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馬克思重點分析了“現代共產主義”。這一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有很多，譬如巴貝夫、卡貝、德薩米、蓋伊、蒲魯東，以及德國的魏特林等。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即都將人類的罪惡和不平等的原因歸結為私人所有，因此主張共產主義必須廢除私人所有，實行財產共有和平均分配。這種共產主義又可以分成以下三種形式：
（1）“粗陋的共產主義”（roher kommunismus）。這一說法可能是馬克思從施泰因的《現代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以及赫斯的論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行動的哲學》中繼承下來的說法。在赫斯那裏，“抽象的共產主義”、“粗陋的抽象的共產主義”和“粗陋的共產主義”都是指巴貝夫及其擁護者“新巴貝夫主義”者的主張。這一點被馬克思繼承，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也曾稱“巴貝夫主義者是粗魯的、不文明的唯物主義者”[23]。
“粗陋的共產主義”者的主要觀點，是用“普遍的私人所有”來反對帶來貧富差別的私人所有，鼓吹徹底的平等主義。它反對資本主義私有製，但並不從根本上否定私人所有，相反卻把私人所有的“普遍化和完成”看成是共產主義的首要目標。但是，這會帶來“公妻製”。因為，如果說婦女也是私人所有，那麽要想實現徹底的平等主義，那就隻能均分婦女，實行“公妻製”。馬克思不無諷刺地說道：“用普遍的私人所有來反對私人所有的運動是以一種動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用公妻製（Weibergemeinschaft）——也就是把婦女變為公有的和共有的所有——來反對婚姻（它確實是一種排他性的私人所有的形式）。人們可以說，公妻製這種思想是這個還相當粗陋的和毫無思想的共產主義的昭然若揭的秘密。”[24]
之所以說“公妻製”是“粗陋的和無思想的”，是因為這種製度否定了婚姻的“人格性”（Pers ?nlichkeit）。按照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中的觀點，真正的婚姻應該是兩個人格之間愛的結合，是反映類本質的人格行為。馬克思繼承了費爾巴哈的這一觀點，認為男人和女人的關係雖然是“直接的、自然的類關係”，但它必然伴隨著對人格的尊重。既然現代文明製度已經將一夫一妻確定為婚姻的文明形式，那麽再主張“公妻製”，就是“把婦女當做共同**欲的虜獲物和婢女來對待，這表現了人在對待自身方麵的無限的退化”。這種共產主義當然就隻能是“私人所有的卑鄙性的一種表現形式”[25]。
到了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曾對“公妻製”予以了專門討論。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主要是反駁了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汙蔑。“資產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單純的生產工具的。他們聽說生產工具將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婦女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他們想也沒有想到，問題正在於使婦女不再處於單純生產工具的地位。”[26]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公妻製”觀念根源於將婦女看成是“生產工具”這一觀念。而資本主義恰恰是把人貶低為“生產工具”——服務於價值增值這一目標——的典型製度。就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實際上又將“公妻製”回贈給了資產階級，稱“資產階級的婚姻實際上是公妻製”。要想消滅這種“偽善地掩蔽著的公妻製”[27]，就必須首先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2）“政治性共產主義”。它又包括“（α）還具有政治性質的共產主義：民主的或專製的”和“（β）是廢除國家的，但同時是還未完成的，總還是處於私人所有即人的異化的影響下”這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的差異表現在是否借助於國家來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上。（α）是主張通過國家來實現共產主義。以卡貝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希望借助於民主國家來實現共產主義；而以“巴貝夫主義”、一些布朗基主義者和魏特林主義者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則希望通過專製國家來實現共產主義。（β）則主張通過廢除國家來實現共產主義，這主要是指具有無政府主義傳統的法國共產主義，具體來說是指德薩米、蓋伊以及蒲魯東等人，他們試圖將揚棄國家和財產公有的思想結合起來。
與“粗陋的共產主義”相比，馬克思對“政治性共產主義”並沒有作展開論述——在這個意義上，上一段所列出的人物與思想的對應關係隻是我們的猜測——他隻是明確地指出了它的理論缺陷：“它還沒有理解私人所有的積極的本質，也還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還受私人所有的束縛和感染。它雖然已經理解私人所有這一概念，但是還不了解它的本質。”[28]從這一批評來看，馬克思認為“政治性共產主義”與“粗陋的共產主義”一樣，隻是將私人所有作了一個簡單的否定而已，它對私人所有運動的規律缺乏認識。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絕不是要不要國家的問題，更關鍵的，是要揭示私人所有的曆史必然性和積極意義，發現資本主義滅亡的規律。
總之，這兩種共產主義都還沒有擺脫私人所有的框架，即都是以反對財富不均為出發點的。其實這與法國大革命密切相關。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理念，這一平等理念成為了法國共產主義的底流。當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無產者和資產者的兩極分化時，他們就從這一平等理念出發，要求廢除私人所有，均分財產。這樣看來，在法國出現上述兩種共產主義思潮也就不足為怪了。但是，對於已經經曆了黑格爾法哲學和國民經濟學洗禮的馬克思而言，這兩種共產主義顯得水平太低且不得要領，因為它們都沒有對資本主義私有製本身進行批判。故當馬克思看到他們隻是從“平等”的角度來提出改良主義的藥方時，也隻能采取一種“無言以對”的態度，這恐怕是此處馬克思對“政治性共產主義”的介紹隻有寥寥數語的真正原因。
（3）作為“對人的本質的真正領有”的共產主義。關於這一共產主義，馬克思以極其優美的筆調作了這樣的描述：“共產主義是對私人所有，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領有（Aneignung）；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複歸，這種複歸是完全的複歸，是自覺實現並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Reichtum）的範圍內實現的複歸。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us），等於人道主義（Humanismus），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於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Existenz）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曆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29]
這是不同於上述兩種共產主義的一種新型的共產主義。因為它不再訴諸“平等”，批判財富不均，而是訴諸德國哲學的傳統，即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以及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意識”哲學。這些東西是法國共產主義所沒有的，屬於德國哲學特有的品格。由於當時青年黑格爾派的先進分子集這些品格於一身，故這種共產主義亦可看作是由青年黑格爾派發展而來的一種“哲學共產主義”（Philosophischer Kommunis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