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往研究中，除了借助卷入叛亂重要人物的墓誌考訂史實之外，對行用安史年號墓誌的文本進行分析，發掘行文中的微言隱曲，也是學者關注的方向。柯昌泗早已論及此點：“祥符常茂徠舊藏段公夫人常氏誌文，冠以大燕，不著年號，但書月日卒葬而已。石出北京，時正為安氏所據，不得不書為燕，而不肯用其正朔也。”[5]凍國棟在排比了當時已知所有碑誌後，以陳牟少及妻李氏墓誌、長孫君妻杜氏陰堂文、劉君妻鄧氏墓誌等為例，指出行用安史年號的墓誌行文中仍保留了如“皇朝”“皇”，誌題中不署“燕”或“大燕”，顯示出當時人雖處於安史治下，仍不忘於唐的矛盾心態。[6]這一從細繹墓誌文本的“隱微書寫”角度切入，探究安史亂中吏民心態的研究進路，頗具啟發性，但隨著所見資料的增廣及對文本的進一步細讀，這一結論恐怕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先行研究所抉出的問題實際有二，誌蓋、誌題中對燕國號的書寫，誌文中對安史年號的行用，學者們傾向於認為不書國號或年號的墓誌，或具深意。以下首先重新檢視之前學者分析過的幾個案例，辨析其結論的可靠性。柯昌泗所舉段喜妻常氏墓誌，誌題作“大燕贈右讚善大夫段公夫人河內郡君常氏墓誌銘並序”，誌文中雖未提及安史年號，但明確指出段喜之子在安史叛軍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厥有令胤，揚名立身，茂功高於一時，聖恩沾於百辟，父以子貴，自古有之。”因此，雖然段喜早在開元十九年（731）便謝世，生前亦未有仕宦經曆，但在燕政權建立後，仍被追贈為右讚善大夫。可知段喜一家不但未嚐心懷唐室，事實上與安史政權關係緊密，誌文保留開元年號，未書聖武年號，隻是墓誌書寫的習慣，並無深意。在凍國棟所舉的各種表述中，誌題中是否書“燕”或“大燕”，實有一定規律可循，若誌主卒於天寶末及之前，僅在安史治下安葬、合祔或遷葬，誌題常不署燕國號，仍以“唐”起首。除了凍國棟指出的陳牟少及妻李氏墓誌題“唐故左威衛左中候內閑廄長上上騎都尉陳府君墓誌”外，新見之例甚多，如王賓及妻阮氏墓誌題“故唐陪戎副將太原王府君夫人陳留阮氏墓誌銘並序”、唐恕墓誌題“唐故許州扶溝縣丞唐府君墓誌銘”、張義琛及妻孫氏墓誌題“唐故楚州司馬吳郡張公墓誌銘並序”、李璡墓誌題“唐故餘姚郡司戶李府君墓誌銘並序”，皆屬於這種情況。若放寬視野，檢核卒於隋、葬於唐或卒於唐、葬於五代的墓誌，便不難注意到誌題署“唐”不過是遵循墓誌書寫的格套，而非另存微言大義。如武德八年（625）葬的宇文述墓誌題“隋故司徒公尚書令恭公宇文公墓誌銘”，顯慶三年（658）與妻費氏合葬的柳雄亮墓誌題“隋故黃門侍郎太子左庶子汝陽公柳君墓誌銘”，於北宋開寶三年（970）十月重新安葬的牛存節祖孫三代四人，墓誌皆書前朝國號。如牛存節墓誌題“梁故天平軍節度使鄆曹齊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牛公墓誌”，其子牛知讓墓誌題“晉故度支郎中牛公墓誌”，從其卒官或獲得贈官時的國號。
另一種情況則是妻從夫，丘昇及妻張氏墓誌題為“唐故文安郡清苑縣令丘府君夫人墓誌銘並序”，崔君妻鄭氏墓誌題為“大唐故朝議郎行城門郎崔公夫人鄭氏墓誌序”，李晊及妻司馬氏鄭氏墓誌題為“唐故正議大夫豐王府長史兼光祿卿李府君墓誌銘並序”，張氏及兩位鄭氏皆卒於安史治下，因與先前去世的丈夫合葬之需而撰作墓誌，但她們的丈夫皆卒於天寶末以前，由於女性無仕曆可稱，故誌題仍隨其夫之官署“唐”。這種書法在其他墓誌中亦不難找到類似的例子，如卒於梁貞明四年（918）的鄭琪墓誌題“唐故右諫議大夫博陵崔公夫人滎陽邑君鄭氏墓銘並序”。
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誌題署唐國號或未署國號的墓誌中不乏與安史叛軍關係密切者。如前引張義琛及妻孫氏墓誌中雲“嗣子燕右金吾胄曹曰澄”，則知其子仕燕，另署“戶部侍郎祁順之撰”。按祁順之名見於郎官石柱、禦史台精舍碑，之前對其事跡僅知《舊唐書·李邕傳》雲其天寶初為刑部員外郎，與監察禦史羅希奭就郡決殺邕[7]，撰文時所署戶部侍郎係安史授予的偽官。宋微墓誌題作“故洛陽縣令宋府君墓誌”，未署國號，但誌主是一位陷偽唐臣，唐廷第一次收複洛陽後，郭子儀署宋微為河南府法曹參軍，後轉新安縣令，史思明再克洛陽，宋微仕偽，成為燕政權治下的洛陽縣令，死後贈錢三十萬，哀榮葬禮，可知其在燕政權中頗為活躍。以上兩例足以證明誌題是否署唐國號，與誌主的政治傾向並無關聯，亦無表微之意。此外，陳景仙及妻覃氏墓誌題作“大唐故兵部常選陳府君夫人墓誌銘並序”，誌蓋篆題“大燕故陳府君墓誌銘”（圖二）；唐恕墓誌題作“唐故許州扶溝縣丞唐府君墓誌銘”，誌蓋篆題“大燕故陳府君墓誌銘”；姚承珇及妻王氏墓誌題作“故司農寺主簿姚府君墓誌銘並序”，誌蓋篆題“大燕故唐府君墓誌銘”；孫君墓誌題作“故太常寺主簿孫府君墓誌銘並序”，誌蓋題“燕故孫府君墓誌銘”；賈君墓誌題作“燕故河東道橫野軍副使賈府君墓誌並序”，誌蓋題“賈府君誌”，則同一方墓誌中誌題、誌蓋往往也不一致，可知書寫不無隨意性。
同樣目前所見誌題書“燕”國號及行用安史年號的墓誌中，不乏因抗擊安史而殉國的唐之純臣。如題為“大燕故右驍騎衛中候趙府君墓誌”的趙嗣宗墓誌，誌文雲“乃時逢國難，身碎霜刃”。按趙嗣宗天寶十五載六月廿日卒於長安崇化裏，安祿山的叛軍大約正是在此前後攻陷長安[10]，趙嗣宗無疑死於叛軍之手[11]，右驍騎衛中候的禁軍之職亦是唐廷所授[12]，而非燕官。但這並不妨礙誌蓋、誌題署大燕[13]，誌文用聖武年號。
肅宗之在靈武也，公前後遣判官李銑及馬步軍張雲子以蠟為彈丸，以帛書表實於彈丸之內，潛至靈武奏事。有詔以公為工部尚書兼禦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又於丸內奉敕書，及即位改年赦書至平原，散下諸郡宣奉焉。又令前監察禦史鄭昱奉赦書，宣布河南江淮。所在郡邑，風從不疑，而王命遂通，則公之力也。[17]
據《顏魯公行狀》記載，當時在河北孤軍苦戰的起義將士已獲悉肅宗改元事。[18]太子李亨在馬嵬之變後，與玄宗分途，至靈武自立，遙尊玄宗為太上皇，但在玄宗未正式認可之前，肅宗的正朔是否得到河北、江淮等地為唐所守的將士的普遍承認，實存在一定的疑問。[19]如張巡七八月間在《答令狐潮書》中雲：“主上緣哥舒被衂，幸於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蕃、漢雲集，不減四十萬眾，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門。蜀、漢之兵，吳、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魂，終不臘矣。”[20]時堅守雍丘的張巡雖與朝廷聲問不通，但無疑仍能從各種渠道獲悉長安陷落後政局變化的情報。[21]盡管他當時已知曉肅宗繼位事，但覆書中仍稱玄宗為“主上”，雲肅宗為“孝義皇帝”，而“永王、申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雲雲仍敘玄宗平叛的部署，可見入蜀途中丁卯製的影響。作為以“張睢陽齒”而名垂青史的唐之忠臣，張巡覆書中顯得在玄宗父子之間有些搖擺不定，這或許反映了長安陷落後各地仍為唐守官員的普遍心態。
至聖武二年閏八月安葬司馬垂時，李華無疑早已獲曉局勢的前後演變，但仍保留的天寶十五年十二月的記事，或係存司馬垂被殺時之實錄。不過誌文仍以燕為正統，視唐為“前朝”，葬年用聖武年號。顯聖元年（761）卒於史朝義治下洛陽的司馬垂之弟司馬望，誌文的表述與之類似，誌題署“大燕故朝議郎前行大理寺丞司馬府君墓誌銘並序”，司馬望在司馬垂被殺後，“撫孤育幼，居喪慮事，哀哀之中，不無時難”，在安祿山統治期間隱居不出。至德二載十月，唐軍收複洛陽後，“時東京居守崔光遠奏公複舊官，見公隱見之節也”，但好景不長，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再度攻占洛陽，直至司馬望去世，洛陽皆在叛軍的控製下。在洛陽兩度淪陷期間，司馬望一直心懷唐室，隱居守節，並未出仕偽燕，誌題所署“朝議郎前行大理寺丞”係唐之舊任，但誌題、誌文依舊行用安史國號、年號。[22]
綜上所述，誌題是否署燕國號，誌文是否行用安史年號，對於當時人而言，蓋屬客觀實錄，並不存在“隱微書寫”的深意。更為有力的證據是，我們讀到兩方安葬於安史之亂平定後的墓誌，但在敘述誌主生平時皆采用了燕的年號。兩位誌主皆是女性，家族也無仕宦經曆，大約隻是出自普通士人之家，墓誌的文辭及製作都較為簡陋，自然不存在“隱微書寫”的可能。這種情況隻是由於誌主生活在長期為安史政權控製的相州一帶，從實錄而已。其中葬於永泰二年（766）十二月的張氏墓誌，誌文記其卒於顯聖二年（762）五月，保留了安史年號。葬於大曆四年（769）十月的王光庭及妻劉氏，墓誌內容稍豐富，特別述及“屬安史叛亂，班曆差別”。王光庭卒於天成元年（758）十二月，劉氏卒於順天元年（759）三月[23]，相距不過三個月，但正好跨過從九節度圍攻相州至史思明兼並安慶緒這一動**不安的時期，夫妻雙方分別使用了安慶緒、史思明兩人的年號，可見誌文記錄年號的“實錄”特征（圖三）。[24]這種書寫的客觀性，除了遵循墓誌撰寫的慣例，可能還與時人的觀念有關。如本書第二章所論，安祿山攻陷兩京後，有大量唐廷高官顯宦附逆，“為賊所汙者半天下”[25]，而宋以後日趨嚴格的“忠臣不仕二主”觀念在當時尚未占據統治地位。因此在時人看來，燕取代唐，與唐取代隋一樣，是正常的王朝鼎革，並無太多夷夏之防、正閏之辨的意識。更可注意的是在當時人的經驗中尚屬於當代史範疇的武周代唐及神龍複辟，皆大體留用了昔日臣僚，也未在朝野上下引起太多非議。這種觀念在墓誌的書寫中也有充分的體現，如唐年號與燕年號在同一篇誌文中並用，張惟恭墓誌題“大燕故唐澤州司法參軍清河張府君墓誌”，皆將燕、唐視為先後交替的兩個王朝。其他如“大燕之興”（司馬垂墓誌）、“燕唐之際”（姚辟及妻鄭氏墓誌）、“燕朝革命”（陳牟少及妻李氏墓誌）、“□大燕創業、楚才晉用”（宋微墓誌）、“仕階七命，名借二朝”（崔收及妻盧氏墓誌）之類的表述則更為顯豁。
那麽是否意味著在此類墓誌中不存在任何的“隱微書寫”呢，恐怕亦非如此。在通盤考察了墓誌撰文的體例以及誌主與作者的背景後，除了之前提到的司馬垂墓誌，我們可以注意到在以下四方墓誌中，作者行文或有微言大義存焉。首先值得關注的是劉鬱墓誌與蘇顓墓誌。劉鬱於天寶十四載（755）六月四日卒於宣城官舍，時漁陽鞞鼓尚未動地而來，但至次年十月歸葬洛陽時，山河改易，洛陽已成為燕朝的新都。誌文中為了回避使用安史年號，改以幹支紀歲，雲“以丙申歲十月廿九日己酉附於大塋，禮也”[26]。自從漢武帝創製年號已來，建元與改元便成為構築王朝正統的重要一環，是帝王受命繼統的標誌之一，而幹支紀年這一古老的方式漸演變為拒絕承認現政權合法性但又不願公開反抗士人所運用“弱者的武器”，生出了褒貶的蘊意。[27]與之類似的還有蘇顓墓誌。蘇顓係蘇源明之兄，源明初名預，誌文即由其所撰，通篇用幹支紀年，誌蓋、誌題皆作“百石君墓誌銘”[28]，不署安史國號、年號，知其仍心懷唐室焉。[29]
另兩方墓誌的情況則較為隱曲，目前所見60方行用安史年號墓誌中，誌題保存完整的有55方，其中不書國號者有16方。盡管誌題不書國號，在墓誌的書法中並不罕見，但這一時期不書國號墓誌的數量無疑高於平均水平。如上文所論，有些不署國號的墓誌，誌主事實上與安史政權關係密切[30]，有些則不難從墓誌書法上提供解釋，與仍書唐國號墓誌的情形類似，因誌主卒於天寶末及之前，至安史治下安葬，故不書國號，如李庭訓妻崔上真墓誌題“故齊州禹城縣令隴西李府君夫人清河崔氏墓誌銘並序”、王玼墓誌題“太原王府君銘一首並序”等。較有玩味餘地的是姚辟及妻鄭氏墓誌、姚伾墓誌這兩方墓誌。姚辟係玄宗時名相姚崇之孫，近年來洛陽地區陸續出土了十餘方姚氏家族的墓誌，使我們對這一家族的世係、仕宦及葬地規劃有了較為明晰的了解。[31]其中姚辟、姚伾兩人葬於安史亂中，姚辟墓誌亦由李華秉筆。誌文記姚辟仕唐至河南丞，入燕為殿中侍禦史，但關於姚辟的死因，僅含混雲“唯身與家，並陷於法，年才卌四”。結合誌文開篇“燕唐之際，有仁義之士，危不忘本，死不逃法，曰吳興姚公”的敘述，姚辟孫姚勖墓誌又記其亂後獲贈太常少卿[32]，可知所謂“陷法”是指姚辟因參與反對安祿山的密謀事泄而遭殺害。[33]盡管我們對於這一事件的具體經過已不甚了了，但安祿山事後株連甚廣，年僅十六歲的其侄姚伾也因此被殺，“從季父諱辟陷法之坐”，可知事態或相當嚴重，故招致安祿山嚴酷的報複。聖武二年四月，兩人同時安葬[34]，而這兩方墓誌的誌題都未書寫國號，分別題為“故殿中侍禦史姚府君墓誌銘並序”“吳興姚氏殤子墓誌銘並序”。[35]特別是姚辟墓誌，題寫的官位係燕所授，卻不書燕國號，李華作為以碑版文字聞名於世的大手筆，於此或有微言大義存焉。[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