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天寶初，玄宗皇帝創開甲第，寵錫燕戎。無何，貪狼睢盱，豶豕唐突。亦既梟戮，將為汙瀦。肅宗皇帝若曰：其人是惡，其地何罪。改作洞宮，諡曰回元。乃範真容，以據正殿，即太一天尊之座，其分身歟。[119]
肅宗在回元觀塑造老子真容的舉動，大約不無厭勝之意，借助政治空間的重構，宣示了與安祿山的決裂。另一方麵，檢索史籍，亦不難注意到，在安祿山叛亂後，唐代官方文獻及稍後編纂的實錄、國史中已固定地將安史稱為“逆胡”[120]，這一蔑稱具有官定的色彩。這些舉措的推行無疑都有彰顯唐、燕兩個政權之間勢不兩立、形同水火的意圖，這種對立同時也成為現代史家理解安史之亂的重要起點。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截然對立的形象大都是在安史之亂後才漸次生成的，從行用安史年號墓誌透露出的信息來看，起初並非如此。
在安史治下的洛陽，原有士大夫的人際網絡依然得以維持，唐室忠烈與安燕新貴之間並沒有那麽壁壘分明。如上文提及的因參與河北諸郡起義而被殺的司馬垂，死後家徒四壁，“公前後秩俸給孀孤吉凶之費，餘悉為舅氏塞債。及啟手足，笥無具製，廚無盈炊”，賴舊友燕禦史中丞獨孤問俗的襄助才得以順利下葬，“禦史中丞獨孤問俗，公所親重。經營喪事，歸葬河南府”，可見雖分屬兩個陣營，並未傷及私誼。[121]同樣，李華作為安史政權的中書舍人，亦不避忌先後為司馬垂、姚辟兩位唐之忠烈撰寫墓誌，並盛讚因密謀反抗安祿山而被殺的姚辟是“危不忘本，死不逃法”的仁義之士。姚辟雖因反對安祿山而被殺，並連及家族，但最終仍被允許收斂安葬，“聖武二年有詔：原前後坐法者，仍許收葬”，透露出政治氣氛仍有放鬆的時候，而為其操辦喪事的“君之故人殿中侍禦史彭城劉為幹等數人”，恐怕也是陷偽的唐舊臣。[122]事實上，如本書第二章所述，在安祿山攻陷兩京之後，有大量唐舊臣陷偽，搖身一變成為新政權的顯貴，時稱“為賊所汙者半天下”[123]。盡管這些唐舊臣並未真正躋身燕政權的決策核心，但如陳希烈、達奚珣之輩皆被授予高位，安祿山無疑也樂意利用這些玄宗朝的名臣顯宦來裝點門麵、邀買人心。在此背景下，兩個政權的文臣群體實有相當的延續性，原有社會網絡也依然得以運轉如常。因此，本章借助墓誌所透露出的零散信息對士人心態的索隱，所勾勒安史治下兩京社會的“變”與“不變”，也應當放在這一大的時代背景中來加以理解。
表一 行用安史年號墓誌出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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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 語石異同評》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7～38頁。
[2] 凍國棟：《墓誌所見唐安史亂間的“偽號”行用及吏民心態》，見《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第259～277頁。後凍國棟又以盧涚墓誌為個案進一步申論了其觀點，參見《讀〈大燕故魏府元城縣尉盧府君（涚）墓誌序〉書後》，見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6輯，第203～208頁。另查屏球也曾借助行用安史偽號墓誌探討亂中的士人心態，參見《從遊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79～384頁。
[3] 墓誌的基本信息及出處詳見章後附表一，為行文省便，本章引述表中墓誌，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4] 其中最重要的是安祿山謀主嚴莊之父嚴複、弟嚴希莊墓誌，相關研究可參見本書第一章。
[5] 《語石 語石異同評》卷一，第38頁。
[6] 凍國棟：《墓誌所見唐安史亂間的“偽號”行用及吏民心態》，見《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第266～268頁。
[7] 《舊唐書》卷一九〇中《李邕傳》，第5043頁。
[8] 傳統的金石學頗重視對金石例的討論與概括，這點在現代學術中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承繼。某種意義上而言，隻有將括例與考釋相結合，才能更準確地解讀石刻文本。參見葉國良：《石學蠡探》序，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1～3頁。
[9] 例如前引宋微墓誌雲“至德之初，王室多故”，仍以稱唐為“王室”，但後文又雲“□大燕創業、楚才晉用”，可知前文的“王室”不過習慣而已，並無深意。又如下文提及朱泚時的石暎墓誌，雖用幹支紀年暗示了誌主心懷唐室，但誌文中卻稱唐為“前朝”，亦是墓誌書寫習慣之一例。
[10] 安史叛軍攻陷長安的具體時間並無明確記載，《資治通鑒》卷二一八《考異》折中各家之說，認為當在六月十六日或十七日之後（第6979頁）。
[11] 呼嘯：《新發現大燕〈趙府君墓誌銘〉淺析》，見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碑林集刊》第17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9～36頁。
[12] 如下文所論述的那樣，在行用安史年號的墓誌中，與趙嗣宗墓誌類似，誌題書燕國號，後麵所署官位為唐所授者，頗為常見。
[13] 趙嗣宗墓誌誌蓋篆“大燕故趙府君墓誌銘”。
[14] 《舊唐書》卷一二八《顏真卿傳》，第3591頁；另參殷亮：《顏魯公行狀》，《顏魯公文集》附錄，四部叢刊本。
[15] 《全唐文補編》，第2280～2281頁。相關考釋可參周錚：《司馬垂墓誌考證》，載《中國曆史博物館館刊》1996年第1期，第118～125頁。但本文所論及的問題或與周文不同，或周文未涉及，讀者自可參看。
[16]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第231頁；《資治通鑒》卷二一九，第7005～7006頁。
[17] 殷亮：《顏魯公行狀》，《顏魯公文集》附錄，四部叢刊本。
[18]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並不見載於《舊唐書·顏真卿傳》，《新唐書·顏真卿傳》《資治通鑒》皆據《行狀》補入。
[19] 起先無疑玄宗更具有正統性，如玄宗入蜀途中於七月丁卯下製，部署平叛事，“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製下，始知乘輿所在”，穩定了四方人心（《資治通鑒》卷二一八，第6983～6984頁）。玄宗入蜀，獲悉肅宗自立，乃於八月丁酉下詔遜位，但從成都出發的韋見素、房琯等至九月丙子才齎冊書及傳國寶至，正式宣布此事，河北義軍未必能及時獲悉。參見《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第242、244頁。
[20]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考異》引《張中丞傳》，第6989頁。
[21] 如困居長安的杜甫《哀王孫》雲，“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於”（《杜甫集校注》，第207～208頁），知杜甫在賊中仍能獲得唐廷方麵的消息。由於詩中有“已經百日竄荊棘”一句，曆代注家多將此事係於至德元載九月，謝思煒認為當作於回紇援兵消息至後。
[22] 與司馬垂兄弟墓誌情況類似的是楊濤墓誌。從誌文來看，曾任安東大都護府戶曹參軍兼平盧軍司馬的楊濤當係唐之純臣，墓誌對楊濤的卒年語焉不詳，推測其可能參與了平盧軍反對安祿山的起兵而被殺。誌蓋題“楊公墓誌”，誌題署“太子家令楊公銘並敘”，皆未署國號，不知是否有深意存焉，但誌文仍使用了安史年號。
[23] 這兩方墓誌拓片刊賈振林編著：《文化安豐》，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24～425頁。
[24] 這兩方之外，葬於大曆元年十二月的辛庭，墓誌中也提及了“天成”年號，隻不過在“天成”前加一偽字，參見《唐代墓誌匯編》大曆002，第1762頁。
[25] 《資治通鑒》卷二二〇，第7037頁。
[26] 《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第241頁。
[27] 這種案例在唐代墓誌中並不僅見於安史時，如石暎墓誌，《唐文拾遺》卷四七，《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0911頁。由於誌蓋篆大漢，用幹支紀年，之前學者多誤以為是北漢墓誌，柯昌泗指出係興元二年朱泚之亂時葬於長安的墓誌，故用幹支紀年以寄意。參見《語石 語石異同評》卷一，第38頁。
[28] 《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匯編》，第390～391頁。按蘇顓未出仕，所謂百石君，蓋指寓居汝南，“夏課絲千兩，冬入粟百石以自奉……汝封人共號百石君”。
[29] 另外兩個可注意的例子是趙留四墓誌及袁恒墓誌。趙留四天寶十四載六月卒於鄴，至次年二月安葬時，安祿山已稱帝建元，誌題作“大唐故處士趙府君墓誌銘並序”，並雲“即以度載二月乙酉朔十二日景申遷厝”，避免使用聖武年號（《唐代墓誌匯編續集》天寶114，第665頁）。袁恒為名臣袁仁敬之子，天寶十四載夏卒於晉陵，次年四月遷葬洛陽，用“翌歲”回避了年號問題，誌蓋篆“故袁公墓誌銘”，誌題作“故晉陵郡晉陵縣令袁府君墓誌銘”，未書國號（拓本刊《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第829頁）。
[30] 除了上文論及的宋微墓誌，類似例子尚有封安立墓誌。
[31] 新近綜合性的討論可參見凃宗呈：《洛陽萬安山南原的姚崇家族墓地——以墓誌和神道碑為中心》，見《中國中古史研究》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16～140頁。可惜除姚懿墓係考古發掘，其餘皆盜掘出土，損失了大量寶貴的信息。
[32] 姚勖墓誌，《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匯編》，第606～607頁。
[33] 相關考釋參見張明：《唐〈姚辟墓誌〉考釋》，《唐史論叢》第24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263～268頁。
[34] 姚伾墓誌記“以聖武二年□月廿日，陪葬於先塋之西北三百步，禮也”，月份恰好漶漫，而姚辟葬於是年四月廿日，日期與姚伾同，推斷所缺者蓋“四”字。
[35] 姚辟墓誌誌蓋題“姚府君墓誌銘”，亦未書國號。
[36] 《新唐書》卷二〇三《李華傳》：“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第5776頁）。
[37]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安慶緒傳》，第6421～6422頁。
[38] 《資治通鑒》卷二二〇，第7042頁。
[39] 《安祿山事跡》卷下，第109頁。
[40] 章群：《通鑒、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27～44頁。
[41] 除此之外，房山石經中也有聖武二年三月題記，但未見用載初年號者，參見《房山石經題記匯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105頁。
[42] 其中尚需辨析的是賀蘭君妻豆盧氏墓誌，此誌誌文簡短，僅數十字：“載初元年九月十四日，故澤州錄事參軍賀蘭府君夫人豆盧氏墓。聖武二年二月十八日，曾孫將舉大事，不獲皇考，不克祔葬，已俟他歲，求於良聖記。”前揭凍國棟文對此誌有詳細討論，認為此誌兩處提及安史偽號，並將“將舉大事”推測為結眾抗擊安祿山，似對文意有所誤讀。按誌文所謂“曾孫將舉大事，不獲皇考，不克祔葬”，是指試圖將賀蘭府君及妻豆盧氏合葬而未果，因此文中的載初，是武後所用的年號，係豆盧氏初葬的年份，與安史無涉。
[43] 查屏球已指出了這點，參見《從遊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第379～380頁。當然還存在另一種可能，由於安祿山於聖武二年正月被殺，若安慶緒遵循逾年改元之義，則要至次年才改元載初，但至十月唐軍便收複洛陽，安慶緒出奔相州，載初年號或曾頒布，但未及行用。
[44] 《資治通鑒》卷二一九，第7012頁。
[45]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第245頁。但《舊唐書》卷二〇〇上《安慶緒傳》雲，“二月，肅宗南幸鳳翔郡，始知祿山死”（第5372頁），則唐廷較晚才獲悉此事。
[46] 《安祿山事跡》卷下，第108頁。
[47] 《安祿山事跡》卷下，第110頁。
[48] 《舊唐書》卷一二九《張弘靖傳》雲其長慶初“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知安祿山墓在範陽，此是史思明招魂葬後建造的墳塋（第3611頁）。
[49] 直到至德二載十月唐軍兵臨城下之際，安慶緒仍為嚴莊之父嚴複、弟嚴希莊舉行了隆重的葬禮。
[50]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安祿山傳》（第6418頁），卷二二五上《史思明傳》（第6430頁）。按《舊唐書》卷二〇〇上《安祿山傳》雲“賊竊號燕國，立年聖武”（第5371頁）。
[51] 凍國棟《讀〈大燕故魏府元城縣尉盧府君（涚）墓誌序〉書後》一文受此誤導，將盧涚墓誌中“大燕元年正月廿七日”理解為順天元年，恐不確（第205頁）。事實上，細繹墓誌中“屬天地草創，家國未寧，公以忠信自持，回避無顧”等略顯含糊的描述，可以推測聖武元年正月死於魏州官舍的盧涚更有可能是因為仕偽，被顏杲卿領導的義軍所殺。
[52] 《安祿山事跡》卷下，第101、110頁。按《資治通鑒》卷二一七明確記載安祿山所建國號即為“大燕”（第6958頁）。
[53] 李碧妍指出與安祿山不同，史思明稱帝後，急於舉行郊天大典，有一係列整備禮製的計劃，崇重佛教，軍隊中也不再以蕃將占據主導，顯示出了較強的漢化傾向（《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第286～289頁）。另本書第二章對前後燕之間在政治、軍事結構的變化也有論述。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前燕政權的政治中心在洛陽，因此如嚴複等皆自河北歸葬於此，而史思明雖亦控製洛陽，但死後卻歸葬範陽，其“號範陽為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新唐書》卷二二五上《史思明傳》，第6430頁），似仍以範陽為根本。
[54] 由於誌文中未出現年號，僅誌題署“大燕”國號，《唐代墓誌匯編》將其係於安祿山時。彭文峰《〈大燕贈右讚善大夫段夫人河內郡君溫城常氏墓誌銘並序〉係年考論》已注意到誌文中“前燕”一詞，將其係於順天中（《唐代墓誌中的地名資料整理與研究》，第416～419頁），大致可從，更穩妥的辦法是將墓誌係於後燕。
[55] 《安祿山事跡》卷下，第101頁。
[56] 按宋微是在史思明攻占洛陽後陷偽的，故所謂“大燕創業”，隻能是後燕而非前燕。
[57] 根據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冊、哀冊，稱之為“昭武皇帝”（《北京豐台唐史思明墓》，載《文物》1991年第9期，第30頁）。對於“昭武”之稱的含義，學者意見分歧，袁進京《唐史思明玉冊試釋》認為表現了粟特人的身份認同（見於炳文編：《跋涉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255～256頁）；陳尚君則懷疑“昭武”模仿的是十六國後燕慕容熙的諡號，如果後一種推測可以成立，倒是為史思明集團的“後燕”認同提供了證據，參見《石刻所見玄宗朝的政治與文學》，見《貞石詮唐》，第54頁。
[58] 誌文提及其子令望為奉諫郎行光祿寺丞上柱國賜緋魚袋仍中書驅使，從其任官來看，當具文才，這也為誌文存微言大義提供了一旁證。
[59] 安史一方亦製作或利用關於“燕”的謠讖，如“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一貫錢”（《安祿山事跡》卷下，第101頁）。盡管姚汝能將其解釋為“氈上一貫錢者，言祿山隻得一千日”，但這隻不過是安史之亂平定後解釋的轉義。安祿山雲“才入洛陽，瑞雪盈尺”，明顯是將此視為燕興起的祥瑞。
[60]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史思明傳》作“大聖周王”，第6430頁。檢《太平禦覽》卷一一二引《唐書》《舊唐書·史思明傳》皆作“大聖燕王”，知《新唐書》誤。
[61] 或許我們也因此能夠理解史思明命官稷一撰寫的安祿山、安慶緒墓誌，並沒有用代表皇帝的玉冊之禮，是出於對前朝有所貶損。同樣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揚州發現的隋煬帝墓，隨葬的也是墓誌而非玉冊。但在史思明墓中發現了玉冊，相關考古信息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豐台唐史思明墓》，載《文物》1991年第9期，第28～39頁。
[62] 《唐代墓誌匯編續集》至德001，第670頁。
[63] 時官爵猥濫，“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資治通鑒》卷二一九，第7024頁）。
[64] 《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91頁；《周書》卷二七《蔡祐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443頁。
[65] 彌姐顯明造像碑、彌姐後德造像碑，拓本及釋文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省銅川市藥王山管理局編：《陝西藥王山碑刻藝術總集》第4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第3～15、24～43頁。
[66] 彌姐亮雖係蕃人，但父、祖皆未仕宦，應當並不是蕃部中的豪酋，對其地位不宜估計過高，且亂中“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資治通鑒》卷二一九，第7024頁）。
[67]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3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05頁。
[68]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第247頁。
[69]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葬日係事先卜定，墓誌在落葬前也已刻成，並非完全的實錄。另值得一提的是趙懷璡墓誌，目前各書皆係於至德二載九月，但墓誌中實未出現至德年號，誌文雲趙懷璡“以天寶十五載三月四日歸化於西都靜恭之私第”，“明年九月季旬之二日，合祔於北邙原”，趙懷璡恰好是在雙方激戰正酣時，從長安歸葬洛陽。需要指出的是直至是年十月，洛陽發現的墓誌仍一律行用聖武年號，而此方墓誌右上部殘損，已不見誌題，頗疑此誌當題燕國號。拓本刊《千唐誌齋藏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07頁。
[70] 《舊唐書》卷一九一《明崇儼傳》，第5097頁。
[71] 明希晉墓誌，《唐代墓誌匯編》至德002，第1731頁。
[72] 王元妻元氏墓誌，《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第752頁。
[73] 辛庭墓誌，《唐代墓誌匯編》大曆002，第1762頁。
[74] 葉昌熾對此類現象曾有概括：“又若閏朝僭號，諱於納土之餘，吳越錢氏諸碑有建元者，宋初納土後皆毀去。所毀經幢尤多。叛鎮紀年，削自收京以後。憫忠寺寶塔頌，史思明紀年皆磨去，重刊唐號。”（《語石 語石異同評》卷九，第532頁）正是由於石刻具有景觀效應，於是碑刻的建造、破壞、重建乃至改刻往往透露出政治風向的變化，進一步的討論參見本書第四、五章。學者指出在青銅器上便已出現類似的情況，參見來國龍：《記憶的懲罰：春秋時期銅器上有意磨毀改刻的銘文》，見朱淵清、汪濤編：《文本·圖像·記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9～44頁。
[75] 之前學者多指出史思明於至德二載十二月歸唐，故碑刻十一月誤，《金石萃編》卷九一匯錄了諸家意見（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0年）。但做進一步考察的話，《舊唐書·肅宗紀》記十二月己醜，史思明歸唐。按十二月甲辰朔，無己醜，故《新唐書·肅宗紀》改為乙醜，《資治通鑒》從之，其實至德二載十一月乙亥朔，十五日恰為己醜，若此史思明歸唐的時間，實錄係錯月份的可能性更大。
[76] 《金石萃編》卷九一引《庚子銷夏記》等皆已注意到碑文所記肅宗“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的尊號是在至德三載正月才上的，並非當時實錄（參見《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第251頁）。
[77] 憫忠寺寶塔頌的拓本見榮新江、張誌清編：《從撒馬爾幹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跡》，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153頁。較為細致的研究可參見尤李：《〈憫忠寺寶塔頌〉考釋》，載《文史》2009年第4輯，第107～132頁。
[78] 彭文峰：《大燕馬淩虛墓誌考釋》，見《唐代墓誌中的地名資料整理與研究》，第438頁。
[79] 《房山石經題記匯編》，第104～107頁。
[80] 《唐代墓誌匯編續集》乾元008，第680頁。
[81]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第257頁。
[82] 李百勤編：《河東出土墓誌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頁。
[83] 除此之外，查屏球曾指出《唐代墓誌匯編續集》上元001所收張備妻李三娘墓誌（第682頁），雲其上元元年十一月葬於洛陽，在史思明治下仍有用李唐年號者。按檢核墓誌，不難注意到張備卒於永徽元年，李三娘卒於上元元年，此係高宗所用上元年號，非肅宗時，《唐代墓誌匯編續集》係年有誤。（《從遊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第383頁）
[84] 賈君墓誌、蓋，刊大同市考古所：《山西大同西北郊五代墓發掘簡報》，載《文物》2016年第4期，第26～31頁。墓誌僅刻誌題，考古報告認為其為五代劉守光行用燕國號的墓誌。劉未《賈府君墓》一文指出劉守光控製的範圍未曾至大同，而且墓的形製及出土文物（彩繪陶罐、銅鏡等）的組合反映的是天寶年間樣式，當定為行用安史年號墓誌（“雞冠壺”微信公眾號，2016年5月29日），今從之。
[85] 《舊唐書》卷三八《地理誌》，第1386～1387頁。
[86] 關於高秀岩之前的經曆，隻知其曾隸於哥舒翰麾下，參與攻克吐蕃石堡城之役，似非安祿山舊部（《舊唐書》卷一〇四《哥舒翰傳》，第3213頁）。清代金石學家曾著錄《渤海郡王高秀岩墓碑》，如武億：《授堂遺書》第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第17～18頁。陳尚君《全唐文補編》據同治《稷山縣誌》輯出，並考訂其係偽托（第729頁）。
[87] 《資治通鑒》卷二一七，第6934頁。
[88] 《新唐書》卷二二五上《安祿山傳》，第6417頁。
[89] 《資治通鑒》卷二二〇，第7044、7048頁；《舊唐書》卷二〇〇上《史思明傳》，第5379頁。
[90] 衛思九墓誌，《山東石刻分類全集·墓誌卷》，青島，青島出版社，濟南，山東文化音像出版社，2013年，第141頁。初步討論見樊英民：《山東兗州的四件唐代碑誌》，《唐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60～361頁。
[91] 《資治通鑒》卷二二二，第7113～7114頁。其中六月甲寅條，胡注已指出：“按上卷五年冬書兗鄆節度使能元皓。詳考本末，‘青密’恐當作‘兗鄆’”，而衛思九恰是在上元二年六月廿九日下葬，誌文提及“時兗鄆節度使、刑部尚書能公”，可證《資治通鑒》之誤。
[92]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乾元元年九月：“貝州刺史能元皓為齊州刺史、齊兗鄆等州防禦使。”（第253頁）
[93] 《資治通鑒》卷二二二，第7118頁。
[94] 關於這段時間河南戰場局勢的分析，參見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第36～57頁。
[95] 此處所謂卒葬年資料完整，係指在不影響統計情況下，個別如盧式虛妻崔氏墓誌，雖因誌石殘泐無法知其確切的卒、葬日，但其卒、葬在同月則無疑問，因此也列入。
[96] 甚至一些出自顯宦家族的墓誌亦寫作草率，如顯聖二年十月落葬的孫公是開元中“為王言之最”的大手筆孫逖之子，但寥寥三百餘字的簡短誌文竟混淆了其卒月與葬月，“維顯聖二年，歲在壬寅，秋七月十三日，河南府孫君卒”，“即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於南縣通鄉之原”，錯亂至此，可知誌文當出自下層文士之手。
[97] 概觀性的研究可參見盧建榮：《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第52～68頁。一些資料豐富的個案也早為學者所留意，如第二章中述及的崔祐甫家族，參見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第122～125頁。
[98] 《全唐文補遺》第8輯，第76頁。
[99] 安史之亂爆發後，中原士大夫拋棄家園財產，南下避難，雖得以苟全性命於亂世，但因此導致生活困頓者，亦不稀見，如與李粲出自同族的李震一家，其妻王氏墓誌雲：“及中原盜賊，士多以江海為安。而夫人第二息瑉求祿烏程，東征之故，自此始也。後長息端吏弋陽，次息韶吏揚子，瑉又淮陰長。南浮北流，滯淹星歲。曰餘小子遭寇難，往謫來蹇，食貧用拙。兩地空匱，而千裏為恨。”（《全唐文補遺》第8輯，第77頁）李震本人卒於天寶十四載四月，安祿山起兵後，其妻王氏奔於江淮，十餘年間輾轉依附於在南方任官的諸子，至大曆八年卒於揚州，至死都未能北返。
[100]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大曆三年閏六月：“以尚書右丞韋元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禦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等使。”（第289～290頁）
[101] 李巒墓誌，《唐代墓誌匯編》貞元024，第1854頁。
[102]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4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461頁。
[103] 李從偃墓誌，《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第640頁。
[104] 墓誌題作“義葬墓誌銘並序”，拓片刊《山東石刻分類全集·墓誌卷》，第142頁。
[105] 《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第272頁；《唐大詔令集》卷九《廣德元年冊尊號赦》，第57～58頁。
[106] 從這方義葬墓誌的行文來看並無宗教色彩，係由地方官員私人出資、主持的救濟事業，但據學者的研究，義葬、義食這類觀念的流行與佛教福田思想有關，參見劉淑芬：《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會救濟的個案研究》，《新史學》5卷4期，第1～14頁。
[107] 歸葬合祔對於唐代士大夫而言是相當沉重的經濟負擔，參見鄭雅如：《親恩難報：唐代士人的孝道實踐及其體製化》，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第158～167頁。
[108]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張後胤傳》，第4951頁。按張義琛及妻孫氏墓誌記張後胤獲贈禮部尚書、新野縣開國公。
[109]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張澄官位不高，但為其父撰寫墓誌的祁順之是燕戶部侍郎，地位顯赫，或是張義琛生前舊友。
[110] 《舊唐書》卷五八《唐晙傳》，第2307頁；《資治通鑒》卷二一〇，第6682頁。
[111] 按喪葬擇時是當時普遍的思想，但誌文中提及的“擇時”，往往也有作為飾詞的一麵。如桑萼及妻王氏墓誌記其肅宗元年十一月卒於史朝義控製下的洛陽，後一直“攢窆洛城南纏私第”，盡管墓誌自稱“久俟通年，獲此龜吉”，故至貞元五年八月方才歸祔河南縣平樂鄉。但閱讀誌文不難發現，近三十年後得以完成合祔的真正原因是“愛子曰初，朝散大夫、試鴻臚卿”，稍振家聲，才能“傾家盡產，卜宅從儀”（《唐代墓誌匯編》貞元023，第1853～1854頁）。
[112] 賀蘭廣福昌尉之任雖稱不上顯達，但足以幫助重新安葬，類似的情形見第二章中討論過的蔣清一家。王袞任伊闕主簿後，完成了遷延達二十年之久的盧氏與蔣清的合祔。事見王汶妻蔣氏墓誌，《唐代墓誌匯編續集》大和001，第879頁。
[113] 相關討論參見吳羽：《五音姓利與北朝隋唐的葬埋擇吉探微》，載《中山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第118～128頁。
[114] 關於鄭虔墓誌的討論，可參見陳尚君：《〈鄭虔墓誌〉考釋》，見《貞石詮唐》，第207～232頁。
[115] 《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第248頁；《新唐書》卷二二五上《安慶緒傳》，第6424頁。
[116] 《舊唐書》卷一三二《李抱玉傳》，第3646頁。
[117] 拓本刊李明、劉呆運、李舉綱主編：《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06頁。
[118] 《唐代墓誌匯編續集》興元003，第733頁。
[119] 馬驥：《西安新出柳書“唐回元觀鍾樓銘碑”》，載《文博》1987年第5期，第3～4頁。
[120] 盡管唐代實錄、國史今已不存，但采擷實錄、國史編纂而成的《冊府元龜》及多因襲國史舊文的《舊唐書》中，逆胡之稱觸目皆是。在唐代官方發布的詔令，如《諭西京逆官敕》《收複西京還京詔》（見《唐大詔令集》卷一一八、卷一二三）中亦皆稱安史為逆胡。在大多數情況下，逆胡係指安祿山，但個別亦有指代史思明者，例如《太平禦覽》卷一一二引《唐書》：“逆胡史思明陷洛陽。”（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540頁）這種唐代官定蔑稱在史籍中留下痕跡的，目前仍能找到其他例子，如武宗時平定昭義劉稹之亂，在唐國史中稱其為“賊稹”，這一稱呼散見於《李德裕文集》及《舊唐書》相關傳記。
[121] 司馬垂墓誌署“宣德郎行右羽林軍倉曹參軍侄恬書”，則其侄司馬恬當曾仕燕。
[122] 盧巽墓誌記史思明控製下的洛陽：“忠烈僵屍相望，躬率僮仆，潛為掩瘞。”（《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匯編》，第460～461頁）
[123] 《資治通鑒》卷二二〇，第70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