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穆勒評注》又是馬克思與黑格爾的分道揚鑣之處。馬克思在吸收黑格爾“物象本身邏輯”的同時，並沒有停留在黑格爾的水平上，而是將他的近代社會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而且是實質性的一步。這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1）馬克思更強調人的社會化進程中異化和物象化的消極意義。在黑格爾那裏，人異化的結果是社會性的獲得；自我意識相互鬥爭的結果，是相互承認。也就是說，盡管這裏麵仍然有異化、分裂和鬥爭，但人類會在“物象本身邏輯”引導下，最終進入到一個每個人都能夠獲得幸福的“精神”世界、“人倫王國”。但是，在馬克思那裏，人異化的結果同時也會使異己的外部世界日益強大，人淪落為物象世界的奴隸；人們互相爭鬥的結果，是所有人都被物象所打敗，物象成為世界的主宰。對馬克思而言，異化和物象化是一個很糟糕的結果。
對異化和物象化的這一否定性認識反映在《穆勒評注》的理論展開上。譬如，對貨幣的討論，《穆勒評注》在按照抽象化程度，即“個別的私人所有物→貴金屬貨幣→紙幣→信用”的順序進行的同時，也是按照其與人的異化的深重程度排列的。從馬克思對貨幣的批判來看，他顯然更強調貨幣給人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在事實上將貨幣看作是社會關係的對立物，看作是壓迫人的異己力量。與馬克思相比，黑格爾的貨幣認識要積極得多，在耶拿《精神哲學》草稿中，他對貨幣隻是從它為個別性上升為普遍性提供了契機這一角度來理解的。這一差別也決定了馬克思的立場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而黑格爾，正像馬克思所評價的，還隻能是站在國民經濟學的立場上。
（2）馬克思發現了個人的社會化進程同時也是社會的分化和分裂過程，並以這一分化和對立把握了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黑格爾雖然也意識到了市民社會中“賤民”的存在，並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貧富分化問題，但他並沒有像馬克思那樣，說明為什麽市民社會會出現兩極分化，會出現雇傭工人和資本家這兩大階級，當然，他也更不可能以階級對立框架來認識近代的市民社會。
總之，黑格爾並沒有將市民社會內部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視為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在處理這些矛盾時，總是選擇使對立雙方和解的道路。而馬克思則與此相反，他的目的是要從市民社會中找到能夠炸毀市民社會的因素，因此他一定要在其中找到無法調和的絕對矛盾，並以此來完成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證明。這一點是馬克思與黑格爾在對個人到社會演進邏輯上的最大分歧。如果以一個圖示來表示馬克思的思想，可以表示如下：
如果將這一圖示與第八章中黑格爾的“物象本身邏輯”圖示作個對比，我們就會發現：
（1）馬克思區分了兩種勞動的異化形式：一種是異化勞動，即後來馬克思所說的雇傭勞動；另一種是營利勞動，即一般私有製下的私人勞動。而黑格爾並沒有作出這種區分。
（2）由於異化勞動的存在，它會使同權的市民發生分裂：一類為資本家；另一類為雇傭工人。與此相對應，“市民社會”將轉化為以資本和剝削為核心的 “資產階級社會”（Bourgeoisgesellschaft）[76]。這也就是圖示中的中間部分，即“從異化勞動（雇傭勞動）”到“資產階級社會”。盡管在《巴黎手稿》階段，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認識還不夠成熟，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資本概念和剩餘價值規律理論，但他已經天才地認識到了資產階級社會與市民社會的異質性。而黑格爾最終也沒能作出這種概念區分，在他那裏，一切都屬於市民社會。
（3）馬克思從個體到社會的演進邏輯要比黑格爾的激進得多。僅從這一圖示的前半部分，即從“營利勞動”到“市民社會”部分來看，馬克思與黑格爾基本相同；而從這一圖示的後半部分來看，兩者則有巨大的區別：除了多出了從“異化勞動”到“資產階級社會”這部分以外，在從“資產階級社會”向“社會”的轉變中，馬克思也並沒有訴諸“陶冶”和“良心”這類因素，而是訴諸鐵的經濟規律和激烈的“革命”和“鬥爭”（“揚棄異化”）。當然，在資本主義時代，由於資產階級社會的非道德本質，像“良心”這樣的道德因素作為社會變革的力量早已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已經被消解，馬克思因此而放棄依靠道德教化來實現個人到社會的可能性，拒絕“道德社會主義”和“倫理社會主義”也是合情合理的。這一點不僅使馬克思區別於黑格爾，而且還使他區別於同時代的費爾巴哈和赫斯以及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甚至區別於當代的一些思想家，譬如霍耐特以及一些分析馬克思主義者。[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