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安史政權維係時間不久，存世文獻有限，其所行用的年號，特別是安慶緒謀殺安祿山，自立為帝後的幾次改元，因時局板**，史籍記載頗有抵牾之處，主要出處有二：
因傳疾甚，偽詔立（安）慶緒為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偽尊太上皇。既襲偽位，改載初元年，即縱樂飲酒，委政於（嚴）莊而兄事之……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眾來，邢、衛、洺、魏募兵稍稍集，眾六萬，賊複振。以相州為成安府，太守為尹，改元天和。[37]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府，改元天成。《考異》曰：《唐曆》曰改元天和。《薊門紀亂》曰改元至成，與實錄年號不同。紀年通譜兩存之。今從實錄。[38]
《新唐書·安慶緒傳》所記安慶緒的兩次改元，本《舊唐書》所無，係其增益，可略辨其史源。據《考異》可知，改元天和事，本自《唐曆》，另檢《安祿山事跡》亦記此事[39]，後被《新唐書》采錄；實錄則作天成，為《資治通鑒》所采信。眾所周知，《資治通鑒》編纂多參酌實錄，但未記改元載初事，或可從反麵推測《新唐書·安慶緒傳》所雲改元載初事亦不出自實錄，《新唐書》編纂好采小說，此亦為一例。[40]若進一步參酌出土墓誌，則可解決文獻記載的分歧。
安祿山於聖武二年正月遭謀殺後，據《新唐書》記載，安慶緒繼位初即改元載初，但目前所見聖武二年二月至十月墓誌已達24方之多[41]，其中並無使用載初年號的墓誌[42]，足以證明載初年號未嚐行用。[43]但墓誌材料中連帶引出的疑問是史載安慶緒篡位後，秘不發喪，偽尊安祿山為太上皇，到底至何時才正式公開安祿山的死訊。《資治通鑒》將兩事連書：“乙卯旦，（嚴）莊宣言於外，雲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44]另據《舊唐書·肅宗紀》，唐廷方麵似乎也很快獲悉燕政權內訌的消息，至德二載正月乙卯“逆胡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45]，從傳世文獻記載來看並無疑義。但聖武二年十月燕中書舍人趙驊所撰的嚴複墓誌卻仍雲“既而太上皇蓄初九潛龍之姿”，“皇帝於是下哀痛之詔，申褒崇之典”，將太上皇與皇帝並列，顯示在安史叛軍內部，一直未正式公布安祿山的死訊。由於嚴複係燕權臣嚴莊之父，墓誌製作精良，平闕嚴格，誌文出自燕官方手筆，其表述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另考慮到安慶緒繼位之後，沿用了聖武年號而未改元，似為此也提供了一個旁證。根據墓誌提示的線索，我們再來分析傳世文獻中的其他記載：
（嚴）莊明日宣言於外，稱祿山疾亟，偽詔立慶緒為皇太子，軍國事大小並決之於慶緒。偽即位，尊祿山為太上皇。慶緒常兄事嚴莊，每事必谘之。[46]
比較上文所引《資治通鑒》與《安祿山事跡》的文字，觀《資治通鑒》頗有因襲之處，但“然後發喪”四字並不見於《安祿山事跡》，兩《唐書》安祿山、安慶緒本傳亦未記發喪時間。《安祿山事跡》又載史思明稱帝後，“令偽史官官稷一撰祿山、慶緒墓誌，而祿山不得其屍，與妻康氏並招魂而葬，諡祿山曰光烈皇帝，降慶緒為進剌王”[47]，似暗示安慶緒此前並未正式安葬安祿山。[48]事實上，直至聖武二年九月之前，唐廷對於燕的軍事壓力並不大，安慶緒本應有充分的時間為其父舉行盛大的葬禮。[49]
至德二載十月，唐軍收複洛陽後，安慶緒奔逃至相州，收輯餘部，稍穩住陣腳後，以相州為成安府，改元天成。由於《資治通鑒》係其事於至德二載十月，一般以為安慶緒至相州後，立刻改元。新發現使用天成年號的程思泰及妻胡氏墓誌廓清了這一疑問，誌文雲：“以天成元年歲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遷葬於鄴縣八裏平原，禮也。”則安慶緒直至次年即唐乾元元年，才改元天成。那麽是否有可能安慶緒奔至相州後，原有局麵無法維係，才正式公布安祿山的死訊，並於次年改元。以上墓誌中透露的幾處片段雖不足以完全動搖傳世文獻的記載，但墓誌中年號行用的信息，為我們考察安祿山被殺後燕政權內部的動向提供了有益的線索。
墓誌中提示的另一條重要線索則是燕國號的問題，對此文獻中的記載亦頗為含混。《新唐書》安祿山、史思明兩人本傳分別雲“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夏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50]，學者或因此誤以為安祿山國號為“燕”，史思明改為“大燕”。[51]其實這是《新唐書》改寫《安祿山事跡》不當造成的誤會：
十五載正月乙卯朔，祿山遣東都耆老緇黃勸進，遂偽即帝位，國曰大燕，自稱雄武皇帝……慶緒自至德二年殺祿山自立，至乾元二年己亥為史思明所殺，其後並於思明。思明複稱大燕，以祿山為偽燕。[52]
安祿山所稱者即大燕，目前所見行用聖武年號墓誌多用大燕亦可證。但引出的更關鍵問題是史思明“以祿山為偽燕”，即安、史之間存在斷裂，之前學者似措意不多，僅李碧妍有所述及。[53]墓誌中則提供了新的史料，段喜妻常氏墓誌記段喜“前燕初，贈右讚善大夫”[54]；程莊及妻孟氏墓誌則雲，“以後燕順天二年歲次庚子二月癸巳朔十七日己酉合葬於□恩縣城西北六裏平原”；李晊及妻司馬氏鄧氏墓誌記其後夫人鄭氏“以後燕顯聖元年七月廿七日，寢疾終於滎陽郡之私第”（圖四）。這三則直接史料證明當時在燕統治的區域中，對安、史兩個政權有明確的“前燕”“後燕”區別。而姚汝能在解釋“燕燕飛上天”的童謠時雲“重言燕者，史思明亦稱天子”[55]，可知唐王朝對於兩個“燕”之間的不同亦有了解。
史思明“複稱大燕，以祿山為偽燕”的政治文化蘊意在墓誌中亦有反映，封安立墓誌雲“至順天元年正月，大燕革命，河外鼎新”，宋微墓誌雲“□大燕創業，楚才晉用”[56]，可知史思明雖然保留了燕的國號，但並不專以安祿山的後繼者自居，將後燕的建立視為“革命”“創業”，意欲樹立新的正統。[57]趙君妻李氏王氏墓誌則透露出更隱微的信息，誌題作“大燕遊擊將軍趙公故趙郡李氏太原王氏二夫人墓誌銘並序”，葬於範陽，並雲其妻王氏大燕聖武二年七月五日壽終於正寢，但葬年卻使用幹支紀年，記“壬寅歲二月十有一日葬我二夫人於郡城西北桃花原”，回避使用史朝義的顯聖年號，或許暗示這位遊擊將軍趙公認同前燕而非後燕。[58]
“燕”這一國號在叛軍中頗具號召力[59]，如本書第一章所論安祿山曾以“四星聚尾”“尾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作為起兵的政治宣傳。史思明南下相州時先自稱“大聖燕王”[60]，吞並安慶緒稱帝後，仍保留了“燕”的國號。由於史料匱乏，學者多以為安、史之間具有很強的連續性。但借助於墓誌，我們可以觀察到史思明雖然承安祿山餘緒而起，但致力於塑造出不同於既往的政治認同。[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