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陶伯特的《關於卡爾·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寫作日期的問題與疑問》一文來看，陶伯特的根據主要是文獻學上的，這樣做也符合她的文獻學家身份。陶伯特不同意拉賓說的根本論據是：“如果說馬克思在寫第二筆記本以前已經對李嘉圖和穆勒的著作做了摘錄，但是保留下來的幾頁卻缺少同這些摘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聯係。還剩下一個假設，就是對這些摘錄的具體的利用主要是在沒有保留下來的各頁上。但是，與此相矛盾的是，對李嘉圖著作《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的摘錄和穆勒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摘錄，在完整地保存下來的第三個筆記本中也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加以利用。”[49]也就是說，陶伯特認為，在第二和第三《手稿》中，馬克思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利用包括《穆勒評注》在內的關於李嘉圖和穆勒的第四冊《經濟學筆記》的內容，當然，這也是魯克儉在批評我的論文中所引用和依靠的論據。
那麽事實如何呢？我們需要根據《手稿》對它的真偽作一下驗證。在《手稿》中，穆勒的名字一共出現了8次。這8次都出現在《第二手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單行本，第66、71頁）和《第三手稿》（單行本，第74、126、127、136、137、138頁）中，而在《第一手稿》中一次也沒有出現過。正是從這一基本事實出發，大多數文獻學家，譬如拉賓、山中隆次、羅揚等人才推斷出《穆勒評注》位於《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間的結論。這8次的具體情況如下表：
（續表）
（續表）
（續表）
除此之外，馬克思還在《第一手稿》中引用了李嘉圖著作中的一段話。由於對李嘉圖著作的摘錄和《穆勒評注》是同時出現在第四冊《經濟學筆記》中的，故也需要作一下說明。這段話是來自對歐·比雷《論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一書的轉引：“李嘉圖在他的書（地租）中說……”[50]從這句話來看，馬克思在轉引時連李嘉圖著作的名字都沒有掌握，而是錯誤地將《地租》當成了李嘉圖著作的書名。拉賓和羅揚，甚至連陶伯特本人也都拿這一點作論據推出馬克思在經濟學研究的第一階段還沒有直接閱讀李嘉圖的著作，而是在《第一手稿》之後才作了《李嘉圖筆記》的。
那麽，表中所列舉的出現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的這8處跟《穆勒評注》究竟有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顯然是問題的關鍵。下麵，我們就一一對這8處進行一下驗證。
（1）和（3）是馬克思對以李嘉圖、穆勒等人為代表的“現代的國民經濟學”（Moderne National?konomie） 或者說“李嘉圖學派”的批判，諷刺他們同早期的國民經濟學家斯密和薩伊相比是“一大進步”。因為，他們露骨地、甚至是無恥地將國民經濟學敵視人的狀況進行了描述，故可稱他們為“昔尼克主義”（Cynismus），亦即“犬儒主義”。這種“昔尼克主義”的評價，正如表中所列舉的那樣，也曾出現在《李嘉圖筆記》中，而且《第二手稿》中關於“昔尼克主義”的評價顯然具有總括的性質。
不僅如此，在馬克思當時公開發表的《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中也曾出現過類似的論述：“最明確地表述英國對赤貧的看法——我們一直指的是英國資產階級和政府的看法——，那是英國的國民經濟學，即英國國民經濟狀況在科學上的反映。熟悉當代情況因而必然對資產階級社會的運動有某種全麵看法的最出色最聞名的英國國民經濟學家之一，昔尼克主義（cynisch）的李嘉圖的學生——麥克庫洛赫。”[51]這篇論文由於注有出自馬克思本人的寫作日期：“1844年7月31日”，故被當成了推斷《手稿》和《筆記》寫作時間順序的決定性文獻。陶伯特本人就是據此推出了馬克思的《第三手稿》寫於7月31日以後。既然如此，不是反過來很容易就推出《李嘉圖筆記》（當然也就包括了《穆勒評注》）寫於7月31日之前，即《第三手稿》之前嗎？
（2）這段話是對保爾·路易·庫利埃、聖西門、加尼耳、李嘉圖、穆勒、麥克庫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和米歇爾·舍伐利埃觀點的綜述，沒有特指李嘉圖和穆勒。能夠進行綜述至少說明馬克思對李嘉圖和穆勒著作的內容是了解的。
（4）“穆勒曾建議公開讚揚那些在兩性關係上表現節製的人，並公開譴責那些違背結婚不生育原則的人……”這段話，顯然是來自對《穆勒評注》的間接引用，或者說是對《穆勒評注》中相應內容的概括。既然是對《穆勒評注》中素材的概括，難道不恰好說明《穆勒評注》寫於《第三手稿》之前嗎？新MEGA的編者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故在這裏加上了注解以對這一事實進行提示。
（5）馬克思在《第三手稿》中寫完“國民經濟學家把勞動和資本的原初的統一假定為資本家和工人的統一……”這句話以後，直接寫了“見穆勒”一句，意思是讓讀者參照穆勒的著作。根據這一事實，編者還為我們特地加了一個編者注，指示讀者相應部分“見本書第151頁”。這至少說明，編者也認為，《第三手稿》中的這段論述跟《穆勒評注》第151頁的這段話是直接相連的，或者幹脆說就是對這段話的概括。
（6）（7）是“陶伯特說”最核心的根據。即出現在《第三手稿》中的“人的活動可以歸結為極簡單的要素。……鑒於人們一般地不能以習慣使他們練就的從事少數幾項操作的能力即以相同的速度和技巧來從事多項不同的操作……這種好處是促使大製造業產生的原因。……供應它們所生產的產品”。這段話是《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唯一對穆勒的直接引用，馬克思還特地強調說，“以上是穆勒說的”。但是，這一引用在《穆勒評注》中隻有中間的楷體部分出現過，故可以推測這段引文是直接引自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但是，陶伯特卻根據這一事實推斷說，在此之前馬克思沒有寫作《穆勒評注》。
問題是這樣一種推斷能夠成立嗎？羅揚對此有一個回答：“這沒有什麽意義。因為在《第一手稿》中，他也同樣從《斯密第一筆記》以外，即從斯密著作中直接作過引用。”[52] 姑且不論馬克思本人是否有過這種先例，即使沒有這種先例，這一事實也不能作為推理的根據。因為，即使對某一著作作了摘錄筆記，在引用時為了準確起見也可以從原著直接引用，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難道陶伯特或者魯克儉本人就沒有過這樣的經曆？僅憑《第三手稿》中的這段引文長過《穆勒評注》中的那一段摘錄，就斷言《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前馬克思沒有寫作《穆勒評注》，這也太過輕率了。[53]
（8）是在（7）的基礎上對（7）的內容的概括。而且，這一概括基本上是對出現在《穆勒評注》中的對《政治經濟學原理》摘錄部分的總括。從內容上看，如果馬克思事先沒有在李嘉圖和穆勒的《經濟學筆記》中對分工和交往的研究，是不可能作出這種概括的。難道這還不能說明《穆勒評注》與《第三手稿》有直接的關係，《穆勒評注》應該寫於《第三手稿》之前嗎？
順便說一句，（6）、（7）、（8）這三處提及穆勒的地方都屬於《第三手稿》的[分工]片斷，而[分工]片斷是馬克思本人對出現在《經濟學筆記》中的各位國民經濟學家分工概念的概括總結，既然陶伯特也承認此處是馬克思對斯密、薩伊、斯卡爾培克摘錄的總結，那麽為什麽就不能同樣承認此處也是對《穆勒評注》的總結呢？如果是總結，那不是很容易推出《穆勒評注》寫於《第三手稿》[分工]片斷以前嗎？
總之，如上所述，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馬克思不僅直接列舉了李嘉圖和穆勒的名字，指示讀者參考李嘉圖和穆勒的著作，而且還引用了《李嘉圖筆記》和《穆勒評注》中的觀點或者引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陶伯特所主張的馬克思在《手稿》中“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加以利用”《李嘉圖筆記》和《穆勒評注》的結論與事實不符。誠然，對於不掌握原始手稿的我國學者來說，要想依據手稿的物理特征（記載、紙型、編號等）來從事原創性的文獻學研究是困難的。在這個意義上，對陶伯特這樣一個常年從事新MEGA編輯的文獻學家提出質疑可能被視為膽大妄為。但是，這也不意味著她說什麽，我們就得聽什麽。依我這樣愚笨的頭腦，僅憑她給出的那樣一個根本不符合事實的沒有“直接或間接”地利用的妄斷，或者《第三手稿》的引文比《穆勒評注》長這一點就讓我接受她的觀點是不可能的；當然以此來讓我接受魯克儉的倡議即我國學者隻能遵循“陶伯特說”則更是不可能的。
與思想理論的演繹不同，《巴黎手稿》文獻學研究的基礎是事實材料。既然是事實材料，那麽對其成果就可以采取科學驗證的方式，即如同自然科學家在發表了自己的新成果以後，其他學者要依據其所提供的實驗數據對其成果進行試驗驗證一樣，我們也可以根據他們提供的文獻學事實，對他們的結論進行理論上的驗證，隻有通過驗證其成果才能被予以承認。其實，日本學界在麵對文獻學成果時就是這樣做的。當拉賓、羅揚、陶伯特等文獻學家提出自己的觀點以後，一方麵，山中隆次和服部文男等人前赴後繼地赴阿姆斯特丹核對手稿，對他們所描述的文獻的物理特征（記載、紙型、編號等）進行驗證；另一方麵，細見英、中川弘、山中隆次、澀穀正等人對他們的結論進行理論驗證。陶伯特的“新說”之所以在日本學界很少被人理睬隻是因為沒有通過這一驗證而已，這也是為什麽魯克儉在向澀穀正求證時隻得到了一句“陶伯特的考證結論在日本不受重視”的真正原因。[54]其實，不用問別人，隻要像筆者這樣做一個“《第二手稿》、《第三手稿》與《穆勒評注》中對穆勒引用的對照表”就足以發現“陶伯特說”的問題。我在《〈巴黎手稿〉的文獻學研究及其意義》一文中之所以支持“拉賓說”，也並不是出於對所謂日本學者或者“拉賓說”的盲從，而是經過上述驗證和認真比較後的結果。
總之，通過《巴黎手稿》文獻學這一案例，我希望我國的文獻學研究也能夠確立起一種研究規範來，即不僅僅要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介紹，更重要的，還要能夠對這些文獻學研究成果進行驗證。即使是再大的權威，也隻有通過驗證才能被“采信”。目前，我們已經具備了做這一工作的基本條件。譬如，中央編譯局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已經將相當多的MEGA文獻學研究成果翻譯了過來；原文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曆史考證版在國內也能找得到，無論是第一手資料還是第二手資料都比較充實。因受沒有手稿原件的限製，依據手稿的物理條件做文獻學研究也許不行，但對於驗證性的工作，我們還是做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