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十三五經濟增長目標的四點建議

常修澤/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先人“治國策”有句名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十三五經濟增長目標到了該“定”的時候了。

但，按多高經濟增長率來謀劃？據筆者掌握，目前意見不盡一致，大體分為三種：一種意見主張7%左右甚至更高；一種意見主張6%左右甚至更低；還有一種意見主張6.5%。我傾向於按6.5%來把握。我以前談到未來中國將由人均國民收入“中等收入”階段向“中高等收入階段”轉變，是按照6.5%測算的。

2015年9月17日，在新華社內部座談會上，筆者仍堅持按6.5%左右來設定。同時把問題進一步引深：如果確定6.5%增長目標之後，決策部門和實際工作該注意什麽？筆者提出四點建議。

//供給麵和需求麵分析

與十二五時期相比，十三五時期“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在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呈現下降趨勢的情況下，如果設定7%則難以實現。

（一）供給麵分析：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資源環境“三約束”

勞動力要素供給。十三五規劃要鋪陳，中國改革發展的紅利是否普惠到每一個人？這是我的“人本”理念。但從人口總量來說，中國正在發生變化。相關資料表明：由於快速的人口轉變，目前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正經曆急劇下降的過程。2012年，中國15—59歲（或者15歲以上不滿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2011年減少345萬，這是國內勞動年齡人口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2013年，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較上年減少244萬人，繼續呈現下降趨勢。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出現絕對下降是新情況。預計十三五期間，適齡勞動人口規模年均降幅為0.3%左右。同時，隨著人口的結構性變化，也使人口撫養比的走勢出現扭轉。這意味著，“人口紅利”對增長的積極效應逐步減弱直至消失。

資本要素供給。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特別是老齡化問題加重（60歲及以上人口2010年為1.78億，目前估計超過2億人），高儲蓄的水平也出現下行趨勢。國內部門總儲蓄率2012年為49.5%，預計到十三五末期將降至47%左右。儲蓄率降低將導致資本形成率相應下降，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趨於減弱。

資源環境約束。35年前，筆者曾發表題為《“竭澤而漁”後患無窮》的論文，現在“後患已現”：資源環境矛盾突出。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和能源消耗強度的急劇增加導致資源供需缺口逐漸增大，資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前不久，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承諾排放總量比2005年大幅減少，鑒於近年來主要的汙染物排放量仍處於較高水平，中國的環境壓力也在不斷增大。

（二）需求麵分析：投資和出口“雙高增長模式”不可持續

考慮到近期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前所未有的特殊複雜性，原有的投資和出口“雙輪驅動”模式在十三五期間麵臨較大的調整，不宜再確定7%的增長目標。

原有的出口驅動模式難以繼續。（1）未來幾年全球經濟將進入一個相對緩慢的增長期；（2）主要發達經濟體主權債務問題日益突出；（3）發達經濟體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續下降和消費者“去杠杆化”趨勢日益明顯，這或許是未來幾年對中國外部需求最直接的負向

衝擊因素；（4）國際經濟衰退引發較為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上述四條變化，都凸顯了外部依賴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續性，傳統的以加工出口為特征的發展模式遇到挑戰。全球商品貿易危機前的趨勢水平與現有實際水平的差距將擴大。2013年，缺口為趨勢水平的17%，2015年將提升至19%。在歐洲、美國等中國出口的最大市場，進口傾向在經曆了20年的大幅增長之後，正勉強持平，甚至出現下降。

房地產市場的下行壓力隱藏較大的風險。據業內人士估算，房地產本身的附加價值約占中國GDP的5%，如果再把其帶動的上下遊相關產業都考慮進來，創造的價值可能占到GDP的20%。從未來幾年房地產市場的變化趨勢看，購房適齡人口在達到最大值後將趨於減少，隨著房價回調預期的形成，作為房地產雙重屬性之一的投資品屬性趨於弱化，這兩個中長期結構性因素對行業發展構成向下壓力。

原來依靠“投資拉動”與信貸刺激的增長動能趨於衰減。中國是個“投資驅動型”特征頗為明顯的國家，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一直處在一個“亢奮”的狀態。總投資率自2003年超過40%以來，已持續長達11年之久。特別是2009年大規模擴張投資計劃後，投資率連續5年維持在47%—49%的高位。在此背景下，資本邊際效率或者資本邊際生產率在不斷惡化。2014年學術界出過一部《增長動力轉換論》。現在，中國恰恰處在換“發動機”而又沒有換好的“空檔”時期：一方麵傳統增長“發動機”因不可持續而開始減弱；另一方麵，新的增長“發動機”尚未換好、替代。在此情況下，經濟增長麵臨一定的壓力。因此，預計7%難以實現，應由7%下調為6.5%。

//實現中高速增長目標有四大條件

確定6.5%增長目標的實現具有一定的基礎。主要表現在兩個紅利、兩個拉動。

第一，“人本城鎮化”紅利。目前城鎮化最大的問題是人口城鎮化的滯後性。2012年，以常住人口統計的城市化率為54.7%，而城鎮戶籍人口占比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37%—38%。這就意味著2014年占總人口17%的2.3億人為非城鎮戶籍的常住人口。這2.3億人並沒有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各種基本公共服務。原本應具有更高的消費收入彈性或者說邊際消費傾向，沒有挖掘出來。

城鄉結構，核心是填平城鄉之間的製度“鴻溝”。如果以下三個問題能得到解決：（1）農村農民的產權關係問題；（2）公共資源在城鄉間的均衡配置問題；（3）農村轉移人口的公共服務問題。估計到十三五末期規模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50%。那麽十三五潛在消費需求將得到不小釋放。

第二，“五環式改革”紅利。中國“五環式改革”的空間十分廣闊，特別是在政府結構改革、要素市場改革、國企和壟斷性行業改革等方麵。倘若能夠拿出更大的勇氣和魄力來打破各種利益糾葛，中國經濟將煥發出新的活力。

第三，人口質量提高的拉動。除延長退休年齡進而導致勞動力總量的增加外，要特別關注人力資本的變動狀況，隨著教育質量和人口質量的提高，在抵消人口紅利負麵作用時，還可以保持人力資本總量的持續增加，從而支撐整個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

第四，開放共贏的拉動。2015年9月，習主席在聯合國講話，勇敢承諾大國責任。中國對全球經

濟增長舉足輕重，2013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近30%。隨著開放型經濟體製的構建，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南南基金等的啟動運行，自貿區擴圍擴容，跨國設施聯通、貿易投資便利化、多邊金融合作加快推進，這些舉措將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源泉。

//確定增長目標後的四點建議

第一，建議中央可提出第三個“中高”——“人均國民收入中高等”。

現在中央經常講兩個“中高”——增長“中高速”，結構“中高端”，建議中央可提出第三個“中高”——“人均國民收入中高等”。按世界銀行2012年的標準，中高等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為4086—12615美元；12615美元以上屬“高收入國家”。2012年同一指標美國為50120美元，中國為5740美元，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隻相當於美國的11.45%。按6.5%左右測算，到2020年，用於國際比較的“人均國民收入”中國大體是什麽格局？根據國家統計局剛剛發布的初步核實數據，2014年GDP實際為63.6萬億元，2015年按7%左右的目標增速，GDP估計為68萬億元。如果十三五期間年均經濟增速為6.5%，則2020年GDP將達到93.3萬億元左右，即在90萬億—95萬億元。未來人民幣如果保持匯率穩定，暫按現行時點匯率6.37，相當於約14.6萬億美元，即在14萬億—15萬億美元。2020年，全國總人口按14億計，人均約10457美元，即在10000—11000美元區間，屬於中高收入國家水平的上限。從國際比較角度考慮，可提出第三個“中高”——“人均國民收入中高等”。

第二，建議關注就業特別是就業結構性矛盾問題。

必須把“基礎性人本”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首先是就業，近一兩年，隨著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有所下降，吸納更多人就業的服務業比重有所上升，大眾創業等機製性改革釋放出的就業機會增多，等等，出現了一些有利於緩解就業矛盾的新情況。從2015年以來的情況看，整體就業形勢比較穩定，大中城市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左右，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已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71.8%。按照目前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大概能創造150萬個就業崗位的比例關係進行匡算，GDP增速6.5%左右就業總量總體問題不大，但年輕一代因“選擇性就業”而導致的就業結構性矛盾，應引起重視，需要化解。

第三，建議采取措施“防係統性債務風險於未然”。

未來經濟運行麵臨很大風險。可能釀成禍端的債務風險是其中之一。一則，地方政府麵臨較大的債務到期償還壓力，要有充足的政府綜合財力作為償債保證。二則，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高出全球主要國家30到40個百分點，在企業債務違約風險上升的情況下，要有足夠企業利潤收入奠定償債基礎。為此，要盯住企業，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特別是東北地區國有企業。

第四，建議強化信心、穩定社會預期。

“信心勝於黃金”。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調降0.5個百分點，雖然點數不多，但是對社會心理影響很大。因此，要講清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目標調降0.5個百分點，屬於“平滑下移”的性質。各級政府和群眾，務必增強信心，同時守住6.5底線，防止經濟過快下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