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MEGA第Ⅳ部門第2卷和第Ⅰ部門第2卷是目前國際上通行的《筆記》和《手稿》的權威版本。根據新MEGA《編輯大綱》的要求，這兩個版本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了《筆記》和《手稿》的寫作關係問題。但是，這兩卷新MEGA在對《手稿》和《筆記》寫作順序的理解上不僅與當時國際上通行的見解即“拉賓說”不符，而且兩卷之間還存在著矛盾。
先看刊有《手稿》的新MEGA第Ⅰ部門第2卷。本卷的編者實際上是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她也是新MEGA《德意誌意識形態》試刊版和先行版的編者。在新MEGA第Ⅰ部門第2卷正式出版以前，她曾經專門撰寫了《關於卡爾·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寫作日期的問題與疑問》[26]一文，後來又在第Ⅰ部門第2卷的編者序言以及《附屬材料》卷中，對《手稿》和《筆記》，特別是對李嘉圖和穆勒《筆記》的寫作時間發表了獨特的意見。
陶伯特的觀點與拉賓論文出版以來人們接受的觀點相反，她認為馬克思是在寫完《第三手稿》，也就是整部《手稿》之後，才開始動手對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法譯本進行摘錄的[27]，由於這兩冊《筆記》中還包括了馬克思對自己理論觀點的論述，且有些論述又涉及《手稿》中部分談到或根本未談到的問題，因此它們是“《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補充，同時是《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繼續”[28]。顯然，她是按照“《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李嘉圖、穆勒《筆記》”的順序來理解《巴黎手稿》的寫作過程的。她的這一理解給《巴黎手稿》文獻學研究帶來了新的衝擊。如果她的推論成立，以《穆勒評注》來劃分《第一手稿》與“第二和第三《手稿》”的做法將麵臨著困難。
問題是陶伯特的這一推論能否成立。她雖然承認在《第一手稿》與“第四和第五本筆記與《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間馬克思的經濟學認識存在著飛躍，但是卻以馬克思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沒有直接地或間接地使用或利用”[29]李嘉圖和穆勒《筆記》、能夠找到的至多是與麥克庫洛赫和普雷沃《筆記》的聯係為由，否定了拉賓等人的意見。但是，陶伯特對此的論證並不充分且與事實不符。因為，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馬克思不僅曾多次提及李嘉圖和穆勒的名字，甚至還直接對他們的著作進行了引用；在《第二手稿》中，馬克思還將李嘉圖和穆勒等人的“現代國民經濟學”觀點同斯密和薩伊等人的觀點進行了對照，研究了國民經濟學內部的差別；而且麥克庫洛赫和普雷沃本身都屬於李嘉圖學派，馬克思所摘的普雷沃的文章實際上是他翻譯的麥克庫洛赫著作的前言“譯者對李嘉圖體係的思考”，等等。從這些事實來看，陶伯特關於李嘉圖和穆勒《筆記》與《第二手稿》“沒有直接的或間接的聯係”的論斷令人無法苟同，並據此將《巴黎手稿》的寫作順序改為“《第三手稿》→李嘉圖、穆勒筆記”更是令人無所適從。
誠然，如果沒有馬克思親手標注的時間日期，說馬克思在寫作《第二手稿》之前作了李嘉圖和穆勒的摘錄《筆記》就隻能是一種推斷，但是他在寫作《第二手稿》時閱讀過李嘉圖和穆勒的著作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否則《手稿》中那些對李嘉圖和穆勒的論述就變得無法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當時吸收了他們兩個人的思想，並在此基礎上寫出了《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而且，從馬克思的寫作習慣來看，先對閱讀過的著作做筆記然後再進行著書立說是正常的，既然陶伯特依據這一原則已經推測了薩伊、斯卡爾培克和斯密的《筆記》寫於《第一手稿》之前，為什麽到了李嘉圖和穆勒卻無法依據這一原則了呢？陶伯特對此沒有作出說明。況且，陶伯特本人也承認在《第一手稿》與“第四和第五本筆記與《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間馬克思的經濟學認識存在著飛躍，這不是很容易推出馬克思對李嘉圖和穆勒的學習和摘錄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前嗎？鑒於陶伯特的推論所存在著的這些漏洞，我們可以認為她關於《穆勒評注》寫於《手稿》之後的論斷不足為信。
那麽，收錄《筆記》的新MEGA第Ⅳ部門第2卷的意見又如何呢？首先讓我們看一下第Ⅳ部門第2卷編者關於第四和第五冊《筆記》寫作順序的推斷。他們認為，這兩冊筆記是按照“李嘉圖→麥克庫洛赫、普雷沃、恩格斯、特拉西→穆勒”的順序寫成的[30]，這與舊MEGA以及拉賓的推測基本相同，隻是將《穆勒評注》看作是這兩冊《筆記》中最後撰寫的部分。問題是這兩冊《筆記》與《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的先後關係，對這一問題，新MEGA第Ⅳ部門第2卷編者的解釋存在著自相矛盾：一方麵，他們認為第四冊有關李嘉圖和穆勒的《筆記》寫於1844年夏天和秋天；第五冊有關穆勒、麥克庫洛赫、特拉西、普雷沃和恩格斯的《筆記》寫於1844年夏。那麽，按照《手稿》大約完成於8月份的推論，至少第四冊李嘉圖和穆勒筆記中的一部分應該是在《手稿》之後寫的，事實上第Ⅳ部門第2卷《附屬材料》卷中也有馬克思是按照“《手稿》→李嘉圖、穆勒的部分《筆記》”順序撰寫的記述。[31]但另一方麵，他們同時又認為馬克思對第四冊有關“麥克庫洛赫、特拉西、普雷沃、恩格斯”的《筆記》寫於《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之前，即1844年7月31日（這是馬克思本人加的寫完文章的日期）以前，因為在這篇論文中，馬克思曾引用或談論過這些人物。如果按照前麵有關第四和第五冊《筆記》寫作順序的推斷，至少李嘉圖《筆記》應該比“麥克庫洛赫、特拉西、普雷沃、恩格斯”《筆記》還早，不應該是在8月寫成的。況且，新MEGA第Ⅳ部門第2卷的編者同時又認為《穆勒評注》與李嘉圖《筆記》是同時寫完的，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寫作順序又成了“李嘉圖、穆勒→《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這顯然是與上一種推斷自相矛盾的。這一自相矛盾是由日本學者澀穀正發現的，他還提出如果新MEGA第Ⅳ部門第2卷所堅持的是“李嘉圖、穆勒→《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這後一個推斷的話，那麽它和新MEGA第Ⅰ部門第2卷對馬克思手稿寫作順序的推論正好相反，即兩卷新MEGA之間也存在著自相矛盾[32]，非常遺憾的是，新MEGA編者沒有對這一問題作出說明。
至此，我們考察了拉賓、山中隆次、羅揚和新MEGA第Ⅰ部門第2卷和第Ⅳ部門第2卷關於第四和第五冊《筆記》與《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寫作順序的幾種推測，除此之外，蘇聯的巴加圖利亞曾提出過一個很特別的觀點，即《第一手稿》與《第二手稿》“不是兩個獨立的手稿，是同一部手稿的兩個部分，即開頭和結尾”[33]，但這一提法因證據不足而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據服部文男介紹，1978年4月27日，在柏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舉辦的“MEGA《經濟學哲學手稿》文本刊行的學術研討會”上，巴加圖利亞的意見事實上遭到了否決，對新MEGA的編輯沒有產生影響。[34]
最後，筆者製作了一個“關於第四、五冊《經濟學筆記》與《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寫作順序幾種推測的對照表”，通過這個表格，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幾種意見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