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門閥與科舉的戰爭(1/3)
門閥製度是中國曆史上從兩漢到隋唐最為顯著的選拔官員的係統，其實際影響造成朝廷國家重要的官職往往被少數氏族所壟斷。科舉打破了門閥製度，使普通人有了上升的階梯。這是我國千年來領先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
門閥是什麽
門閥，是門第和閥閱的合稱，指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又稱門第、衣冠、世族、士族、勢族、世家、巨室等。門閥製度是中國曆史上從兩漢到隋唐最為顯著的選拔官員的係統，其實際影響造成朝廷國家重要的官職往往被少數氏族所壟斷，個人的出身背景對於其仕途的影響，遠大於其本身的才能與專長。直到唐代，門閥製度才逐漸被以個人文化水平考試為依據的科舉製度所取代。
由於論者所持角度互異，史書對這種特殊階級的稱謂頗不一致。例如：指家門貴盛者，稱為”高門”、”門第”；強調世代做官者，稱”士族”、”世家”。至於”世族”一詞，兼指政治、社會、文化地位而言，意含較廣。直至現代，門閥等詞匯，仍被用作對有名、有錢、有權有勢之家族的別稱。
門閥的發展先秦時已有所謂的巨室，也就是公卿之家，所謂”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1]：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隨武王克殷或周公東征的貴冑，王室世襲，子孫繼承餘蔭，世世接替，”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勢”。
形成過程
漢代世族階級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漢代。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無論是朝廷的征辟，或是郡國的察舉，大多以贍富經學者為上選；但由於經學教授不易，經學大師常將其獨特見解傳與子弟，經由曆代傳授，累世經學往往造成累世公卿，世族的雛形已逐漸浮現。
門閥觀念於東漢時期萌芽，朝廷以經學取士，學者皆以經學傳授子孫，以便入朝為官，隨著經學這門學問代代相傳，也逐漸形成了名門望族，如袁紹袁術所在的汝南袁氏，四代人中竟有五人位居三公之位，號稱”四世三公”，楊修所在的弘農楊氏也是如此。另一家平輿許氏則是三世三公。
東漢末期，戰爭不斷，許多豪強、士紳家族，也逐漸崛起，成為地方上重要的勢力，也是門閥的來源之一。董卓之亂後，擁兵自重的州郡脫離朝廷中央獨立，士族豪強亦紛紛聚眾起事自保，形成地方上的割據勢力，甚至自命為”諸侯”。
雖然曹操因自己出身宦官家族，但出於唯才是舉的政略需要，曾試圖削弱門第的影響力，不以人才的出身決定其職務；但曹操之子曹丕繼位後，接受了九品中正製的提議，大大加強了世族對於官職的壟斷。而東吳之所以能夠與曹魏長期抗衡，亦與獲得江東地區的世族的合作有關。相反蜀漢政權由於長期得不到巴蜀地區世族的支持，後期出現人才匱乏，成為三國中最早滅亡的帝國。
漢末以來的社會動蕩，使人才流徙，無法進行察舉，所以曹丕采用陳群等的建議，創製九品中正製(又稱九品官人法)，以選拔官吏，擴大政權基礎。其辦法是，在朝廷選擇賢能與有識鑒的官員，擔任其本及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負責查訪散居各地的同籍貫的人事。
中正官是依據是人的族譜家世、德性、才能評定人才優劣，定為九品，據以作任官的標準。九品中政治初行時，尚能秉持曹操用人”唯才是舉”的原則，不分門第高卑。但逐漸因中正官多由高門子弟擔任，他們在評選時不免偏私，所以製度到後來，中正官被門閥把持，隻推選門閥子弟，加速世族階級發展，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遂形成嚴格的姓氏等級製度，許多世家大族因而產生。
從漢到南北朝，幾百年間，門閥士族擁有強大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勢力，致使南北朝長期不能統一。曆史發展需要統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溫飽，不需要戰爭。隋唐順應這一
形勢，統一了南北朝，並使之進一步鞏固。建立多民族的統一大國是曆史的趨勢，百姓的願望。南北朝時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頻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門閥士族卻安然無恙。中央統一政權為了培養選拔為中央政府服務的官員，必須找一條選拔培養人才的途徑，建立一種新製度，科舉製應運而生。
科舉的誕生
科舉製度的創立決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經濟、官僚政治以及選官製度本身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魏晉以來，國家長期處於分裂狀態，門閥士族壟斷了清要仕途，九品中正製成為門閥士族維護其政治特權的工具。南北朝時，庶族地主勃興，門閥士族在各種打擊下日趨衰落。隋朝建立之後，重新統一了中國，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了一係列政治改革，地主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庶族地主的勢力更為加強。庶族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為了維護和擴大其經濟利益，迫切需要廢除九品中正製，打破門閥士族在政治上的壟斷，代之以一種新的選官製度，以便通過較為公平的競爭，進入仕途，躋身統治者的行列。科舉製度就是適應這一社會變動而產生的。在科舉製度下，不論門第高低，名義上在考試麵前人人平等。這就較多地為廣大庶族地主提供了通過公平競爭進入仕途的機會。因而，科舉製度在隋代，隨著庶族地主的壯大而產生；在唐代，隨著庶族地主的發展而發展；在宋代，隨著庶族地主完全取代門閥士族而趨於完備。
科舉製度的創立也是中國古代王朝維護其統治的需要。第一，在察舉製度下，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選拔官員的範圍較小，人數也比較有限，因而王朝的統治基礎比較薄弱，也難以選拔大批的真正的有用人才。在科舉製度下，廣大士人都可以懷牒自進，貢送朝廷的人數也大為增加了，這樣就擴大了王朝統治的基礎，同時也便於從中選拔治國安民的人才。第二，在察舉製度下，州郡長官及朝廷的某些官員握有選官的大權，舉主與被舉薦者之間往往結成座主與門生、故吏的關係，不利於中央集權。九品中正製下，門閥士族握有選官大權，非但不利於中央集權，甚至往往與皇權分庭抗禮。而在科舉製度下，州郡隻是按照朝廷的統一規定，主持州郡考試，選拔合格者解送朝廷而已。這隻是貢士，而不是舉官，被舉送者所獲得的隻是參加高一級考試的資格，而不是做官的資格或官職。所貢之士能否及第、授官，其大權完全在於朝廷，尤其是創立殿試製度之後，取士大權最後掌握在皇帝手中。這樣，科舉出身的官員不再是舉主的門生、故吏，而是”天子門生”了；不再是”恩歸私室”，而是”恩由主上”了。[14]（《選舉》三之二二）隋統一中國之後，正是為了擴大王朝的統治基礎，加強中央集權，在廢除九品中正製之後，創立了科舉製度。科舉製度自隋唐至明清，之所以延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也正是因為它適應了曆代王朝統治者維護其統治的需要。
科舉製度的創立又是察舉製度長期發展的結果。科舉製度與察舉製度有許多共通之處。第一，二者都是按科舉士，隋唐時科舉中的某些科目如明經、秀才等，甚至就是直接從察舉中轉化而來的。第二，科舉製度主要是根據考試成績決定取舍，而察舉製度從漢文帝時的賢良對策，到漢順帝時的“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再到兩晉、南北朝時的秀才、孝廉對策等，也都包含有考試的因素。官員選拔製度發展的內在邏輯要求貫徹“公開”、“平等”、“擇優”的原則。這些原則要求不斷擴大報考的自由和考試的作用。這些因素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從察舉製度的母體中孕育出一種新的選官製度——科舉製度。於是，南北朝後期已經出現了科舉製度的萌芽。⑥如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製定的《策秀孝格》規定：“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
，一不合與第。”[北齊武成帝河清初年（562），也出現了劉晝“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的情況。到隋代，在初步具備了從察舉製度轉化到科舉製度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九品中正製被廢除，科舉製度便應運而生了。不過，在唐代，雖然選拔官員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取舍，但舉薦仍然起有一定作用；到宋仁宗時，則完全以考試成績決定取舍，科舉製度發展到相當完備與成熟的階段。總之，科舉製度的創立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過程，科舉製度的發展和完備也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過程。因此，我們可以說：科舉製度萌芽於南北朝，創始於隋，確立於唐，完備於宋，延續至元、明、清，前後經曆了一千三百年之久。
科舉製度的優點
科舉製，選拔人才不問家族出身，隻要能治國安邦，用兵打仗，有經濟管理的特長的，都可以應試，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級官員從宰相，到地方官員，多半是科舉出身的。此種製度，符合中國的國情，行之有效，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來。推行一千多年，明顯的效益有以下幾點:
⑴選拔人才的範圍擴大到全國包括邊遠省區，規定各省區錄取人員的比例，像雲南、貴州，人口少，文化不發達地區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額，全國士人產生擁護朝廷的向心力。
⑵定期考試，後備人才不斷地補充到中央，不憂人才匱乏。
⑶國家規定《四書》《五經》為教材。全國知識分子通過各種學習的方式，主要是自學，國家興辦公家學校不多，大量的應考者都是單獨自學，隻要考試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員階層。
⑷考試立法詳明，執法嚴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因此考試取得“功名”(如秀才、舉人、進士)即可得到社會的尊重、認可。
這製度後來傳到外國，世界上普遍認為英國”文官製度”是以中國科舉製度移植過去的。
科舉製度的公開性，權威性，已被社會所認可。於是，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從另一個方麵也可以看出科舉考試並不是絕對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於不合規範程式而被排斥，未被錄取，像清朝大文學家蒲鬆齡應科舉，一直考到七十歲，還未考取舉人。
科舉製使社會中的平民有了展示自己才華的舞台和通過自己努力獲得別人尊重的出路，為中國培養了大批的人才，改善了用人製度，使國家的管理更加的有序。值得一提的是，科舉製度刺激了社會各階層對知識和人才的敬慕，推動了知識在民間的普及。
科舉製度為平民改變社會地位提供了機會，於是天下的貧苦士子們為了實現願望拚命的用功讀書，而“十年寒窗苦，金榜題名”後，被其攜帶的親朋好友更是數不勝數，於是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的結構。
這些苦讀進入仕途的才俊們，了解民間疾苦和吏治利弊得失，為官之後對抵製腐敗會起到一定得作用，為官僚體製提供了新鮮的血液，提高了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
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東南亞一些國家，如日本、韓國、越南等不僅派使者到中國應試，還效法科舉製在本國設立了科考製度，如越南從1075年起多次設立科考，到18世紀初期，甚至設立了與清朝相同的考試方式——鄉試、會試、殿試三級，在黎朝裕宗時期還設立了武舉，阮朝的明命十年又引進了八股取士的方式，並設立了類似於清朝貢院的專門考場。
科舉製度本身存在很多弊端，尤其是明朝之後，考試的內容越來越僵化，不再注重考生的真才實學，很多讀書人為了應試而讀書，思想被四書五經和八股束縛，創造力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都開始下降。而那些在文學和技術上有造詣的人往往在不能適應這種僵硬的考試形式，隻能失意於科場，造成人才的浪費。加之，科場舞弊越來越嚴重，科舉製度已經不能適應統治的需要，於是終於消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