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葉翔/國元證券（香港）首席經濟學家、匯信資本董事總經理/
有中國學者研究發現，後進國家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而演變為發達或較發達國家的，是極少數。為何多數後進國家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有多大的可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高收入國家之列？
從農業經濟演變到工業經濟，再演變到服務經濟，這幾乎是所有發達國家的成功發展之路。今天，後進發展中國家如果希望演變為高收入的發達國家，極可能也要經曆以上過程。
今日的發達國家在其當年發展演進的曆史過程中，不曾受到外來的衝擊，其經濟體即使是開放的，經濟體從農業經濟演進為工業經濟的過程中，不存在比它更先進的外部經濟體。因此，其發展是內生的，其演變是自由獨立的，能成為高收入國家也是必然的。
與發達經濟體當年的環境不同，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今日農業經濟演進為工業經濟的過程，必然是開放的，麵臨著外部的競爭壓力。今日主導世界經濟的發達經濟體，早已完成了工業化，擁有成熟高效的工業體係，多數已步入服務經濟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後進經濟體的演變發展過程將變得曲折困難。
//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
假設有兩個國家，一個已經完成工業化，為先進的工業國，另一個仍處於農業經濟，為後進的農業國。工業國勞動成本高昂，資源稟賦相對稀缺，勞動生產率高；農業國的勞動成本低廉，資源稟賦相對豐富，勞動生產率低。這樣，兩國存在各自的比較優勢。在缺少政府幹預下，會開展國際貿易。農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農產品、資源品，以及技術與資本含量低但勞動含量高的工業品，如紡織品與服裝；進口資本、技術較密集的工業品或消費品。農業國國民與政府都認識到，隻有工業化才能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將采取進口替代戰略。
但是，要工業化就需要資本與技術。由於有工業國的先進技術存在，農業國不能隻依靠本國的緩慢自我技術積累來實現工業化。這與西方經濟內生性工業化的自我演進不同。以汽車工業的發展為例，來代表工業體係。當福特生產第一部汽車——T形車時，盡管第一代的汽車技術很不成熟，汽車粗糙，車速慢，性能不可靠，成本高昂，但是，全球範圍內沒有同業的汽車可比較，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沒有同業競爭對手，汽車的競爭隻是相對於當時的馬車和自行車等傳統運輸工具而言。
與馬車和自行車相比，汽車對消費者是完全不同的體驗，即使是第一代汽車，速度、動力、承載力等性能指標，也非馬車、自行車可比，必然可以逐漸為高收入階層所接受，並在高收入階層緩慢地推廣。隨著汽車市場規模的擴大，第二代、第三代汽車逐漸研製開發出來，生產技術提高，性能穩定，成本下降，汽車市場規模更加擴大。在沒有外部競爭下，汽車工業就由小到大，由不成熟到成熟，由單一款式到多批量，而漸次發展。汽車工業在逐漸壯大過程中，必然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先進國家總是可以從農業經濟轉型上升為工業經濟，再提升到服務經濟，區別隻是時間的長短。
與先進國家當年的境況不同，今日農業國作為後進國家，在發展汽車工業時，工業國已經有先進、成熟、龐大的汽車工業體係，如果僅依靠自身的技術積累，生產的第一代汽車，無論是汽車性能、質量、款式，還是成本，絕對無法與發達國家的成熟汽車相媲美。在缺少強有力的產業政策保護下，後進國家自身的汽車工業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因此，可行的途徑是通過引進工業國的技術，也就是說需要農業國用出口產品的外匯來購買技術，即農業國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與資源品，進口帶有技術的資本品。這需要國民具有一定的犧牲精神，願意省吃儉用，即消費必須滯後，以增加儲蓄。多出口意味多儲蓄，即相當部分的國民儲蓄表現為出口的勞動與資源品。如果農業國的進口品多為終端消費品，儲蓄未轉化為工業投資，這種工業化就無法進行下去。
如果後進農業國在工業的第一階段，全球資源品價格進入一個上漲周期，農業國甚至可能出現相當規模的貿易順差，其規模隨著資源品價格的上漲而增加，對農業國而言仿佛是國民的儲蓄大幅增加了。在這個時期，農業國會有更多的外匯用於進口技術與資本品以促進本國工業化發展。因此，農業國進入工業化階段時，如果正是資源價格的上升期，其發展好像得到有利的天時幫助，卻可能為後來墜入中等收入陷阱埋下伏筆。
農業國的工業化進程自始至終受到工業國的產品的競爭壓力，雖然不同階段競爭的激烈程度不同，也就是說，農業國生產的工業品的價格，必須相對工業國的同類產品具有競爭力，更準確地說，性價比要更高。
工業品的成本由四部分構成：勞動、技術、資本與資源。農業國各生產要素的相對比較優勢，促使其工業化進程必然是先從勞動含量高、技術含量低、資本內涵要求低的行業開始，因為在工業體係中，隻有勞動含量高、技術含量低、資本內涵要求低的行業才是農業國具有的比較優勢，甚至是絕對優勢。農業國在建立了低端的工業體係後，再逐漸往技術含量高、資本內涵要求高的行業發展，農業國的工業體係逐漸從最低端向上擴展。但是，農業國工業體係擴展的速度以及擴展的程度受製於以下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
1.勞動力成本上漲的速度。既然低成本的勞動力是工業化的唯一優勢，當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成本的優勢差就會減少。勞動成本上升得越快，優勢差就下降得越快，如果其生產的工業品要繼續保持競爭優勢，工業技術的提升就要加快。
2.技術提升的速度。工業技術至少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硬技術，包括整個工業體係的設備係統的完整性，設備與機器本身的性能，生產與加工的效率與精度，工藝流程的合理性、有效性，支撐工業體係的基礎設施，包括物流、市場與集散地等；二是軟技術，主要是勞動力的知識、技能、勞動力操作機器的能力，管理大規模生產的管理能力，以及認識、把握市場趨勢變化的知識與能力。技術提升的速度越快，工業化發展的速度就越快，就可以允許勞動力成本較快上升，勞動力成本提升的空間就越大。
3.資本積累的速度。本國的資本積累有兩個途徑，一是本國的家庭儲蓄與企業儲蓄；二是海外的儲蓄。那些未被消費的當期儲蓄，就轉化為當期或下期的投資。在建設工業體係下，投資必然體現為生產性工廠、設備、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人員的培訓等。資本積累的速度越快，說明農業國可用於技術投資的潛力就越大。
農業國的工業化能否順利完成，處理好以上三個要素的相互關係至關重要。農業國工業品與海外國家或發達國家工業品的競爭主要依靠的是工業品的性價比。性能不高或質量不優，則價格必須低下；若性能有所提高，則價格也可以相應提高。農業國工業化過程中，技術要提升，必須要有資本投入。資本來自儲蓄，儲蓄有家庭儲蓄與企業儲蓄，也可以有一定的政府儲蓄。在工業化過程中，消費的比重不能太高，否則就缺少資本的積累。當然，消費也不可太低，否則，經濟的循環就無法進行下去，除非能有海外的消費彌補。
如果農業國順利完成工業化的第一階段，可能就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由於勞動力成本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工業品的技術要求非常低，所生產的工業品也是屬於低端的，具有質量下乘、品種單一、產品壽命短等特征。這些低端產品先進國家已經不再生產，但恰能滿足後進國家低收入家庭的需要。
//後進國家腳下的陷阱
隨著人均GDP的上升，勞動力成本也隨之上升，即家庭收入從低收入提高到了中等收入。中等收入的家庭對工業品品質的要求將從低端進入中端或中高端。不過，與低端不同，中端或中高端的工業品將麵臨先進國家的較直接競爭，如果後進國家工業體係不能盡快升級，進入工業化的第二階段，提升工業技術水平，後進國家的工業體係就會缺乏競爭力。
後進國家工業體係升級，意味著要增加生產設備與技術的投資，用技術資本替代勞動力，即工業品的生產要素逐漸從以勞動為主導，轉為以技術資本為主，包括軟的技術資本與硬的技術資本。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後進國家麵臨兩個陷阱：一是資本的需求增加。這要求國民經濟中有更多的儲蓄，用於工業體係
的自我提高或引進技術消化提高。如果有相當大部分的儲蓄是以資源品出口的形式體現的，那後進國家的工業升級是否成功，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資源品的價格漲跌趨勢。特別是後進國家如果是依靠資源出口產生的外匯換取技術資本，一旦資源上升周期結束，工業體係的升級可能就難以為繼。
二是低端勞動力的就業。工業係統的升級意味著，技術資本代替勞動要素，低端勞動力必然逐漸退出工業體係。如果服務業部門不能吸納從工業部門退出的勞動力，失業率就會上升。失業率上升，無業者眾多，工業體係就難以繼續轉型升級。
大量低端勞動力失業給工業體係升級帶來的困難，將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麵：
1.由於失業率的高漲是轉型過程的必然現象，並非一般的經濟政策所能改變，“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論何政黨組建何樣的政府，都難以解決。在越來越大且持續的社會與政治壓力下，後進國家政黨政治將偏離政治的本原與目的，易使政治成為政黨權鬥與民主遊戲的舞台。
2.大量的失業隊伍，導致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矛盾加劇，社會失穩。不穩定的社會將反過來影響經濟發展。
3.高失業率意味著家庭的真實收入無法提高，經濟社會的消費需求不能擴大，消費的品質難以普遍提升。這樣，那些已經或正在升級的工業部門的產品供給會因缺少相應的市場需求，工業升級無法實現正反饋，升級不可持續，經濟也就難以發展。
如果後進國的工業體係無法升級，後進國工業品質量不能提升，不多的中高端工業品的需求，就需要不斷通過進口來滿足，或者說後進國中高端消費品大部分由先進國家的產品壟斷。
如此，後進國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普遍特征是：
1.失業率高企，貧富差距嚴重，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倒退；
2.國際貿易逆差嚴重，進口品多為中高端消費品，經濟無法進行可持續的資本積累；
3.貨幣貶值與高通脹並存。
//跨越之道
至此，我們看到後進國家在完成工業化第一階段，進入中等收入後，多數未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兩個，或者說有兩個陷阱：一、國民儲蓄以出口勞動與資源品的形式體現，不能解決升級過程的資本陷阱；二、不能解決升級過程中低端勞動力的就業，即就業陷阱。
要跨越第一個陷阱，後進經濟體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完成之時，需要擺脫對資源出口的依賴，即國民的儲蓄應更多地表現為勞動與勞動技能的出口，而不是資源品的出口。如果後進國家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正處於資源市場的低潮，其工業化的起步可能較為艱難，但其整個發展過程就會避免對資源的依賴，而強調勞動與技術。相反，如果正處於資源市場的**期，其起步雖然較為輕鬆，卻易於形成對資源出口的路徑依賴。這種路徑依賴不僅體現在國與國之間，在一國內部不同地區也有相似的結果。
曆史與經濟分析都表明，資源價格在經曆約10年的上漲之後，會有約20年的下降期。如20世紀70年代的10年資源價格上漲，伴隨的是20年的資源市場低迷，直到21世紀初。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快速增長之後，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資源價格又進入漫長的低潮期。這樣，如果過度依賴資源而不能自拔，會使後進國家在完成中等收入之後，陷入長期的困境。
觀察過去20—30年進入中等收入之列的經濟體，其各自變化的情況似乎支持以上的結論：能夠成功上升為高等收入的國家基本上是非資源密集型的，而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上是那些資源依賴型的國家。
對後進國來說，跨越第二個陷阱似乎比跨越第一個陷阱更加困難。要解決升級過程的就業陷阱，後進經濟體在升級開始之時，服務業也要進入一個快速的發展期。因為隻有服務業的發展才能吸納升級過程中從工業體係退出的勞動力，特別是服務業的粗放發展。
服務業有兩類，生產性服務業與消費性服務業。伴隨著工業體係的升級，技術要素內容增加，生產性服務的需求將提高。但是，生產性服務更多的是對中高端勞動力的需求，隻有消費性服務業才有可能吸納低端勞動力。當然，消費性服務業也會提供中高端勞動崗位，這取決於是中高端消費性服務業還是中低端消費性服務業。
消費性服務業要發展，一般家庭的消費支出要增加，國民收入就要持續提高。
基本可以確定，後進國家剛剛完成工業化第一階段時人口結構仍然是金字塔形的，多數勞動力依然是中低端的，雖然他們在工業化的第一階段，已經從農村轉移出來，從農民成為製造業的工人。中低端家庭的收入要提高，中低端勞動力市場就要適度的供不應求。
這有兩種可能的情形，一是後進國之外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需求非常強勁，導致中低端勞動力供不應求。如果在升級過程中，正是全球經濟快速發展之時，這種情形就可能出現。在過去20多年，少數一些後進經濟體正趕上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周期，實現了轉型升級。這些國家正是中國部分學者所研究確定的成功轉型案例。
這類後進國家工業體係轉型升級是首先由外國中高端消費需求的上升所拉動。
第二個情形可能因後進經濟體內部的強有力政策與經濟形勢的變化，出現中低端勞動力的供不應求。
//中國已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
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轉型升級之際，相較於已經完成升級的少數國家，可以說是天時頗為不利。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已進入緩慢增長期，後進國家外部需求普遍不振，此時，如果後進國家正進入轉型升級期，顯然要比過去20年的轉型升級更加艱巨困難。
不過，中國顯然已經克服了中等收入的第一個陷阱，即中國不依靠出口資源品作為技術資本積累的來源。直到2014年，中國貿易順差一直是由加工貿易形成。2014年加工貿易順差達3500億美元。中國通過出口勞動積累資本。實際上，中國自21世紀開始已經是資源品的淨進口國。
從2014年開始，由於全球資源價格進一步下跌，中國的一般貿易也出現了順差。我們預期，中國的貿易順差將長期大額存在，每年的順差額都將超過5000億美元，意味著中國會積累足夠的資本服務工業體係的升級。
中國經濟目前似乎也正在跨越中等收入的第二個陷阱，普遍家庭收入增加快速，高於GDP的速度，服務業發展強勁。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例逐年上升，2015年對GDP增長的貢獻將超過60%。自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持續下行，分別是10.5%、9.3%、7.65%、7.67%和7.4%，但是，中國城鎮新增就業的數量在不斷增長，2010年到2014年每年新增城鎮就業人數分別達1168萬、1221萬、1266萬、1310萬和1322萬，2015年可能更高，1—9月達到了1066萬，整年有可能達到1400萬，而2015年的GDP增長速度可能不及7%。整個中低端勞動力市場一直表現出供不應求的現象。
以上說明，中國經濟具備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即跨越了資本陷阱與就業陷阱。
但是，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條件仍然不是充分的。比如，一些中東石油國家，即使在石油價格低迷之際，仍有大量的石油儲備，換言之，這些國家幾十年來，始終不缺乏資本，卻始終未能建立起現代工業體係。因為經濟中未能建立實現現代工業的充分條件。
//中國麵臨的問題
要真正實現升級，還要解決至少兩個問題：一、中國雖然具備工業體係升級的資本，但是，工業體係升級的動力何在？二、服務業的發展是否是可持續的。
工業體係升級的持續動力應該來自終端消費的升級，即終端消費不再滿足於低端消費品，終端消費者願意拋棄那些千篇一律無質感的工業品，拋棄那些隻是為實現某項物理功能、冰冷的、無生命的工業品，取而代之的是對消費品的品質、款式、壽命、品牌、甚至文化感等，提出更高、更多樣、更精細的要求。這意味著，工業體係生產的品質更高的產品，如果性價比足夠好，如果能把握並反映當代中國的消費文化與生活文化，就會有市場，會有更好的利潤。
還以汽車為例，早期的乘
用汽車，消費者要求的隻是速度與安全，是腳力的替代、延伸或升級。20世紀80—90年代中期，風行於中國各地的“夏利”轎車與“大發”麵包車就是當時中國乘用車業的代表與寫照：單一、廉價、耐用。
逐漸地，隨著家庭收入提高，低油耗、舒適性、便利性，大小，造型與外觀的情感內容等，都成為消費者購車的重要考慮因素。消費者在收入的約束下，願意購買與其個性、價值觀相一致的車型。無生命的工業品被消費者賦予了人的文化內涵。此時，乘用汽車不僅僅是其腳力的替代，也是消費者性格、審美觀以及內心潛意識的映射。不同的消費者其審美觀差異甚大，有陽剛的，“駿馬秋風塞北”；也有偏於柔美的，“杏花春雨江南”，因此對汽車的外觀與內飾的要求也變得愈發多樣。也就是說，乘用車的設計者原來隻需從功能角度考慮車型的設計，現在還要從文化的層麵整體思考車型，如此一來，大大提高了汽車的研發與設計要求。
消費升級的基礎是收入升級，這需要家庭能逐漸地、越來越多地從低收入上升到中等收入，從注重物質消費上升到內涵精神消費。中等收入的家庭要增加，比例要越來越高，中等收入的工作崗位的比重就要增加。
在製造業領域，當勞動密集的製造業向技術資本密集的製造業轉化時，製造業必然提供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崗位。在製造業自動化過程中，機器替代人越來越普遍，機器的機械動作取代人的枯燥動作，低端勞動力逐漸為機器所替代，從製造業中退出。但是，機器的應用越多，意味著製造業內部生產與管理流程要再造（re-engineering），對工程師的需求也就越多，必然產生更多的中等收入的崗位。當然，數量的進出與增減的比例不同，即減少了多個，甚至十數個低端的勞動力，才產生一個中高端的勞動力需求。
當消費者對工業品品質要求提高，工業研發與設計的要求增加，同樣產生了新的中高等收入的崗位，這一領域的崗位需求潛力是龐大的。
就製造業而言，中國目前的轉型升級正反映了以上分析的趨勢。中國製造企業的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之比，正在逐年上升。2000年中國每年研發費用占GDP之比約為0.9%，2014年已經達到2.09%，這意味著中國在R&D領域雇用的人員越來越多，比例越來越高。
在服務業領域，同樣地，中高等收入的崗位來自提供的中高端服務中。然而，目前中國服務業快速擴張的是中低端消費性服務業，這是因為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家庭收入最快、最普遍的是低端勞動力，普通藍領工人從2009年的約1000元，上升到2015年的3000元以上。由於中國人口結構仍處於金字塔形，低端勞動力龐大，相應地，中低端消費也快速擴張，且規模巨大。
中低端消費服務業的快速擴張，對吸納來自製造業的中低端勞動力，使中國經濟在升級轉型中能夠擺脫失業陷阱產生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實現轉型升級的必要條件。但是，如果中低端消費不能升級為中高端消費，中國就仍然不能夠從中等收入國最終晉升為高等收入國。
假如經濟中有一股中高端的消費力量，並且足夠強大，形成一批中高端的消費服務業，將催生中高端的工業品市場，並帶來一個規模足夠大的中高端服務型勞動力市場。中高端勞動力增加，雖然來自服務業，自然也要求中高端的消費與消費服務。如此，中高端消費帶動中高端服務發展，中高端服務的發展帶動更多的中高收入家庭的誕生，後者又反過來強化對中高端消費與消費服務的發展要求。這樣，中國經濟就會形成一個往中高端方向發展的內在力量。
然而，中高端的第一股消費力量來自何處呢？
是前述製造業升級帶來的生產性服務業的擴張與製造業內部工程再造（re-engineering）對工程師就業的增加。製造業中高等收入崗位的增加，應是漸進的，是與工業體係的升級速度相匹配，是製造業升級要求的結果，因而可能還會略有滯後，對中高端消費與經濟發展的作用是後反饋的，不是前置拉動的，不可能成為製造業升級的第一拉動力。
既然市場經濟本身不會內在地產生升級的第一動力，第一動力就隻能是外部的。或者借助於外部經濟的高速增長所帶來的中高端需求，就像過去20—30年成功升級的那些國家一樣。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所產生的全球經濟現實是，發達國家經濟進入增長緩慢的新常態，即使是恢複最好的美國，未來長期增長也可能隻在2%，遠遠低於危機前的3.6%，中國充分意識到，產業升級的動力已經不可能指望來自歐美日等先進國家。
//“雙創”是中國經濟實現升級的第一推動力
今日中國經濟升級的第一推動力很有可能是中國政府所倡導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我們看到自2010年以來，中國藍領工人一直處於總體供不應求的狀態，導致中低端家庭收入持續增加。但是，白領階層總體就業顯得困難，特別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就業率低，這就意味著中產階層的收入停滯不前，或增長緩慢，低於總體經濟增長的速度。中低端家庭收入的增長，中低端消費服務業的擴張，吸納了工業體係退出的中低端勞動力，實現了避免落入就業陷阱的必要條件，但是，如果中產階層不能擴大，產業升級仍然無法實現。
借互聯網經濟快速發展之良機，中國政府倡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從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開始，全球互聯網進入了WEB2.0時代，美國出現了GOOGLE、FACEBOOK，中國出現了騰訊、阿裏巴巴、百度等互聯網巨頭，隨之互聯網發展進一步深化，Uber、airbnb、滴滴打車等共享經濟興起，並帶動了一大批互聯網公司成功上市。互聯網經濟的成功與火熱，激發了投資者與創業者的熱情，大量資金湧入互聯網經濟，無數白領加入互聯網企業。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展，共享經濟的迅速蔓延，對傳統產業帶來巨大的衝擊，如秋風掃落葉般瓦解了上一周期形成的固有利益階層，傳統產業的生產與經營流程麵臨全麵的重組與改造，需要大量的擁有互聯網知識、現代工業知識的白領參與。
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倡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各級政府政策上扶持，資金上幫助，製度上便利，扇起了中國互聯網經濟燃燒的熊熊大火，“互聯網+”成為中國經濟的基因，不斷地複製自己，在經濟中迅速擴散，強化自己在經濟中的影響力與控製力。盡管創業成功的概率不高，可能不足1%，但一旦成功，無論對投資方還是對創業者，回報都是巨大的。一些創業成功者“又踏楊花過謝橋”，給後進的白領帶來極大的榜樣作用。換言之，互聯網創業預期的風險調整後的回報率（expected risk-adjusted return）遠遠高於傳統行業，特別是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更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在互聯網經濟的創業中，知識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知識與資本平行了，知識不再是資本的附庸，不再是資本的奴隸，而是資本的合作者，是合夥人。它們共享收益，共擔風險，站到了一起，聯起手來共同創造、挖掘互聯網經濟帶來的機會。一時之間，互聯網知識的攜帶者——白領勞動力的市場需求大幅增加，白領勞動力開始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白領的市場價值快速增長，白領的階層在逐漸擴大。
如此，在“雙創”的倡導下，互聯網經濟成了中國中產階層快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形成了一股中高端消費的第一力量和原動力。
這一切，似乎預示著中國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條件已經具備？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但離具備充分條件的距離不太遠了。令人略感不安的是，目前的中高端消費主要表現為中高端商品的進口與境外消費。也就是說，中國工業體係的升級速度慢於消費的升級速度。消費升級是第一動力，拉動工業的升級，工業升級落後於消費升級是合理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工業升級速度的提高，看到升級內容的演進。
工業體係升級，既表現為生產效率的提高、質量的升級，還表現為產品品牌為中高端消費者所接受，深入人心，表現為工業產品的文化內涵的提高。
簡言之，中國的工業體係已經進入了生產過程的去“人”化的進程，但是，在工業產品的“人”化上明顯滯後，後者進程的啟動才意味著真正具備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條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