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處境艱難，病情複發，誤解隨之而來，而誤解的交疊又衍生了新的誤解。這是抵製辯解的公共空間，其中沒有什麽是純潔的，也沒有什麽是邪惡的，但一切都受懷疑。盧梭以為自己樸實善良，熱愛美德，在這個空間裏卻無說服力，他的形象日漸失控。1766年之前，他的事總讓人有興致，報紙派人跟蹤他的行程，奔赴各地搜集信息，包括他的著裝、住所和交往中的言行。[130]盧梭休謨之爭後，關注他的人普遍以為他瘋了。普萊斯勒憶及1778年的見聞：“他看待一切都悲觀，喜歡誇大不利的形勢，尤其在心情憂鬱時。”克蘭賽去過埃莫農維爾，盧梭說他是敵人，之後又承認不是；杜索爾也有這樣的經曆，“談話時盧梭常陷入疑慮，擔心我撲過來”。[131]朱爾丹（Jourdan）解釋他晚年的精神狀態：
一生紛爭不斷，是因為性情以及外在的麻煩，重重壓力之下，妄想出現，他遠離了朋友，晚年為猜疑、不信任所困，言行難為人理解。[132]
1766年後，盧梭有了新形象（瘋癲、忘恩負義、憤世嫉俗、江湖騙子）。蒙田說“忘恩負義”是貪婪者的特性，“瘋癲”在盧梭生前並不專指現代意義的精神疾病，而是有道德批判的傾向，背負這一稱謂的人要被驅離社會；“江湖騙子”是嘲諷那些到處行騙的庸醫，後來指文學界和科學界裏裝腔作勢、附庸風雅的人，“他們說起話來像希臘人那樣誇張，見到表述精當的語言就會叫嚷”[133]。盧梭曾說給他治病的日內瓦醫生特羅尚是“江湖騙子”，此時他被斥為“江湖騙子”。所謂“憤世嫉俗者”，是那些對一切不滿的人，他們與人說話時言辭激烈，不想從醜惡裏甄別良善，眼中隻有紛亂，心底都是憤懣。
這些否定的評價，對盧梭來說一個都不輕鬆，他在晚年自傳裏希望辨明真相，但收效甚微。1782年，《盧梭評判讓-雅克》與《懺悔錄》結集出版，讀過的人會問：這樣的風格是不是瘋癲的征象？達朗貝爾翻了《懺悔錄》幾頁，覺得作者瘋了，《秘密回憶報》有相似的評論，“盧梭有嚴密的思維和雄辯，也有陰暗的想象和離奇的癚妄”[134]。布弗萊夫人在1766年就聽休謨說過，盧梭在英國時內髒有問題，曾找當地的醫生治療，用了熱敷的方法；但讀完《懺悔錄》後，她不再同情盧梭，“邪惡無常，像是月球轉動引起的精神錯亂”[135]。安維爾（Anville）公爵夫人從中觀察到盧梭受病痛的幹擾才將不幸的遭遇編排成陰謀。[136]馬勒澤爾布讀後覺得作者不正常，他總說世間人迫害他，“這讓人苦惱，但塔索（Tasse）也患有瘋癲，發作間歇寫了崇高的作品，帕斯卡爾（原文Paschal，又寫作Pascal）有類似的問題”。馬勒澤爾布曾與盧梭有相互信任的交往，此時卻將他的瘋癲歸於性情高傲，“雖不是唯一原因，至少有不小的作用”。[137]
高傲與瘋癲是1766年後解釋盧梭精神問題的途徑，盡管缺乏證據，同情他的人卻無法反駁。法國輿論中的盧梭印象就此分裂，在嘲諷的意義上，他是受詛咒的惡棍，仇視善行，舍棄友誼，終為社會拋棄，罪有應得。即使出於同情，他也隻是讓人憐憫的瘋子。法國革命時代，與盧梭年齡相仿的哲學家多已離世，他們的日記、書信、回憶錄陸續出版，此時的人有更多的參考材料，仍不能客觀看待他的精神問題。1796年1—2月，沃爾內（Volney）在法蘭西學院發表演說：“盧梭的高傲導致了瘋癲，沒有一本書像《懺悔錄》的開篇，以寥寥數語表述那麽多傲慢，他的去世是因敏感過度，以至於精神失常，他曾對自然發表長篇大論，卻未從自然裏獲取智慧。”[138]朗貝爾（Saint-Lambert）覺得盧梭的性格有缺陷，高傲嫉妒，忘恩負義，“朋友們原諒他，是因為以之為瘋子”[139]。
英國的盧梭形象也有1766年前後兩階段。第一階段英國人說他是雄辯家，雖質疑他的觀點，卻認同他的才華，並同情他為權力迫害的境遇，因為在不自由的地方，與權力對抗的人更有可能是正義與美德的同路人。第二階段的盧梭形象起因於文人爭論，他的一切暴露於公共輿論，極端的愛恨、說不清的病痛、與眾不同的言行，英國人覺得他的性格有缺陷，批判隨之嚴厲。
瓦納（Warne）調查了18世紀後期英國各地的藏書，盧梭著作的收藏量不少，分散於218家圖書館，因為《論科學與藝術》使英國人好奇不已，“那是對18世紀文明社會的戰爭宣言”[140]。1750年，《雷德周報》（Reid’s Weekly Journal）注意到法國知識界關於這部作品的爭論。1751年6月，鮑耶（W. Bowyer）將之譯成英文，《皇家雜誌》（Royal Magazine or Quartely Bee）轉載部分段落，“作者思想高貴，表述勇敢，關心美德，論辯有力量”，《每月書評》（Monthly Review）讚譽它文辭雄辯。1752年，維那（R. Wynne）出版第二譯本，1760年出版第三譯本，1767年出版第四譯本（W. Kentick），1779年出版第五譯本（J. Nichols）。[141]
《鄉村卜師》在英國上演後以純淨的風格受好評，“前言獨特，情節動人，盧梭是荷馬之後唯一的詩人，孤獨地吟唱自己的詩歌”[142]。1762年《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才有英譯本，但之前亞當·斯密已在《愛丁堡書評》（Edinburgh Review）上引介。1759年，英國多份報紙評論《致達朗貝爾的信》，同年，埃德蒙·伯克主編的《年度紀事》（Annual Register）評論過六本書，其中就有這部作品。1760年，《新愛洛漪絲》在荷蘭出版法語版，1761年1月，倫敦《書評》（Critical Review）雜誌予以介紹，4月，法語版在英國兩度刊行。為滿足迫切的閱讀需求，英國書商又從荷蘭進口了一批，多家報紙長篇節選，英國出現了“盧梭熱”（Rousseaumania）。[143]不久，貝克特（Becket）出版社發行英文版，1762年、1764年、1776年重印三次，“英國作家關注家庭與生活的傾向歸因於它的影響”[144]。
18世紀，英國思想界批判商業社會的弊端，以伯林布魯克（Bolingbroke）、理查德森（Richardson）、蒲柏（Pope）為代表，與之相應的是道德作品、冒險作品和旅行小說的流行。1711年，斯蒂爾（Steele）在《觀察家報》（Spectateur）發表《安克爾和亞裏克的曆史》（Histoire d’Inkle et de Yariko），批判文明社會的墮落。1775年，麥肯基（Mackenzie）出版《感性的人》：蘇格蘭青年哈裏（Harley）靠微薄的土地收入為生，隻身到倫敦謀前程，那是金錢控製的世界，善良毫無用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英國人覺得《新愛洛漪絲》寫得好，盧梭被譽為“古羅馬的老加圖”，反對奢華，向往樸素。胡德（Hurd）神甫讀完後受益很多，“因其優雅不乏美感，對自然與美德的描寫要好於伏爾泰和克萊比昂（C.-P. J. de Crébillon，1707—1777年，法國作家，文筆優美）的作品”[145]。1761年，《書評》欣賞盧梭：“他感性、細膩優美，而理查德森更自然、真實有趣，盧梭在深度上勝過他。”[146]
《愛彌兒》的主題（淳樸、自然、美德）與英國的時代風俗相似，尤其是督促母親給孩子喂奶的情節。盧梭在英國被視為敢於變革的人，1688年光榮革命的受益者及其後代多支持他，政治保守派卻是批評，《愛彌兒》是雙方論戰的主題。肯迪克（W. Kentick）在《愛彌兒》英譯本序言裏視之為“真理與自由的朋友”，長老會牧師福迪斯（J. Fordyce）出版《對年輕女性的布道》（Sermons to young women），強調女性撫育孩子的義務，而保守派雜誌《書評》批評《愛彌兒》對社會有敵意。[147]
讚譽之外仍有否定性的解讀，英國人對於盧梭是毀譽參半。沃波爾讀完《新愛洛漪絲》後覺得沒意思。1761年，戈登（J. Gordon）出版《古今風俗新論》，反駁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裏對自然的過度美化，“自然沒有為人類造福，隻提供了物質條件”[148]。盧梭推理混亂，為此有人從他的性格中找原因，1755年斯密曾指責他“神經兮兮，有時極端可鄙”[149]。但非議像讚揚一樣，是現代名聲的因素，更多的人會關注他。盧梭成了歐洲的名人，英國報紙爭相報道：“不久前被驅逐出瑞士的盧梭先生上周六來到英國，在多佛港登陸。”[150]此類新聞在《每日廣告家》（The Gazeteer & New Daily Advertiser）和《聖詹姆斯紀事報》上都看得到。一個叫邦德利（Julie Von Bondeli）的人關注他的大小事：“自新年，我每星期從德呂茲先生處獲知盧梭的消息，德呂茲陪他從斯特拉斯堡到倫敦，除了我對他在倫敦遭非難的消息震驚以外沒有其他要緊事。”[151]
表2-2 18世紀中期，盧梭作品法文版和英文版統計[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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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國人見到了一個瘋癲的盧梭，出乎想象，對他的批評遂居上風，盧梭休謨之爭後開始厭惡他的人格。約翰遜博士歸咎於盧梭，“他是無賴……三四個國家將之驅逐出境，我們國家竟然保護他，真是奇恥大辱”。亞當·斯密寫信寬慰休謨，斥責盧梭是壞蛋、偽君子。[153]1764年，博斯韋爾與盧梭有矛盾，得知他又與休謨吵鬧，遂斥其難相處，“那年夏天，他給我的信裏盡是惱怒之辭，瘋癲十足”[154]。1766年，一幅木刻畫在英國流行，盧梭是一隻剛從森林中捉來的Yahoo，休謨是農夫，正喂他燕麥，盧梭憤怒地拒絕，伏爾泰與達朗貝爾從背後鞭打，沃波爾使之撕心裂肺地叫喊。[155]斯威夫特在《格列佛遊記》裏將Yahoo描述為人模人樣的動物，喜怒無常，生活肮髒。這幅版畫將之比作盧梭，其意甚貶。
英國知識界的盧梭印象裏有民族主義的因素。18世紀中期，英法競爭激烈，“國家、愛國者、愛國的、愛國主義、同胞、民族、民族的”等詞語在兩國報刊多次出現。[156]而盧梭的英國之行傷害了“一個自由民族的感情”，戈德文（W. Godwin）說他瘋了，《書評》說他不理智，“言行以瞬間的印象為依據，為感受控製”[157]。對於他的作品，無論是1766年前還是之後出版的，批評壓倒了讚美。《政治新聞》（Political Register）說《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混雜了良好的判斷和荒誕的誇張，《每月書評》指責《愛彌兒》不切實際，“他的政論作品更荒誕，自相矛盾裏是無法駕馭的怒火”[158]。1767年，弗斯裏（Fuesli）畫了一幅畫：自由女神和平等女神被吊死，貴族舒坦地騎在農民身上，手執鞭子，麵露得意，盧梭卻閃在一旁偷笑，弗斯裏以此譏諷盧梭的平等觀，他一貫宣揚的美德是無中生有。[159]1782年，《懺悔錄》在法國出版後，雖有英國人為其獨特的敘事所吸引，並很快有了英譯本，但厭世退隱的主題不容於英國共和製度下的平靜心靈，受到的批判也尖刻，對盧梭友好的人“希望最好別出版”[160]。
盧梭去世後十餘年，仍有英國人去瞻仰他的墓地，以之為傳說中的人物。布斯比寫過頌歌，說他誠實、有美德[161]，但總體上，為之辯護的聲音已寥寥無幾。英國公眾接受了盧梭的兩個形象，“一個是創作《新愛洛漪絲》《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的天才作家，一個是《懺悔錄》的作者、與休謨吵架的窮傻瓜”[162]。
1789年，盧梭在法國一度是革命精神之父，英國人的批評裏多了政治寓意，他的名字是“革命惡作劇的代名詞”。坎寧（G. Canning）主編的《反雅各賓報》（Anti-Jacobin）將對法國激進主義的不滿發泄在盧梭身上，說他玩世不恭，“《懺悔錄》裏有自私、墮落和無恥，冒犯高雅，蔑視道德”[163]。青年伯克曾欣賞盧梭的風格，他的《保衛自然社會》（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主旨一致，語言風格相似，有些段落能互換。1792年，伯克卻在《致國會議員的信》裏批評他是虛榮哲學的創始人，“因虛榮才坦白錯誤，但虛榮心太強烈，像是瘋了，法國人對傳統的毀壞歸咎於盧梭，他的血流入國民公會議員的靜脈，他是革命暴力的宣傳者”[164]。偽善、瘋癲與政治暴力成為他的思想標簽，伯克的觀念是英國現代思想界理解盧梭的根據，他的批判是基於英國未曾斷裂的傳統、宗教寬容與現代自由製度，總之是英國人所樂於稱道的關於傳統的“偉大連續性”。1794年熱月政變後，盧梭在法國受質疑，英國人的批評更嚴厲：
與其說他心懷惡意，不如說他善變；與其說他發現了壞原理，不如說他缺乏固定的法則。如果他看到自己的矛盾理論對於我們幸福的惡劣影響，他一定第一個去咒罵他那**人的才能。[165]
19世紀，卡萊爾的盧梭觀走向極端，盧梭是出版時代的文人英雄，有憔悴的額頭，深凹的眼睛，性格有缺陷，懷疑、自我孤立、喜怒無常，最終精神錯亂。他的書是不健康的東西，有粉紅色的俗麗打扮。[166]卡萊爾在理智與情感之間搖擺，有時不為英國人接受，達爾文與之經常見麵，發現他神情抑鬱，近乎消沉，有仁慈的心，卻會諷刺每個人。[167]卡萊爾的盧梭印象卻因其極端性而四處傳播。在英國短暫出現的浪漫派一度讚賞盧梭的感性風格，“拜倫和雪萊有盧梭悲天憫人的思想，莫爾繼承了他的尖銳批判”[168]。但這一文學潮流持續不久就消失了，盧梭的英國形象仍舊處於分裂狀態，一個是有情義的哲學家，另一個是讓人不解的狂放者。前一個形象基於他的寫作風格，後一個形象源於瘋癲的性情，以及英國人對法國革命意識形態的批判。法國革命前，英國學者批評的是盧梭，革命之後，表麵上他們還是在批評盧梭，而實際上批評的是革命時代盧梭思想的解釋學。英國人未區分思想與實踐的區別，就將對法國革命的怒氣撒在盧梭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