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發展改革待變
卓勇良/中國體改研究會理事，浙江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
改革開放成就了一大批草根企業家，他們一手招來大批農民工，一手引進大批工藝裝備，促進區域經濟飛速發展。“政府推動”亦功不可沒，他們衝破束縛，發動草根，改變環境，打造“地方政府無限責任公司”。時至今日，這一區域發展模式已明顯過時了。
中國經濟正在經曆重大的曆史性轉折。十三五將是經濟社會發展最為錯綜複雜的一個時期，區域發展改革應有重大變化。
//十三五將是經濟發展最為錯綜複雜的一個時期
當前及十三五經濟增長的主要特點是：增長放慢，結構趨優；動力轉型，約束增強；風險增多，玄機深藏。理想局麵是結構優化導致經濟增長質量上升，且控製和減少不確定性中的不利因素，形成增長與結構的良性循環。但是，若科學發展和全麵深化改革遲緩，或將具有較多風險。
（一）經濟運行複雜與市場機製缺失的矛盾
決定當前經濟運行的一個基礎數據，是勞動年齡人口正在逐年減少。根據“六普”數據預測，2012—2026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年均減少將達577萬。這裏已扣除死亡因素，但未消除提早或推遲就業因素。其中，2012—2017年，大致每年減少300萬。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已對中國經濟社會形成深刻影響。當前最大影響，是農民工工資持續較快增長，出口成本大幅增加，企業利潤遭受大幅打壓。這一狀況影響商品生產經營及勞動力供求關係，影響貨幣流通和資本市場，影響消費積累關係，影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一係列錯綜複雜的關係。
無論勞動所得占GDP比重是上升還是下降，都具有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這已為美、日經驗證實，但是，在中國的實際影響尚有待於實踐證明。改革開放以來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的“草根企業家+農民工+進口工藝裝備”的增長模式已經式微，但新的模式尚未形成，使未來經濟增長更加撲朔迷離。
而且，市場機製至今尚未對要素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土地一級市場由政府掌控，農民宅基地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性用地使用權出讓，後者雖已有試點，但仍未普遍推行。金融機構貸款因受政府債、央企等的擠出效應，長期以來對民間供給受限，對民營經濟的貸款利率大大高於基準利率。高素質人才難以暢通流向民營經濟，這是由民營經濟地位至今仍然較低，以及民營企業受此影響而導致的自身內在弊病，進一步影響人才流動。
當今中國經濟仍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和政府“雙重失靈”。緊缺要素較難向優勢企業和優勢地區集聚，劣勢企業難以及時出清。中央政府依然管得過多過細，地方政府不作為、亂作為、難作為等並存，浙江情況相對較好。同時條件較好的東部，10餘年增長明顯放慢，條件較差的中西部增長較快，這一狀況雖獲正麵肯定，但明顯降低了全國要素配置效率，降低了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
（二）結構重大轉變與需求增長失速的矛盾
當前正在出現的結構優化，是一種典型的收縮性結構優化，因此，完全沒有必要沾沾自喜。出口和投資增長嚴重放慢，凸現了消費需求，導致增長動力結構優化；工業增長嚴重放慢，凸現了服務業增長，導致三次產業結構優化；東部增長明顯放慢，導致持續10餘年的區域均衡協調增強；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大幅放慢，加上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加快的因素，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縮小。
消費相對凸現是結構優化的一股主要力量。當前消費增長，主要是由勞動供給增長減慢，工資增長加快所致。正是由於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能夠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水平，才使得全社會就業增長具有一個相對較高水平。
然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基礎並不穩固。全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至少已連續兩年高於國家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其中，2014年全國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長8.0%，比國家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高1.0個百分點，這顯然是較難長期持續的。目前，由於出口增長隻能維持現狀甚至尚在下跌，因此，就業水平的維持，亦即現有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水平的維持，將主要依靠投資增長。然而，投資增長卻存在著繼續回落的可能。這些勢必將影響消費增長，亦將導致結構優化局麵的解構。
促進消費的另一招是創新。如果出現大量可與喬布斯媲美的企業家，這就將在現有出口和投資水平上，創造和擴張消費，但是，從當前上市公司高管大量減少，以及大量向境外移民來看，說明存在著嚴重的信心不足，創新亦將缺乏。
電商具有雙刃劍特點。電商與快遞結合大幅降低流通成本，非常適合人口稠密地區，但亦導致線下商業普遍出現麻煩。說明電商至少就當前而言，並不具有帕累托改進效應，隻能是“有人歡喜有人愁”，兼具結構性優化和結構性破壞的雙重作用。
（三）集約內涵增長與粗放外延增長的矛盾
伴隨著收縮性結構優化，長期粗放外延增長局麵有所收斂，集約內涵增長局麵有所增強。2011—2014年，23種主要工業原材料年均增速，隻有7種快於GDP年均增速；而2005—2011年，則有15種快於GDP增長。現在的問題是，這是長期趨勢，還是階段性波動？
應該說，中國經濟內在的粗放外延增長衝動依然十分強烈。2014年，全國建設用地供給雖比上年下降16.5%，但仍高達61.0萬公頃，是2004年的2.5倍。當前編製十三五規劃，不少地方降低了增長預期，但仍有一些地方提出“五年再造××”等口號。依然存在著增長指標唯恐比別人低，戰略思路唯恐比別人小，向往著大思路、大戰略、大手筆等問題。某地政府召開的座談會上，一些當地知名企業家直言不諱地說，你們有一分錢就做一分事，那麽宏偉的目標設想能行嗎？
而且，如果全國繼續粗放外延增長，東部沿海地區將較難集約內涵增長。這10餘年的經驗表明，當中西部的土地資金等要素供給比較充分時，東部企業就會被大批吸引，就較難在東部集約內涵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也就難以希望東部能較好發揮率先引領作用。
（四）全麵深化改革的迫切需求與實際推進較慢的矛盾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麵深化改革決定快兩年了，但一些具體的重大改革缺乏較大進展，依然存在著“上麵等下麵的實踐，下麵等上麵的精神”的狀況。這話是我10年前發
表在《人民日報》（華東版）上的，至今似乎仍然管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在實際工作中並未得到較好地貫徹執行。一個比較令人不解的事實是，一個具有13億人口、60多萬億元GDP的龐大經濟體，中央政府的一些部門仍直接把手伸入縣市和基層，仍直接決定要素配置。一些部委批試點，一些部委批牌子，一些部委批資質，一些部委批許可證；仍有不少部委繼續直接麵向企業甚至村落，分配布置項目和資金；仍在別出心裁搞各種國家級、省級、地方級等名目。
當前經濟增長大幅放慢，經濟運行日趨複雜，在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的同時，更需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眾多小微企業由於長期多次重複博弈，誠信理念提升，經營管理進步，技術規範較高，是當下中國經濟最堅實的基礎。然而，國企這方麵進步並不明顯，甚至有所弱化；極少數大型民企向國企看齊，複製舊體製問題比較嚴重。政府依然龐大，不斷編造新故事，密集提出新概念，具體做法則變化較小，相當程度影響了市場對要素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五）未來經濟增長利好日益凸現與如何抓住機遇的矛盾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至少具有三大潛在的重大利好。首先是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2012年中國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9，韓國的1/4。差距就是潛力，英國《金融時報》著名評論家馬丁·沃爾夫曾撰文指出，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尚未達到美國的1/2，則比較容易保持較快增長。
其次是大宗原材料價格大幅走低機遇。原油價格從100美元一桶，跌至50美元以下一桶。鐵礦砂價格大幅走低，截至2015年8月28日收盤，DEC鐵礦期貨價格從2014年最高912人民幣/噸，跌至382人民幣/噸，國內鋼材已從最高時的5000多元/噸，跌至2000多元/噸。大豆、咖啡、糖等期貨價格，均已幾乎跌了一半。英國《金融時報》上半年刊文認為，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使中國一季度GDP增幅上升0.5個百分點。
再次是勞動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亦是經濟發展新動力。勞動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下降，曾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重要動力，勞動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上升，亦有利於加快經濟增長。對此下文深入分析。
現在的問題，一方麵是對潛在的重大利好缺少積極認識，另一方麵是缺少緊抓機遇的較強激勵。我們在基層調研，各級官員的各種牢騷不絕於耳，微信朋友圈經常能看到政府工作人員怠政懶政，以及抱怨薪水低難以有體麵生活等內容。國企領導人大幅降薪，使掌管幾十億甚至幾百億資產的老總的收入，甚至低於低層小公司的小頭頭，這種局麵短期尚可，長期或有較大問題。事業單位績效工資形成了實際上的收入“封頂”，工作積極性普遍下降，重大課題項目缺少科研骨幹的積極承接。最令人不解的是科研經費使用規定，基本忽視人力資本的決定性作用。而且，一些頂尖人才和富人，不是已經成為外籍人士，就是正在向往著去境外定居。如此種種，令人擔憂。
//十三五區域發展改革的若幹重大變化
（一）資金循環的根本變化
從企業利潤增長較快，轉變為居民收入增長較快。1998至2011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名義增速，分別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低22.0和23.9個百分點。這一狀況在2011—2014年發生逆轉，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名義增長速度，分別為9.8%和14.6%，分別比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年均增速高8.0和12.8個百分點。當然在十三五時期，或不至於如此誇張，但居民收入增長快於企業利潤增長，應是大概率事件。
勞動所得占GDP比重將持續走高。2011至2014年，根據我的觀察，勞動所得占GDP比重從34.2%上升至37.9%，上升3.7個百分點。這些數據或有誤差，但勞動所得占GDP比重上升趨勢是確實的。隻要中國商品出口在現有水平上沒有大幅下跌，隻要投資仍有一定增長速度，勞動所得占GDP比重上升的趨勢，或將持續10年以上。
日本的經驗可供參考。日本戰後經濟恢複以後，雇員收入占GDP比重一度下降，從1961年開始，雇員所得占GDP比重從39.5%，上升至1975年的55.2%，此期間日本GDP年均增速達到7.9%。此後，隨著雇員所得占GDP比重的穩定，日本GDP增速也大幅回落至3%左右。
比照日本這一段經驗，我們基本可以認為，居民收入增長快於企業利潤增長並非壞事。勞動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上升，再加上居民財產性收入及轉移支付收入增長，將形成居民收入增長支撐下的內需促進機製，從而導致區域經濟資金循環的根本變化。
從出口投資自我循環，轉變為生產消費正常循環。1980年以來，中國商品出口增長逐步加速，第1個10年增長3倍，第2個10年增長4倍，第3個10年增長6倍。與此同時，由於勞動缺乏對資本的競爭力，工資和消費增長相對較慢。大幅增長的企業利潤，因社會購買力相對較低，出於逐利動機紛紛投向資本品，以及出口商品的生產經營，由此形成資本自我循環。
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物質和文化需求。然而，中國經濟在1983—2011年的長時期內，這方麵得分明顯較低。當然，這是一種擴張性的經濟增長目的的偏離，雖有若幹問題，但亦不乏相當大的積極意義，盡管其中的出口促進政策或有改善之處，確也忽視了對於勞動資本各自所得懸殊的積極應對。
2010年，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達到了最低點，僅為49.1%。其中居民消費占GDP比重更低，僅為35.9%。而2012年，包括中、美、日、英等36個國家，最終消費占GDP比重低於60%的僅3個國家，其中，25個國家最終消費占GDP比重高於70%，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低於40%的亦僅3個國家。
所以，當剩餘勞動逐漸枯竭，以及由此導致的出口增長大幅放慢後，中國經濟的消費與積累關係終於漸趨正常。2014年，最終消費占GDP比重達到50.2%；其中，居民消費占GDP比重有所上升，達到37.7%。預期十三五時期，最終消費和居民消費比重均將穩步上升，積累率將逐漸回落，兩者比例關係漸趨正常，中國經濟亦由此進入內需及消費主導的增長格局。
從資本張狂的經濟寬運行，到資本節製的經濟緊運行。利潤大幅增長時期，資本趾高氣
揚，行為乖張。產能大量過剩，浪費觸目驚心，生產經營粗放，產業轉型升級緩慢，極個別的企業家一擲千金，生活方式腐化糜爛。地方政府嚴重向資本傾斜，與資本“合謀”，影響公共利益。政府財政收入及債務，雙雙大幅增長，政府性投資快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下降。
低利時代終於來臨。無論資本還是政府的自我節製，終因資本回報和財政收入增長的下降而加大，從而形成資本節製下的經濟緊運行。在這一狀況下，雖然創業大為艱難，但大浪淘沙，經濟運行環境將趨於好轉；雖然企業運行大為艱難，但生產經營管理水平將較大提升，社會化分工合作將較大深化，全要素生產率或將上升；擴大再生產規模雖然因企業利潤增長減緩而縮小，但亦因收入和消費增長相對加快而擴大，總體縮減或將有限。
當下需要警惕的是資本過度節製。個別資本的過度節製或不至於有較大問題，然而當多數資本選擇階段性的過度節製時，將是災難性的。當前企業對於新的投資非常謹慎，民間投資回落幅度快速加大。如何增強企業信心，使企業家調高未來預期，是各級政府當前麵臨的一項重要工作。
（二）區域發展模式的重大變化
區域發展從單純依靠人口紅利和開放紅利，轉變為必須依靠創新紅利。在國民經濟整體緊運行下，粗放外延發展將受到扼製，集約內涵發展將具有較大激勵，形成區域發展根本性轉型的重大契機。
創新應是全方位的，包括理念、技術、組織、管理等諸方麵。創新不分點滴，就像涓涓細流匯成江湖大海一樣，促進創新必須從最細微的事做起。然而，當前更需在眾多細微創新中，迸發出能引領國家民族走在世界前列的一係列重大創新。限於認知障礙，我們絕大多數人很難一開始就清晰地認識到某項創新的重大意義。這就需要努力營造對所有創新一視同仁的環境，建議實施低交易成本的普惠式創新支持策略，盡量避免發生將重大戰略性創新扼殺在搖籃中的事件。
尊重人才的關鍵是尊重所有人。隻要對任何一個尋常人的尊重仍是稀缺資源，區域經濟就將較難有長期持續的重大創新突破。那些具有高度創新天賦的神奇小子，很可能就在普普通通的你我之中。在今天，“尊重人才”這一提法已顯得缺少人文關懷，建議摒棄不再提及，而以尊重和保護全體公民合法權益，以及尊重知識的提法予以替代。
具有根本性的重大創新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日本著名經濟學家竹內宏曾對我說，一個人的世界觀是在7歲時形成的，而世界觀形成之後就難以有較大改變。創業創新價值觀，以及學習知識和技能的強烈興趣，需要像種子一樣，從小根植在幼小的心靈裏。如果不從基礎環境的根本性轉變開始抓起，應該說是難以產生具有長期持續的重大創新的，區域經濟甚至國家和民族就難以走在世界前列。
社會發展是支撐力。區域發展需要並重增強三個力，缺一不可。迫切需要進一步激發民間活力，克服要素環境的瓶頸製約，增強發展牽引力；迫切需要進一步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經濟社會協調，增強發展支撐力；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快政府改革，提升區域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強發展服務力。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這是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出現“三個解放”並列提法，進一步表明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區域經濟發展是政府主導，當前區域經濟發展則應是民間主導。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區域發展更迫切的是經濟問題，十三五區域發展在做好經濟工作的同時，更迫切的是社會問題，諸如城市管理、教科文衛、社會組織、外來人口，無一不事關當下及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方麵。實際狀況越來越表明，今後區域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功夫在詩外”，社會發展對經濟發展推動和支撐作用將越來越強。
區域發展從自我為中心，轉變為整體聯動互為借力發展。浙江區域發展曾有一個重要特點，即缺少相鄰區域之間的橫向經濟聯係。浙江不少區域經濟通過與上海的經濟往來，產品先是銷往“三北”地區，後是銷往境外，快速發展起來。所以，就浙江省內而言，不少區域經濟具有“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的特點。
然而，曆經長期快速發展，以區域資本流動、產業相互融合、人員加強往來為特點的區域整體聯動正在加強。麗水正在成為溫州經濟“後院”，麗水一些經濟開發區的半數以上企業來自溫州，沿海企業也加強了向衢州的投資，一種新的“前店後廠”格局正在形成。杭嘉湖地區資本流動正在加強，杭州企業大量向嘉興湖州地區投資轉移，嘉興湖州一些縣市之間投資往來加強。而原本僅具地域特征的塊狀經濟，也具有了跨區域聯動態勢，吳興區與德清縣之間正在崛起“美妝穀”，義烏小商品市場早就有了較強的區域集聚輻射能力。
十三五時期的區域經濟發展，除了對接國家“一帶一路”重大戰略，以及滬杭甬等大都市外，或許均應有一個與相鄰區域融合對接共享的戰略要求。亦即與相鄰區域的產業融合，服務對接和利益共享。以區域間的無縫對接，應對日益嚴重的客觀環境的多重製約；以區域間的優勢互補和競合態勢，營造區域發展的更大空間。
（三）區域製度變遷模式變化
區域改革空間縮小。就區域製度變遷而言，當前的改革要求與改革開放初期已完全不同。經濟體製改革缺少抓手，社會體製改革缺少自主，這兩方麵改革都存在著法律法規和中央部委政策規定，地方改革空間均較小；政治體製改革多半隻能自上而下，浙江一些縣市很具自身特色的一些改革，長期隻能是“盆景”而難以成為風景。地方相對還有較大空間的是政府自身改革，但亦有較大難度。
地方政府當前推進改革更多以製度建構為主。麵對經濟社會大轉型，社會價值重新建構，原有的行為規範難以適應新的要求，各方麵製度嚴重缺失，具有非常艱巨的製度建構任務。積極加快建立與市場機製相適應、依法治國的區域治理體係，以及提升區域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區域製度變遷的重要目標。
區域製度變遷有四大任務。加快社會體製改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窮人得到更多改善生活和向上流動機會；加快經濟體製改革，構建低成本可預期環境，讓富人懷有責任感，服務桑梓；增強提升政府公共服務和管理能力，彌補及減少市場與政府的雙重失靈；保護好綠水青山，積極實施多層麵“生態+”戰略，讓綠水青山成為美麗家鄉美好生活的有力支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