後恢複秩序、安定民心的有效措施。[106]
因此，在動亂導致葬事或潦草或遷延的大背景下，選擇在戰火正熾時將過世已久的親人遷葬或合祔，無疑顯得有些突兀。從誌文中提供的信息來看，這些遷延已久的葬事之所以能夠在安史之亂中被提上議事日程，或與誌主後胤仕宦於新政權，從而具備了舉辦葬事的能力有關。[107]例如張義琛，其祖張後胤初唐官至國子祭酒，贈禮部侍郎，陪葬昭陵。[108]盡管出身唐初功臣家族，但至盛唐家道已中衰，張律師、張義琛父子皆僅仕至州司馬，張義琛開元十八年（730）卒於楚州司馬任上後，過了近三十年仍無法與妻子孫氏合祔，誌文中提及“嗣子燕右金吾胄曹曰澄，未遑宅兆，中年棄世”，推想其子張澄大約因仕燕，重振家道，才得以有能力籌劃完成葬事[109]，但仍未及舉行便告去世。最終完成葬事的使命落在其孫身上，“□□□以未冠之年，當杖苴之日，方備於□君□□□□儀式及於王父”，張義琛、張澄同時安葬，葬禮舉行的聖武二年十月十六日，郭子儀統帥的大軍已經兵臨洛陽城下，正是在這一天安慶緒棄守洛陽、出奔相州，為這場一波三折的葬事畫上了驚險的句號。借此我們可以注意到，盡管安史之亂造成了巨大的動**，同時也給不少人製造了脫離原有社會階層的機遇。如上文提及的段喜妻常氏墓誌，段喜因子仕燕而獲褒贈，推測其妻常氏“河內郡君”的誥封亦如是。另一個例子是曹君及妻康氏墓誌，從姓氏推測曹君夫婦可能出自昭武九姓，但曹君本人中年出家，僧臘30餘年，去世已有86歲高齡，早無預世情，但因其“嗣子彥瓌，卓立傑出，挺生天姿。宿昔龍潛，早預紀綱之仆；今承鳳詔，忽如環列之尹”，意外獲得了一場風光的葬禮。
另一個值得玩味的例子是唐恕墓誌，許州扶溝縣丞唐恕因為坐堂侄唐晙之累而遭遠貶，唐晙係初唐功臣唐儉曾孫，娶太平公主女，先天政變中為玄宗所誅[110]，唐恕開元五年（717）七月死於永州貶所，起先“賴季弟願自永陽輤葬造洛殯於鼎門外”。或因初葬較為潦草，至聖武二年三月重葬於龍門北張村，這次主持葬事的是唐恕妻族，妻侄賀蘭廣起到了關鍵作用，“廣思大人先誌及姑在堂，初懼兵車未寧，又喜日時之吉”，盡管誌文將為何選擇在動亂中舉行遷延已久重葬的原因解釋為“擇時”[111]，但賀蘭廣燕福昌尉的身份或許也為新卜葬地提供了幫助。[112]當然“擇時”本身確實也是時人選擇葬禮時間的重要依據[113]，分別去世於開元二十三年及天寶十載（751）的李庭訓、崔上真夫婦，“嗣子仙裔，相州參軍。頃兵革不息，避地江幹，長女二娘、幼女九娘在都，屬其年大通，日夜號訴，良婿興慟，是卜是營”。盡管嗣子李仙裔當時避地南方，並未在洛陽，但因吉時難逢，不得不在女兒、女婿的主持下於順天二年十一月完成合祔。而安史之亂平定後，因陷偽遭貶為台州司戶的鄭虔，卒於台州後籌備遷葬回洛時，家屬亦麵臨類似的選擇：“昨以詢於長老，卜於龜筮，得以今年協從是禮。長女、次女相謂曰：吾等雖伯仲未集，而吉歲罕逢，今誓將畢乎大事。於是自江涉淮，逾河達洛，萬裏扶持，歸於故鄉。”為趕在卜定的吉時落葬，即使兄弟未能齊聚，也在女兒們的主導下完成了葬事。[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