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那場爭論，休謨視之為生活裏的意外，希望盡快忘卻；對於盧梭，那是新的開始，從前所向往的黃金時代、自然教育和契約精神，現在他覺得無所謂了，重要的是揭露偽君子。1766年盧梭逃往英國，在思想意義上，那是他帶著頑疾和憂鬱闖入公共空間的冒險。誤解與猜疑大肆襲來，他覺得迫害的企圖無處不在，雖是假想的，卻揮之不去，他要在文字世界裏反擊。鑒於同代人沒有公正的判斷力，他就向後代人說明真相，為此專心寫作《懺悔錄》，在英國時兩易其稿。對於題目，到底是“回憶錄”還是“懺悔錄”，盧梭猶豫不定。草稿上標著“懺悔錄”，致友人信中卻說是“回憶錄”。《懺悔錄》出版後，它的風格為人質疑。盧梭生前的論敵埃皮奈夫人懷疑它的真實性，1849年拉馬丁（Lamartine）在法國立法議會演講時斥責盧梭虛偽。羅曼·羅蘭批評他言辭高傲，與托爾斯泰一樣親近自然，但兩人的《懺悔錄》差異大，托爾斯泰有純粹的基督教精神，盧梭放肆，有法利賽人的狂妄。[169]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耶魯修辭學派的保羅·德曼（Paul de Man）從文本角度追溯寫作情境，他覺得盧梭是在辯解，不是懺悔。“懺悔”是以追求真理和至善的名義克服罪孽和羞恥，是對語言認識論的運用，“辯解”是敷衍的修辭術。[170]
德曼分析了《懺悔錄》的一個場景，盧梭、瑪麗永（Marion）與絲帶的故事：盧梭偷了維塞利（Vercellis）夫人家的絲帶，誣陷是女仆瑪麗永幹的，她是個聰慧和善的小姑娘，人見人愛，卻被趕走了。盧梭對此印象深刻，1776年又在《漫步遐想錄》中提及，“這個謊言的罪過夠大了，我對其後果始終一無所知，內疚使我將之想象得非常嚴重，罪過就更大”。對於盧梭的目的有很多解釋，1787年1月，《文學通信》（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說他偷竊成性，“頭腦中滿是浪漫的想法，像個受不良教育的孩子，沒有謀生的本領”[171]；加多（C. Gardou）歸咎於病態的敏感，“因偷竊絲帶受盤問時，他難以控製言行，所以有反常”[172]。但對於德曼，那不是道德問題或精神問題，而是宗教問題。除了表達悔恨之意，盧梭闡述謊言的修辭是炫耀性的，“盧梭注重的是那個用語言構建的公共場景，偷竊的事在其中更有意義”[173]。
要懺悔的人，寫一部《懺悔錄》就夠了，盧梭多次提及此事，以雄辯的修辭構造了自我審判的空間，不能救贖靈魂。“以懺悔的名義辯解，毀壞了懺悔儀式的嚴肅性，使之成為自我毀滅的話語。”[174]既然懺悔與辯解是不同的風格，為什麽盧梭要以懺悔的名義，而不采納自傳風格？《懺悔錄》裏的觀念錯位（信仰與自救、辯解與懺悔、現代與後代）是否意味著時代精神的變化？
一、“回憶錄”或“懺悔錄”
1764年12月末，伏爾泰匿名發表《公民的感想》，在巴黎的沙龍和咖啡館裏散布。1765年1月，盧梭獲悉這篇文章，那時他在莫第埃村，麵對侮辱決定寫《懺悔錄》，1月13日完成前言（手稿前12頁，現藏於瑞士納沙泰爾圖書館，即《納沙泰爾序言》）。[175]但在顛沛流離中進展緩慢，1765年9月8日完成手稿44頁，行文至“最後，由於我的笨手笨腳被趕出那家事務所，很不光彩，我除了會用銼刀，一無是處”[176]。1766年3月22日，在英國安頓後又著手寫作，完成前三章和第四章的一部分，手稿共計182頁。[177]是年5月同休謨爭吵後，他決定重新寫，1770年完成，該手稿現藏於巴黎國民議會圖書館，即“巴黎手稿”。
關於題目，1759年，盧梭暫居於法國小鎮蒙莫朗西，瑞士書商雷伊（Marc-Michel Rey）建議他為已過的大半生寫部“回憶錄”（Mémoires），盧梭同意，但遲遲未動筆。1761年12月31日和1763年1月4日，雷伊兩次與之商討寫作事宜，杜克洛也勸他寫“回憶錄”或“懺悔錄”。[178]1761年的聖誕節，開明貴族馬勒澤爾布來信詢問近況，盧梭於次年1月4日、12日、26日和28日回複四封信，敘述他的思想近況、寫作生涯與身體健康，這是“回憶錄”的前奏。1763年年初，瑞士同鄉穆爾圖知道他要寫“回憶錄”，1765年培魯也認為那是部“回憶錄”。[179]休謨陪同盧梭去倫敦的路上提及“回憶錄”，盧梭說正在寫。[180]1766年7月25日，休謨致信梅尼埃（Meinières）夫人：“盧梭正在寫‘回憶錄’，有意貶低我和伏爾泰。”[181]德方（Deffand）夫人時常與沃波爾猜測這部“回憶錄”的情節。[182]1765年7月，盧梭卻對培魯說他要寫“懺悔錄”，而納沙泰爾手稿的題目是：“盧梭的懺悔錄，包括一生所經曆事情的細節和他處在這樣的情景中的私密感受。”寫作時，他會忘記那是“懺悔錄”，1768年1月完成後，他對拉圖爾夫人說那是“回憶錄”。[183]1777年夏，杜索爾去拜訪盧梭，兩人談及標題，盧梭說“回憶錄”或“懺悔錄”都可以，交談過半，他傾向於“回憶錄”。[184]
作者不清楚寫作體裁，外界更不確定。1778年夏天，盧梭在埃莫農維爾時，宮廷醫生普萊斯勒來訪，當時有傳言說作品手稿被竊，普萊斯勒覺得他比任何人都了解盧梭，斷定類似的傳言沒有根據，“他一直保存著‘回憶錄’或‘懺悔錄’的手稿”[185]。盧梭去世後，有人說“回憶錄”很快出版，“他或許會交代一些不誠實的事，甚至是罪惡之事，諸如偷竊”；有人說特蕾茲背叛了丈夫，以兩萬塊錢賣給了警察，特蕾茲被迫出麵澄清，在由人代筆的信裏她稱之為“回憶錄”。[186]報紙上關於“回憶錄”的報道很多，“這個文筆流暢的作家寫了部‘回憶錄’”，《秘密回憶報》猜測出版時會用什麽題目。[187]1782年，日內瓦印刷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Genève）以“懺悔錄”出版，因為日內瓦手稿上標著“盧梭的懺悔”（Les Confessions de J. J. Rousseau）。同年，格裏姆在《文學通信》上撰文，“《懺悔錄》裏有偏見，對於認識自我卻有用，讓我們發現人的行為的隱秘原因”[188]。但巴黎書商在買賣中不認為那是一部“懺悔錄”，而是“回憶錄”，讀者也覺得它不符合懺悔風格，隻是一部坦白思想的書。[189]而英譯本的題目改成《讓-雅克·盧梭的私生活》（Vie privée de J.-J.Rousseau）。[190]一部偉大的作品，題目不確定，這是問題。
二、《懺悔錄》手稿與盧梭休謨之爭
《懺悔錄》有四份手稿，第一份是納沙泰爾手稿，1765年1月完成於莫第埃，赴英避難時未攜帶。特蕾茲去倫敦前，盧梭讓她準備的行李中有《皮格馬利翁》（Pygmalion）、致馬勒澤爾布四封信的抄錄本、致音樂家拉莫和奧夫蘭維爾（Offreville）的信，但他最需要的是“關於他的生活”的稿子，特蕾茲擔心海關檢查，改為郵寄。[191]1766年3月，盧梭在英國繼續寫，該手稿包括《懺悔錄》現代通行本的前言、前三章和第四章的一部分，學術界稱為“《懺悔錄》第一草稿”。第二份是巴黎手稿，盧梭去世前，封存於一個紙袋，上麵寫著：“讓-雅克·盧梭抄寫，蓋有他的印章，1801年打開。”1794年9月，特蕾茲上交革命政府，現藏於國民議會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又稱特蕾茲手稿、國民議會手稿，或波旁宮（Palais Bourbon）手稿。[192]第三份是日內瓦手稿，1778年春天，盧梭交給瑞士同鄉穆爾圖保管，1782年穆爾圖出版第一部分，1789年出版第二部分，又稱穆爾圖手稿，現存於日內瓦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Genève）。第四份手稿是穆爾圖和培魯於1779年根據日內瓦手稿抄寫的備份，現藏於納沙泰爾市立圖書館。[193]
第二份手稿和第三份手稿相差無幾，後者筆跡工整，第四份是謄抄本，對於盧梭問題沒有分析價值。第一份手稿更值得分析，其中有一個變化的內心世界。該手稿有182頁，前77頁，每頁25～30行；第78頁之後字跡越來越密，34～40行，其中兩頁41行；手稿第166頁之後多是31～34行。[194]盧梭在英國時放棄這份手稿，重新寫成了巴黎手稿，納沙泰爾手稿大體是巴黎手稿第一章至第四章中間的部分，個別詞匯和段落編排上有所不同（斜體為不同處）。
納沙泰爾手稿第13頁：
Un bien très-médiocre à partager entre beaucoup d’enfans ayant réduit presque à rien la portion de mon père，il n’avoit pour vivre que son métier d’horloger，dans lequel il était à la vérité fort habile et qui était alors en honneur，surtout à Genève.
在很多孩子中間分一點微薄的財產，我父親得到的很少，他隻能從事鍾表匠的行業謀生，在這一行裏，說實話，他非常熟練，那時候，這一工作受人尊敬，尤其是在日內瓦。
巴黎手稿第1頁：
Un bien fortmédiocre à partager entre quinzeenfans ayant réduit Presque à rien la portion de mon père，il n’avoit pour subsister que son métier d’horloger，dans lequel il était à la vérité fort habile.
在十五個孩子中間分一點微薄的財產，我父親得到的很少，他隻能從事鍾表匠的行業謀生，在這一行裏，說實話，他非常熟練。
兩份手稿最大的不同在開篇，納沙泰爾手稿前12頁是巴黎手稿所沒有的，學術界稱之為《懺悔錄》“納沙泰爾序言”，巴黎手稿第一頁前三段是納沙泰爾手稿所欠缺的，但兩處不同的最後一句話相似。“納沙泰爾序言”第12頁，“每個讀者效仿我，像我一樣反觀內心，希望他們從心底裏這樣說，如果他敢的話：現在的我比過去的那個人要好”（S’il l’ose：Je suis meilleur que ne fut cet homme-là）。巴黎手稿改為：“每個人在您的寶座前真誠展示他的心靈，希望其中一個人會這樣說，如果他敢的話：以前的我比現在的那個人更好”（S’il l’ose：Je fus meilleur que cet homme-là）。據此判定，盧梭重寫時改動了納沙泰爾手稿的開篇部分，其餘是謄抄。寫作期間，他受公共輿論影響，巴黎手稿前三段是與休謨爭吵後改動的，對於理解盧梭的寫作情境有用。
“納沙泰爾序言”節選（文中著重號為筆者所標注。手稿見圖2-4）：[195]
人們對我的行為的判斷依據幾乎總是錯的，越是有智慧的人，錯誤越嚴重。他們的視野越是廣，所做的判斷離事物本身的差距越大。我決心使我的讀者（lecteurs）對於人的知識上有所進展。（手稿第1-2頁）
一個人要描述自己的一生，隻有他自己能勝任，隻有他能認識自己的內心活動，那是真實的生活。但寫作時，他會掩飾真實，以生命的名義為自己辯解，表麵上他希望被人審視，事實上並非如此。（手稿第3頁）
如果我能實踐我的諾言，那將是獨一無二的事。我是普通人，沒有值得讀者注意的功業。我不會過多地按順序敘述我經曆的事，而是關注事情發生時我的心情如何。（手稿第4頁）
事情是公開的，每個人都能了解，重要的是發現其中的原因。對此，沒人比我看得更清楚，若揭示它們，就要描寫我一生的曆史。（手稿第6頁）
我做的好事，或是壞事，都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手稿第8頁）
既然我的名字要在人群中流傳，我不希望背負虛假的名聲，不希望獲得與我不相幹的美德或劣跡，更不希望有人用一些不屬於我的特點描繪我。想到能活在後人的心目中，我會有一絲快樂，但得靠真實的事，不是我名字的幾個字母。（手稿第8頁）
（在作品中）我是真實的，無所保留地訴說一切，無論善惡，總之是一切。（手稿第9頁）
有必要發明一種新語言，以適應我的寫作計劃，要想理清如此複雜多樣、相互矛盾，卑劣與高貴夾雜的情感，需要什麽樣的文體，什麽樣的風格？（手稿第9頁）
這是一部研究人的心靈的參考資料，隻有這一部。（手稿第11頁）
希望每個讀者模仿我的風格，像我一樣描寫自己，若有膽量，他敢在心裏說：現在的我比過去的那個人更好。（手稿第12頁）
巴黎手稿第一頁前三段（著重號為筆者所標注，楷體字為盧梭寫作時所標注。圖2-5）：
我要做的是沒有先例的事，也不會有模仿者。我想把一個人真實地，原原本本地展示在人們麵前，這個人，就是我。
我這樣的人隻一個。我了解我的內心，了解其他人的內心。我生下來就與我所見到的人不一樣，我甚至敢說我與世上的人都不一樣。如果我不比他們好，至少與眾不同。大自然若是打碎了她曾塑造我的模子，這樣做到底是好是壞，讀了我（的書）才能評定。
無論末日審判的號角何時響起，我都敢拿著這本書，在最高的審判者麵前大聲說：“看，我是這樣做的，也是這樣想的，我從前就是這樣的人。我用同樣的直率訴說自己的善良與邪惡。我沒有隱瞞（做過的）壞事，沒有誇大（做過的）好事。如果我有過一些無關緊要的修飾，那是為了彌補記憶力衰退留下的空缺。我會把自以為真的說成真的，不會把自以為假的說成真的。我以前是怎樣，現在就怎樣寫，我有卑鄙與邪惡的時候，有善良、慷慨和高尚的時候，我要坦露我的內心，就像你看到的那樣。永恒的上帝，請將我那難以計數的同類聚集在我的周圍，讓他們聽一聽我的懺悔，讓他們為我的不幸歎息。再讓他們在您的寶座前**自己的心，是不是有人會說，如果他敢的話：以前的我比現在的那個人更好。”
[img alt="" src="../Images/image132-1.jpg" /]
圖2-4 納沙泰爾手稿第1頁
[img alt="" src="../Images/image133-1.jpg" /]
圖2-5 巴黎手稿第1頁
根據“納沙泰爾序言”，盧梭未打算向上帝懺悔，而是向讀者說明情況。他以為自己本性善良，卻受人指責，輿論中的形象與自己不一樣。反駁誤解的方式有兩種，或是證明批判者的錯誤，或是證明受批判者的無辜，陰謀就會不攻自破。盧梭選擇了後一種，他的坦白本質上是反駁，“我始終如此，正直、熱誠、勇敢，應該得到不一樣的報答，而不是像我最近的遭遇”[196]。關於寫作風格，盧梭覺得傳統的“懺悔錄”不能承載他的想法，於是要推陳出新，至少形式上自由自在，隻當是寫“回憶錄”或“自傳”。這篇序言寫於1765年年初，那時盧梭還想留在文學共和國，盡力為受損的名譽辯護，但與1750年年初相比，他的目的有所改變，不再與那些批評他的人爭論，而是寄希望於旁觀者，讓他們擔當裁判。
“納沙泰爾序言”語氣緩和，盧梭與其中的人與物保持距離，而巴黎手稿言辭急切，作為寫作者的盧梭與文字中的盧梭交錯不清，過多地幹涉讀者的判斷，強調“我”的存在。1782年，哈珀（La Harpe）觀察到這一點，“作者就是這部書的主題”[197]。巴黎手稿有意模仿奧古斯丁的風格，上帝作為評判者的形象在第三段出現，但他不再是最高意誌，而是一個受盧梭支配、兼有讀者評判功能的精神。去世前不久，盧梭承認沒有達到奧古斯丁的境界，“因為他自己不虔敬”[198]。巴黎手稿的前三段有虔敬之心，但之後，“讀者”的地位取代了上帝。該手稿談及與華倫夫人在尚貝裏的生活，盧梭負責日常事務，閑暇時學習音樂，廣泛閱讀，“讀者可以看見，我的空閑時間極少，卻做了很多事”[199]。他要向讀者**自己，“始終站在讀者麵前，使之洞見生活的一切角落”[200]。所以，這部手稿處在“懺悔錄”與“自傳“之間，雖冷落上帝，對之仍有敬畏之心，開篇是末日審判的場景，但上帝要聽盧梭的使喚。“死後出版”是現代意義的曆史觀，一個包含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譜係，盧梭丟棄了中世紀的時空觀（地獄、煉獄和天堂），不想在同代人中尋找裁判，而是寄希望於後代人。
三、《懺悔錄》的寫作背景
寫作前後，盧梭身心常受觸動：交往障礙、製度壓迫、反複的病痛、流亡的生活。緊迫的語境裏有衝不破的艱難，他無力改觀，甚至不知道怎麽回事，盡是被動、惶恐與無助。
首先是文學共和國的是非。1756年，《百科全書》第七卷刊載達朗貝爾的“日內瓦”詞條，批評加爾文教的一些牧師不相信耶穌基督的神性，又為戲劇辯護，“若在法律約束下，戲劇不會讓風俗墮落”，他呼籲在日內瓦建劇場：
在日內瓦，人們不能忍受戲劇，不是不讚賞戲劇，而是害怕演員在年輕人中間傳播裝扮、揮霍與下流的趣味。嚴厲的法律能否限製演員的行為，杜絕其中的弊端？這樣，日內瓦既能演戲，又有好風俗。戲劇能提升公民品性，使之有細膩的感受和優雅情感。[201]
關於戲劇與風俗的關係，之前的歐洲思想界已有過爭論，包括“卡法羅事件”（Affaire Caffaro）。天主教會禁止信徒閱讀戲劇，或去劇院觀看，防止舞台上的人體、**和暴烈的情感破壞心靈的安寧，“戲劇家的才華不是美德，而是邪惡”。但在1694年，卡法羅（F. Caffaro）的《一封神學家的信》極力為戲劇辯護：“聖經裏沒有明確反對戲劇的論斷，戲劇是普通人的娛樂，是語言與行為的恰當配合，若加以規範，就不會敗壞風俗，也不會褻瀆上帝……人的精神會疲勞，就像勞作後的身體一樣，需要放鬆。”[202]隨後，索邦神學院予以反駁，博敘埃神父在《論戲劇的信》（Lettres sur les spectacles）和《關於戲劇的思考》（Maximes et réflexions sur la comédie）裏否定卡法羅的論斷。1694—1697年，十餘位各界人士參與爭論，雙方相持不下。[203]表麵上，這是場文藝爭論，實際上是關於宗教道德的爭論，以前不受質疑的教會權力在世俗生活中不再有絕對的控製力。
盧梭與達朗貝爾的爭論不僅是宗教、文藝或道德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涉及社會階層的矛盾，即日內瓦上城人（貴族）和下城人（平民）的對立。[204]盧梭看到“日內瓦”詞條後，猜測達朗貝爾可能與貴族聯合，就用三星期寫完《關於戲劇問題致達朗貝爾的信》，否定了戲劇的道德意義，尤其是日內瓦這樣的小城市，如何承受戲劇造成的墮落？
盧梭對戲劇的怒氣也與伏爾泰有關。伏爾泰定居瑞士費爾奈後，在莊園舞台上演戲，包括《紮伊爾》（Za?re）、《浪子回頭》（L’Enfant prodigue）、《祖利姆》（Zulime），並在舞台上扮演其中的角色，台詞采納古典主義的壯美風格，英國青年愛德華·吉本在歐洲遊曆時路過費爾奈，沉迷於伏爾泰的風格，幾乎一場不落，“自童年起我對莎士比亞的崇拜開始遜色”[205]。伏爾泰認同古典主義風格，素來不接受盧梭的新思想，視之為極端的瘋子，“寫了部拙劣的戲劇後就出來反對戲劇，批判養育他的法國，找了幾個爛木桶，就像第歐根尼一樣躲在裏麵罵……他對我說過：日內瓦為您提供避難地，您卻敗壞了它”[206]。1764年盧梭出版《山中來信》後，伏爾泰罵他沒良心，丟棄孩子，**無恥：
人們可憐瘋子，若其瘋癲變暴烈，就要吊死他，寬容是美德，忍讓這樣的瘋癲是惡德……瘋癲使之褻瀆耶穌基督，竟敢說福音書是粗魯下流、大逆不道的作品，讓孩子棄絕父母……身為基督徒卻想毀壞基督教，他不隻褻瀆宗教，是背叛……十足的偽君子。如此批評不為過……有學問的人會與同儕相爭嗎？正直的人，誰會陷於錯誤的熱情，隱晦地批判有美德的人？我們憤怒卻有些臉紅地說，他身上有**留下的可怕痕跡，偽裝成江湖藝人，從一個村子到另一個村子，從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他的惡使母親喪命，拋棄善良人的職分，將親生的孩子扔在育嬰院門口，失卻自然的情感，丟棄榮譽與宗教感受。[207]
其次是作品給盧梭惹下的麻煩。1762年前後，他想放棄寫作，隱遁山林，為此計算過稿費是否能應付開支。是年5月《愛彌兒》出版後，他陷入為多方勢力迫害的境地，巴黎神學院斥責他妄圖與宗教界爭奪民眾心靈，巴黎高等法院斥責他宣揚自然宗教，“教育年輕人時推廣罪惡的體係”[208]。6月1日，索邦大學以否認神跡和啟示為由，查禁《愛彌兒》，以之為“怪異的作品，作者奇怪高傲，要推翻最神聖的真理，風俗中最純淨的規則和世俗政治中最基本的道理……作者想毀壞養育他的搖籃”[209]。6月11日，高等法院當眾焚燒此書，並要監禁作者。6月23日，阿姆斯特丹市政當局禁止《愛彌兒》出版，“因其有自然神論和斯賓諾莎的思想元素”[210]。日內瓦小議會也予以譴責：“《社會契約論》的政府理論衝擊了日內瓦的體製，《愛彌兒》傳播以人的理性為基礎的自然神論，他的言行背離資產階級的職分。”[211]在險境中，盧梭致信巴黎大主教博蒙，敘述他的寫作生涯、一貫的道德原則，以及作為日內瓦新教徒所具有的宗教觀：
如果您隻是批判我的書，我任憑您怎麽說，您不隻如此，還攻擊我的人格，羞辱我，您在人群中越有權威，越不允許我沉默不語。[212]
申辯難有效用，不能阻止天主教會的通緝令。1762年7月9日，盧梭從新教城市伯爾尼逃往納沙泰爾，暫居於汝拉山麓，荒涼偏僻，交通不暢，才得以安頓下來。但平靜的日子過了不久，紛擾又來了。8月20日，日內瓦公民代表團為盧梭的境遇鳴不平，引起公民與貴族階層的對立，日內瓦有權力專斷的現象，二十六人構成的小議會無根無據就否定公民的提議權，貴族文人特羅尚（J.-R. Tronchin）出版《鄉間來信》（Lettres écrites de la campagne），為這樣的行為辯護。情急之下，公民求助於盧梭，由他撰文反駁《鄉間來信》。1763年10月至1764年5月，盧梭完成《山中來信》，批評小議會專權：
他們不顧及我的健康和艱難處境，就下達逮捕我的命令，用辱罵壞人的語言對待我。這些先生沒有寬容心，難道也沒有公正心？兩百人議會的設立，是為削弱小議會的權力，結果卻強化了它的權力……兩百人議會徒有其名。[213]
日內瓦貴族階層暴跳如雷，順勢取消盧梭的公民身份。這件事對他觸動很大，1763年5月26日，與查普裏（Marc Chappuis）敘舊時，他說自己為此“陷於最激烈的痛苦，但又無可奈何”[214]。1765年1月，《山中來信》在荷蘭海牙被焚毀，在伯爾尼和巴黎遭查禁，盧梭在莫第埃鄉間忍受謾罵。最壞的事發生於1765年9月6日深夜，冰雹般的石頭砸向他的屋子，躲避不及，腿部受傷。9月10日，盧梭逃往聖皮埃爾島，在那裏享受了短暫的清靜：
假如有這樣的境界，心靈無須瞻前顧後，就能找到它能寄托、凝聚它全部力量的牢固基礎，時間對之已不起作用，現在的一刻永遠持續，既不顯示它的綿延，又不留下更替的痕跡。心中無匱乏又無享受，不覺得苦也不覺得樂，無所求無所懼，隻感到自身的存在，單憑這個感覺就足以充實心靈。隻要這種境界持續下去，身處其中的人是幸福的，這不是從生活樂趣裏獲得的不完全的、微弱的、相對的幸福，而是不會讓心靈空虛，充分而圓滿的幸福。[215]
四麵受敵，盧梭的幸福是烏有的幻影，轉瞬即逝。1765年10月10日，伯爾尼安全委員會下達驅逐令，他隻好去英國，在那裏他織造了一幅陰謀圖，涉及哲學界、醫學界、神學界，跨越普魯士、瑞士、法國和英國，陰謀家的監視無孔不入，“邁的每一步都有人數著，手指頭動一下就有人記錄”。時值歐陸的“英國熱”，法國的科學理論和商業實踐受此影響，盧梭的英國之行卻留下瘋癲的名號，英國人不解，法國人對之有怨言。盧梭不得不反駁，法官、哲學家、教士、才子、作家都恨他，普通民眾不理解他，瑞士、日內瓦給他增添痛苦，這是《懺悔錄》的心理背景：“在我所處的位置，要寫書，也是維護聲譽，揭露那些汙損我的騙子，使之無地自容。”
關於文本的身體背景：1763年，盧梭的健康一度變壞；1765年仍未好轉，牙疼、腹脹、嚴重失眠、記憶力減退；1766年病得厲害，眼神不好。病痛發作時的身體話語進入《懺悔錄》，包括劇烈耳鳴、心髒狂跳、消化困難、腹脹便秘、一勞作就大汗淋漓。他懷疑心髒上長了肉瘤，惶惶不安，“我得了更嚴重的病，那就是治病癖，讀過書的人難以避免”[216]。1770年2月完成草稿後不久，他致信聖日耳曼（Saint-Germain，龍騎兵團上尉），說自己已厭棄人世的艱辛：“我在這世界難得快樂，若能選擇生活，我選擇死亡。”[217]對於盧梭的困境，論敵卻說他性情乖張，既然不為同代人理解，他寄希望於後代人：“時間能揭開幕布，我的回憶錄若傳到後世，它會替我說話，人們就明白我為什麽沉默。”
盧梭在進退無路時思考生命的世俗意義，開啟了新的寫作時代，依附於神的人格開始解脫，人性複蘇了，但它仍處於枷鎖下。所謂的“枷鎖”，是指身體病痛對精神的壓迫，以及惡風俗對人性的阻抑。“盧梭與疾病”是創造現代知識的二元結構，這個結構是一個流動的思想空間，18世紀的人對之有些陌生，這個空間裏的觀念是新的，其中有現代曆史觀和獨立人格。
四、《懺悔錄》與時代精神
“懺悔錄”屬於歐洲神學傳統，“懺悔”可解釋為承認或認罪，“懺悔的過程是與上帝和解的契約”[218]。懺悔者如實地敘述其一生，坦白罪業，歌頌神的偉大。“懺悔錄”是一個人在晚年實踐那個契約的最後環節，是宗教行為，不是個體精神世界裏的私事。“自傳”和“回憶錄”是現代人對往事的回顧，作者尋求的是自我認同，或曆史評判，語境裏不再有絕對的力量。
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是嚴格意義的“懺悔錄”，不論是書寫風格，還是懺悔的動機，但文藝複興之後，“懺悔的虔誠性因人而異，個人主義越來越明顯”[219]。有些人會從闡述上帝律法的一端轉向描述個體生活與救贖靈魂的另一端，但上帝仍不受質疑，不受冒犯。17世紀法國冉森派的思想堡壘波爾-羅亞爾（Port-Royal）修道院諸位先生的作品就是如此，既敬畏上帝，又對塵世的名利有所圖。[220]同樣，1879—1882年，托爾斯泰的《懺悔錄》記述世俗生活見聞，以及心靈皈依上帝的始末，他敢於質疑教會代表上帝權力的合理性，極力維護上帝的威嚴。
18世紀，批判聖經已是流行的修辭，上帝創造了善，也衍生了惡，堅持正義的未必得生命，追求惡的未必自取滅亡。盧梭是當時宗教個人主義化的典型，他不再向個體精神之外的至高力量懺悔，而是以雄辯的修辭構造了獨立的精神空間，讓上帝以他的方式評判：“我們落入深淵，便向上帝祈禱，為什麽你把我造得這樣軟弱？上帝不管我們怎樣辯解，隻對我們的良心說，我是把你造得太軟弱了。”[221]1776年，盧梭衝動之下責備上帝參與了陰謀，有極不公正的作為。[222]在“納沙泰爾序言”裏，盧梭向讀者澄清真相，在巴黎手稿中，他將審判權賦予讀者：“說真話在我，說公道話在讀者。”[223]他願意為之展示一切，包括病痛之苦和情感經曆：
讀過的人會發現我所有的愛情奇遇，漫長的序幕後，最有希望的隻不過吻一下手而已，他們一定會大笑。讀者，請你們不要弄錯，在這種以吻一次手結束的愛情裏，我得到的快樂比你們以吻手為開始的戀愛要多。[224]
但盧梭的自我意識有些極端，若有讀者質疑他的善良，就會受其責難：
請你（讀者）再找出一個六歲的孩子，他能被小說吸引……甚至感動得流出淚來，如果你能找出來，我就認錯。我的品德不受懷疑，如果誰還相信我是壞人，他就理應是被掐死的壞人。[225]
在盧梭的語境裏，“懺悔”的詞義有了變化。Confession，盧梭強調“坦白”的含義，為讀者塑造真誠的語境，一種現代敘事方式，這意味著“懺悔錄”向現代“自傳”的過渡。起初，他不確定怎麽寫，這一點暗示他對寫作風格的革新是下意識的行為。關於“自傳”（auto-bio-graphie），“自身—生活—書寫”，即一個人寫自己的一生，法國學者勒熱訥（Lejeune）對之做了定義：“當某個人強調他的生活，用散文體寫成的回顧性的作品稱為自傳。”[226]後來，他在《自傳契約》裏對之有所修訂：“一個真實的人以自身生活為素材，用散文體寫成的回顧性敘事，強調個性。”[227]兩個定義的主體要素沒有變化：語言是敘事性的散文體，涉及個人生活和個性曆史，敘述者和人物要統一，回顧的視角。而“回憶錄”是現代曆史意識的衍生物，寫作者從記憶中尋找他的曆史地位，他是耳聞所見的陳述者，也是故往人與事的評判者，總之，他要在那個已經消失的空間裏發現個體的意義，要重建公共記憶的結構。
若區別三類體裁，要看是誰在寫，為誰而寫，以及語境的開放性。“懺悔錄”的語境是地獄、煉獄和天堂構成的精神國度，信徒向上帝坦白，目的是救贖，不顧及現代公共輿論，也就不具備大眾閱讀史與出版史的分析視角。“回憶錄”和“自傳”是為後代人寫的，讓作者名聲傳世，或為以前的言行辯護，有展示自我的天性，語境開放，其中有一個包含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譜係。“懺悔錄”除了讚頌上帝的功業就是為自己贖罪，不會有讀者的影子，“回憶錄”和“自傳”的作者知道讀者的評判功能，讀者也知道作者的目的。待之出版，時代變化賦予了審美意義，讀者有了興趣，“回憶錄”和“自傳”得以進入大眾閱讀史，由此開始了在人類集體記憶中的旅行。“回憶錄”和“自傳”的區別在於前一類的公開性更強，後一類也會進入公共空間，但它有遠離公共空間的願望，在半開半閉的私人空間裏自我反省。但這樣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個人生前的交往越多，在公共空間的影響力越大，他的“自傳”會趨同於“回憶錄”。
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嘉梅裏（V. Jamerey，1695—1775）的《回憶錄》和切利尼（B. Cellini，1500—1571）的《自傳》能說明三類體裁的區別。《懺悔錄》各卷開篇和結束多讚美上帝，時時頂禮膜拜，卷一引《舊約·詩篇》的頌詞：“主，你是偉大的，你應受一切讚美；你有無上的能力，無限的智慧。”[228]講述塵世的罪業，坦白得越真誠，渴望救贖的心情越迫切：“主，你願意我回憶往事並向你懺悔，請你看看我的心，你把我膠粘於死亡中的靈魂洗拔出來，希望它從此依附於你。”[229]奧古斯丁講述了他與一群青年人深夜偷梨喂豬的故事，那是因為“他的心跌落深淵，邪惡的靈魂掙脫了主的挾持自討滅亡……追逐恥辱”[230]。這就避開了一個神學爭論：惡是不是上帝創造的？奧古斯丁時刻麵對的是上帝：“聖父，請您看，請您重視，請您俞允。”[231]現代人閱讀時會有些不耐煩，因為那不是為他們寫的，是為作者心中至善至美的上帝，控製個體自由精神的絕對力量。所以，這部作品缺少現代曆史意識，冷落現代人。
法國古物學家嘉梅裏的《回憶錄》（Mémoire de Valentin Jamerey-Duval）完成於1747年，開篇有樸實的現代感：“我生在法國的一個小地方，那裏曾是富裕的小鎮，但嚴厲的統治使之凋敝，鹽稅、賦稅過重，它像很多地方一樣蒙受厄運，到處是貧困低矮的茅草屋……。”[232]之後，他坦誠敘述艱難的童年、流浪歲月、自學成才之路，以及作為大學教授的經曆。1695年，他生於阿托奈（Arthonnay），五年後父親去世，家境艱難。1708年，母親攜他及其妹妹改嫁，因受不住繼父的粗魯，他離家出走，四處流浪。在托內爾（Tonnerre）受傷，骨頭斷過，得到當地農夫和教士的照顧，傷愈後又去漂泊，沿途為人養雞放羊，跟同伴學寫字，在隱士的居住地生活時閱讀地理、天文書籍。後在利奧波爾（Leopold）公爵的提攜下看管圖書，公爵賞識他的才華，他得以入讀耶穌會學校，學成後擔任盧奈維爾科學院（Académie de Lunéville）的古代史教授。
切利尼的《自傳》成書於1562年，他用的是佛羅倫薩方言，“純淨詼諧，有獨創性，簡直無法翻譯”，內容涉及童年歲月的大小事。切利尼多才多藝，精通詩文、繪畫、雕刻，喜歡新奇與冒險。他的交往對象不分身份等級，有威嚴的教皇，有權傾一時的貴族，有流連於放縱虛空的人。行文中有人物對話，未必真實，卻符合“特定條件下虛構”的自傳特征。[233]文藝複興時代的意大利，宗教權力式微，世俗法律體係尚未成形，切利尼的“我”不受傳統信仰約束，也不受市民法限製，既有世俗意義的生命力，也有野蠻的氣質，為所欲為，沒有負罪感：
得知安尼巴萊欠下我家多少債之後，我十分氣憤……我是天性易怒的人……離開官署，怒氣衝衝趕回作坊，拿了一把匕首，匆匆趕到敵人住處，他們正等著吃午飯。我一露麵，那個挑起是非的年輕的蓋拉爾向我撲過來。我向他的胸口刺了一刀，穿過他的馬甲與短外衣，恰巧碰到他的襯衣，他沒受一點傷。可我的手進去了，也聽到衣服被捅破的聲音，我以為已殺死他……他們全家覺得末日審判已來臨，一起跪下，顧不得體麵，尖叫求饒。[234]
切基諾（切利尼的弟弟）的徒弟貝爾蒂諾被巡邏隊殺害，切基諾知道後大吼一聲，十裏之外都能聽到，得知是一個帽子上插藍羽毛的人幹的，他握著劍衝向巡邏隊，那個人猝不及防，劍就刺進肚子，另一個人點了火繩槍，擊中切基諾的右膝蓋。切利尼得知後飛奔而來，聽到弟弟說：“我的好哥哥，不要讓我的厄運攪亂你的心。”切基諾救治無效，去世前對切利尼說了三聲“再見”。切利尼以最高的榮譽將之埋葬於教堂墓地，之後密切注意那個人，就像他是自己所熱戀的姑娘。一天晚上，他持劍站在門口，切利尼潛行到其身邊，要砍他的頭，他飛快地轉過身，劍砍在左肩，他搖晃著身子，撒腿就跑，切利尼幾步追上，劍砍在脖子上，用力猛，幾乎拔不出來。教皇得知後傳喚切利尼，眼中的凶惡幾乎讓他靈魂出竅，但看到他的作品，教皇變了臉色，“一個人能在如此短的時間有這樣的成就，了不起”，繼而說：“切利尼，現在你的病治好了，要當心你的命。”切利尼不久又殺了人，教皇知道後說：“像他那樣在一門藝術裏獨一無二的人不受法律約束，尤其是他，我知道他沒有錯。”[235]
盧梭沒有奧古斯丁的虔誠，不像嘉梅裏那樣平靜地陳述個人的曆史，缺少切利尼的瘋狂與灑脫，他更關注自己的心理，其中有現代風格，有神學遺存，也有一點反叛陳規的衝動。與其說盧梭不再虔誠，不如說他轉而相信自己的判斷。除了絲帶的故事，《懺悔錄》裏還有兩件事，一是關於丟棄的孩子，盧梭無法甩掉愧疚感，便自我反省：“我的錯誤在於我無力撫養他們，才交由國家撫養……我以為這是做了一個公民和慈父的分內事，我把我看作柏拉圖共和國的一分子。”[236]二是反駁蒙泰古（Montaigu）伯爵，他是盧梭在法國駐威尼斯使館工作時的上司，盧梭力求講明真相，批評蒙泰古霸道，有違普遍的正義。[237]這一結論在開始寫時已預設好，證明思路水到渠成，蒙泰古後來走黴運，盧梭覺得他理所應得。
[1] L.-J. Courtois，Le Séjour de 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1766-1767），lettres et documents inédits，ASJJR，Tome VI，Paris，1910；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Genève，1927-1928.
[2] D. Edmonds，J. Eidinow，Rousseau’s Dog：Two Great Thinkers at War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Ecco，2006；R. Zaretsky，J.T.Scott，The philosophers’ quarrel，Rousseau，Hume and the limi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3] Extrait des registres du Parlement，9 juin 1762，CCJJR，Tome XI，p.266.
[4]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7.
[5] Rousseau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CCJJR，Tome XII，p.217.
[6] 盧梭：《新愛洛漪絲》，第1冊，伊信譯，第304頁。
[7] Rousseau à G. Keith，CCJJR，Tome XVII，p.137；Rousseau à M.-M. Rey，CCJJR，Tome XXVII，p.10；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59.
[8] Le Conseil d’Etat de Neuchatel à Frédéric II，roi de Prusse，17 déc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56；F.-H. d’Ivernois à Rousseau，30 X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127.
[9] M.-M. de Brémond d’Ars，marquise de Verdelin à Rousseau，5 X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19.
[10] Rousseau à J.-J. de Luze，CCJJR，Tome XXVII，p.311.
[11] G. Keith à Rousseau，2 déc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p.11-13；J.-J. de Luze à Rousseau，7 déc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22.
[12] Rousseau à D. Hume，4 Xbre 1765，CCJJR，Tome XXVIII，p.17.
[13] M.-M.D. de Saint-Maur，5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16；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39.
[14] “Lettre du roi de Prusse，” D. Hume，Exposé succinct de la contestation qui s’est élevée entre M. Hume et M. Rousseau，Paris，1766，pp.24-26.
[16]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88；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66.
[17] Rousseau à D. Malthus，25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326.
[18] L.-J. Courtois，Le Séjour de 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1766-1767），ASJJR，Tome VI，p.14.
[19] D. Hume à J. Home de Ninewells，1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67；D. Hume au professeur H. Blair，11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90；D. Hume à C.-F. Du Mesnildot du Vierville，marquise de Barbentane，16 Feb.，1766，CCJJR，Tome XXVIII，p.307.
[20] Alison Cockburn à D. Hume，1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65.
[21] L.-J. Courtois，Le Séjour de 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1766-1767），ASJJR，Tome VI，p.19.
[22] Rousseau à D. Hume，17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41.
[23] H. Roddier，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 au XVIIIe siècle，Paris，1950，pp.268-269.
[24]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38.
[25] D. Hume à J. Home de Ninewells，2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52；D. Hume à Rousseau，13 ou 14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26.
[26] Rousseau à C.A. de Sanit-Germain，26 févr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265.
[27] Rousseau à D. Malthus，3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9.
[28] L.-J. Courtois，Le Séjour de 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1766-1767），ASJJR，Tome VI，pp.36，58，42.
[29] Rousseau à R. Davenport，2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47.
[30] D. Hume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3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90；L.-J. Courtois，Le Séjour de 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ASJJR，Tome VI，p.56.
[31]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p.66-67.
[32] Souvenirs de B. Boothby，CCJJR，Tome XXXIII，p.277.
[33] D. Hume，A concise and genuine account of the dispute between Mr. Hume and Mr. Rousseau，with the letters that passed between them during their controversy，as also the Letters of the Hon. Mr.Walpole，and Mr. D’Alembert，relative to this extra-ordinary Affair，London，1766.
[34] P.-A. du Peyrou à Rousseau，27 janv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34；P.-A. du Peyrou à Rousseau，9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21.
[35] Rousseau à P.-A. du Peyrou，14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p.28，29；Rousseau à F.-H. d’Ivernois，3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79.
[36] D. Hume à Rousseau，30 of march 1766，CCJJR，Tome XXIX，30 mars 1766，p.77；Rousseau à G. Keith，10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06；Rousseau à J.-A.-M.B. de La Tour，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05；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25 mai 1766，CCJJR，Tome XXIX，p.222.
[38]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66.
[39] 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00.
[40] Le chevalier F.-J. Chastellux à D. Hume，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8；Rousseau à M.-M. Rey，3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10；Rousseau à R. Davenport，1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22；Rousseau à W. Wentworth，1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24.
[41] G. Keith，comte-maréchal d’Ecosse à D. Hume，4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15.
[42] Rousseau à D. Hume，23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275.
[43] J. Rousseau à Rousseau，17 novembre 1766，CCJJR，Tome XXXI，p.172.
[44] Rousseau à P.-A. du Peyrou，14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28；Rousseau à F.-H. d’Ivernois，31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79；Rousseau à P.-A. du Peyrou，27 janv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31；W. Rouet au Baron W. Mure，Jan. 25 1766，CCJJR，Tome XXVIII，p.225.
[45] L.-F. Tronchin à L.-F. Guiguer，13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297.
[46] Rousseau à T.-P. Lenieps，10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258；P.-A. du Peyrou à Rousseau，14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260；Rousseau à F.-H. d’Ivernois，28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287.
[47] Rousseau à F.-H. d’Ivernois，31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79；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100.
[48] 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99；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83.
[49] 盧梭：《孤獨漫步者的遐想》，錢培鑫譯，第70—71頁。
[50] Rousseau à C.-G.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10 may 1766，CCJJR，Tome XXIX，pp.188-193；Rousseau à M.-F. de Luze，née Warney，10 may 1766，CCJJR，Tome XXIX，pp.197-200；Rousseau à P.-A. du Peyrou，10 may 1766，CCJJR，Tome XXIX，pp.202-203.
[51] Rousseau à D. Hume，10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p.29-46.
[52] V. Riquetti，marquis de Mirabeau à Rousseau，27 8bre 1766，Tome XXXI，p.75.
[53]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p.70，71.
[54] Un ami de Rousseau écrit d’Ecosse，SJCdu 16 au 18 décembre 1766，CCJJR，Tome XXXI，p.347；De Paris le 20 novembre，Le Courrier d’Avignon，28 Nov. 1766，Tome XXXI，p.329.
[55] A. Lilti，Le monde des salons：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Fayard，2005，p.351；De Paris le 4 octobre 1766，Le Courrier d’Avignon，CCJJR，Tome XXXI，p.327；D. Hume à R. Davenport，2 septembre 1766，CCJJR，Tome XXX，p.313.
[57] 英斯納、羅斯編：《亞當·斯密通信集》，林國夫、吳良健、王翼龍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67—168頁。
[58]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e Montesquieu à La Brède，par L. Desgraves et C. Volpilhac-Auger，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F. Weil，Oxford：Voltaire Foundation，1999，p.4.
[59] F. Brayard，A. De Maurepas（eds.），Les Fran?ais vus par eux-mêmes，Le XVIIIe siècle，Robert Laffont，1999，p.851.
[60] 英斯納、羅斯編：《亞當·斯密通信集》，林國夫、吳良健、王翼龍等譯，第138頁。
[61] 雷蒙·特魯鬆：《盧梭傳》，李平漚、何三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411頁。
[62] D. Hume à J. Home de Ninewells，2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52.
[63] D. Hume à H. Blair，25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58.
[64]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p.131-132，157.
[65] F.-M. A. de Voltaire à E.-N. Damilaville，15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30.
[66] J. le Rond d’Alembert aux éditeurs de l’Expose succinct，1er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1；D. Hume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2 février 1767，CCJJR，Tome XXXII，p.93.
[67] 英斯納、羅斯編：《亞當·斯密通信集》，林國夫、吳良健、王翼龍等譯，第161頁。
[68]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p.128，161，181，163.
[69] J. le Rond d’Alembert à D. Hume，6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16；D. Hume，A concise and genuine account of the dispute between Mr. Hume and Mr. Rousseau，with the letters that passed between them during their controversy，as also the Letters of the Hon. Mr.Walpole，and Mr. D’Alembert，relative to this extra-ordinary Affair，London，1766，pp.iii-v.
[70] H. Roddier，J.-J. Rousseau en Angleterre au XVIIIe siècle，Paris，1950，p.327.
[71] D. Hume à H. Walpole，20 Nov. 1766，CCJJR，Tome XXXI，p.187.
[72] Rousseau à D. Hume，10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36；Rousseau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30 ao?t，CCJJR，Tome XXX，p.291；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30 ao?t，CCJJR，Tome XXX，p.298；Rousseau à F.-H. d’Ivernois，30 ao?t，CCJJR，Tome XXX，p.303.
[73]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de Grimm et de Diderot，depuis 1753 jusqu’en 1790，Tome 12，juillet 1778，pp.131，132.
[74] Rousseau à C.A. de Sanit-Germain，26 févr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p.248，262，264.
[75] J. Dusaulx，De mes rapports avec J.J. Rousseau et de notre correspondence，suivie d’une notice très importante，p.46.
[77] “Justification de Rousseau dans la contestation qui lui est survenue avec M.Hume，” “Réflextions posthumes sur le procès de J.-J. Rousseau et de David，”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p.73，74.
[78]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p.15，81，95，68.
[79] B. Boothby à Rousseau，Dec. 23，1766，CCJJR，Tome XXXI，p.300.
[80] P. Thicknesse，Sketches and characters of the most emient and most singular persons now living，Bristol，1770，pp.74-75.
[81] J.-L. Dupan à A. Freudenreich，25 8bre 1766，CCJJR，Tome XXXI，p.68；H. Laliaud à René-Louis，marquis de Girardin，12 juillet 1779，CCJJR，Tome XLIII，p.354；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96.
[82] J. Pappas，“La campagne de Voltaire contre Shakespeare，” Voltaire et ses combats，Actes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Oxford-Paris 1994，I，Oxford，1997，pp.69，72，73.
[83] Voltaire à J.-F. Marmontel，24 9bre 1766，CCJJR，Tome XXXI，p.208.
[84] Voltaire à J. le Rond d’Alembert，15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31；Voltaire à E.-N. Damilaville，3 9bre 1766，CCJJR，Tome XXXI，p.107.
[85] Un pseudo-quaker defend Rousseau contre Hume et Voltaire，CCJJR，Tome XXXII，p.292.
[86] Remarques d’un anonyme，CCJJR，Tome XXXIII，p.289.
[87] O. Durey des Meinières à D. Hume，7 juillet 1766，Tome XXX，p.23.
[88] P. Gay，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Tome I，p.20.
[89] 休謨：《休謨自傳》，《人類理解研究》，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7頁。
[90] Rousseau à L.-A.-J.D. de Chenonceaux，21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263；Rousseau à G. Keith，20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