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人所有和共產主義]的開頭部分，馬克思以一句“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14]提綱挈領地概括了早期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
那麽，這句話究竟是什麽意思呢？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以為，對這句話進行解釋必須要與前一節[私人所有和勞動]的內容聯係起來。[私人所有和勞動]一節的主題是分析國民經濟學的發展史。馬克思指出，與近代資本主義的曆史發展相對應，國民經濟學的發展也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1）重商主義和重金主義；（2）重農主義；（3）當代國民經濟學。在（1）重商主義和重金主義階段，財富的本質被歸結為貨幣這樣的外部存在。在（2）重農主義階段，一方麵“財富的主體本質已經移入勞動中”；另一方麵又認為“農業同時是唯一的生產的勞動”[15]。而到了（3）當代國民經濟學階段，財富的本質被歸結為勞動，即主體本身，由此而確立起了“財富的主體本質”或者“工業的主體本質”原則。斯密處於（2）階段和（3）階段之間，而李嘉圖和穆勒則代表了（3）當代國民經濟學中的“昔尼克主義”——露骨的、無恥的非人性。隨著工業的進步，這種“昔尼克主義”也在增長。[16]這裏所謂的“自我異化”是指私人所有的運動，以及作為其理論反映的國民經濟學的發展史；而“自我異化的揚棄”則是指對私人所有的批判和揚棄，即指英法兩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及其運動。因此，“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整句話的含義就是，共產主義理論是在同國民經濟學的對立和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與國民經濟學的三個發展階段相對應，共產主義理論也經曆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最初，對私人所有隻是從它的客體方麵來考察，——但是勞動仍然被看成它的本質。因此，它的定在形式（Daseinsform）就是‘本身’應被消滅的資本。（蒲魯東。）或者，勞動的特殊方式，即劃一的、分散的因而是不自由的勞動，被理解為私人所有的有害性的根源，理解為私人所有同人相異化的存在的根源——傅立葉，他和重農學派一樣，也把農業勞動看成至少是最好的勞動，而聖西門則相反，他把工業勞動本身說成本質，因此他渴望工業家獨占統治，渴望改善工人狀況。最後，共產主義是被揚棄了的私人所有的積極表現；起先它是作為普遍的私人所有出現的。”[17]
在這裏，馬克思列舉了三種共產主義理論：
（1）“對私人所有隻是從它的客體方麵來考察”的共產主義理論。按照[私人所有和勞動]一節所作的劃分，國民經濟學中從“客體方麵”來看待私人所有的屬於其最早形態，即重金主義和重商主義階段，那麽與此相對應的共產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初始階段。馬克思給出的這一階段代表人物是蒲魯東。但是，蒲魯東根據因勞動而所有的原則，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在於盜竊，即不勞而獲[18]，換句話說，他看到了勞動是財富的主體本質。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評價似乎與蒲魯東本人的思想不符。況且，蒲魯東絕不是法國共產主義的初始階段，相反他代表了當時法國共產主義的最高水平。這似乎也與馬克思由低到高來對比國民經濟學與共產主義的發展階段的做法不符。正是因為存在著這些不合常理的難點，廣鬆涉推測，這裏出現的“蒲魯東”可能是馬克思的筆誤，馬克思的本意應該是指歐文。[19]我覺得他的推測有一定的道理。
（2）“不自由的勞動，被理解為私人所有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異化的存在的根源”的共產主義。這一共產主義又分兩種類型：一是將農業勞動看成是“最好的勞動的”傅立葉的共產主義；二是把工業勞動看成是本質的聖西門的共產主義。按照[私人所有和勞動] 一節所作的劃分，強調農業勞動重要意義的是國民經濟學的重農主義階段，故傅立葉的共產主義隻是將重農主義作了簡單顛倒而已。聖西門與斯密處於同一個水平線上，是對斯密的簡單顛倒而已。他雖然將工業勞動本身看成是本質，但最終並沒有像李嘉圖和穆勒那樣，隻從工業的主體本質角度來定義勞動，故他還保留了重農主義的尾巴。
（3）“從私人所有的普遍性來看私人所有關係”的共產主義。如果說（1）和（2）這兩種共產主義都是較早的共產主義，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古典共產主義”的話，那麽（3）的共產主義則是當時流行的共產主義思想，我們可以把它稱為“現代共產主義”。這一共產主義與斯密以後的國民經濟學，主要是李嘉圖和穆勒的現代國民經濟學相對應。因為這一國民經濟學已經將“土地所有的主體本質”與“工業的主體本質”統一起來，將它們的本質都歸結為勞動。因此他們也就“科學地理解私人所有的主體本質”[20]。與此相對應，這一階段的共產主義就是將這一普遍的私人所有再顛倒過來，“共產主義是被揚棄了的私人所有的積極表現”[21]。
總之，馬克思是完全按照與國民經濟學的對應關係，整理了早期共產主義的思想發展，其中對“私人所有的主體本質”的認識程度成為他劃分早期共產主義階段的標準。從蒲魯東（歐文？）到傅立葉、聖西門，再到“現代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也經曆了理論程度逐漸抽象化、普遍化的過程（請參見“關於共產主義理論與國民經濟學發展的對照表”）。至於這一整理是否合理，我們另當別論。這裏，我要強調指出的是，如何對待國民經濟學的私人所有是當時馬克思整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基本維度。正因如此，馬克思才在結束了對共產主義思想發展史的總結時說：“不難看到，整個革命運動必然在私人所有的運動中，即在經濟的運動中，為自己既找到經驗的基礎，也找到理論的基礎。”[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