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蘇聯學者拉賓在《德意誌哲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對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收入三個源泉的對比分析》[21]的論文。拉賓的本意是要對《第一手稿》中有關收入的三個源泉，即工資、資本的利潤和地租進行對比分析，但與他的初衷相反，該文的第一部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研究的階段劃分。第一階段的開始” 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引導了國際上《巴黎手稿》文獻學研究的潮流，該文也因此成為《巴黎手稿》文獻學研究史上的名篇。
拉賓在對照《巴黎手稿》影印件的基礎上，考證了《手稿》與《筆記》的寫作關係。他根據馬克思的研究習慣，即先對研究對象的基本文獻進行摘錄和評注然後再依據這些筆記著書立說，確立起了一個考證手稿寫作順序的基本原則，這就是依據《手稿》中出現《筆記》內容的時間，來推斷《巴黎手稿》的寫作順序。他發現，有關李嘉圖和穆勒的第四和第五冊《筆記》的內容雖然沒有出現在《第一手稿》中，但卻被廣泛地應用到《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在《第一手稿》中出現的唯一一次對李嘉圖著作《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的引用是來自對歐·比雷《論英法工人階級的貧困》一書的轉引；第四和第五冊《筆記》中的《穆勒評注》對商品交換和貨幣的研究雖然沒有出現在《第一手稿》中，但卻出現在第二和第三《手稿》中；更重要的是，《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所反映出來的經濟學水平要高於《第一手稿》的異化勞動片斷。根據以上事實，拉賓得出以下結論，即“馬克思從1843年底到1844年8月的經濟學研究存在著兩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從開始接觸經濟學著作，到寫完第一手稿；第二階段——從對李嘉圖和穆勒著作的摘錄（第四和第五冊摘錄筆記）到寫完第三手稿”[22]。當然，每一個階段還可以再分成幾個小階段，因篇幅關係這裏不一一贅述。如果把拉賓對五冊《筆記》與三部分《手稿》寫作關係的考證稍作整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馬克思《巴黎手稿》的寫作順序圖”。從該圖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包括“異化勞動”片斷在內的《第一手稿》屬於第一個階段，而包括《穆勒評注》在內的第四和第五冊《筆記》與第二和第三《手稿》則屬於第二個階段。馬克思《巴黎手稿》的寫作，大體上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評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順序進行的。
拉賓的論文發表以後，在日本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早期馬克思研究專家山中隆次和服部文男等人還親自到收藏手稿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ⅠⅠSG）去核實，對拉賓的結論進行檢驗和補充論證。[23]山中隆次還在自己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巴黎手稿》的寫作順序應該是“麥克庫洛赫、普雷沃、恩格斯、特拉西、李嘉圖、穆勒→《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這一假說。“拉賓說”之所以會受到日本學界如此的重視，正如前麵所介紹的，是因為早在拉賓論文問世以前，他們已經在討論《穆勒評注》與《手稿》之間的寫作順序問題，而拉賓的這篇論文正好能夠使他們的困惑得到合理的解決。具體說來，拉賓“兩個階段”說為異化勞動片斷與《穆勒評注》的視角差異問題提供了合理的說明，《穆勒評注》寫於《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間的結論支持了“《第一手稿》先行說”。拉賓論文發表以後，細見英本人在拉賓論文的“譯者前言”中寫道：“我在這裏聲明，我撤回以前對《穆勒評注》與《經濟學哲學手稿》寫作順序的解釋，轉而依據拉賓的解釋。”[24]總之，到了70年代，“拉賓說”基本上已經成為日本學界的共識。以至於當1978年英格·陶伯特提出《穆勒評注》寫於《第三手稿》之後的新說時，受到了日本學界的冷落。[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