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1/3)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西漢武帝實行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也是儒學在中國文化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標誌。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的思想，已非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摻雜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新思想。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製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製度雖承秦製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麵難以起多大作用。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舊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書》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錯從其受業。此時。博士之數達到七十餘人，百家雜陳而儒家獨多。儒家的《書》、《詩》、《春秋》以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都有博士，其中《詩》博士有齊、魯、韓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武帝即位時，曆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觸。而儒家的春秋大—統思想、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又恰恰與漢王朝當時所麵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思想有了取代道家的政治基礎。

曆史經過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

中令，趙綰為禦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後奏事。竇太後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

建元六年，竇太後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製數變，百家無所適從。

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建議：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漢武帝對董仲舒的這種大一統思想非常賞識。元光元年(前134)，他將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別名百家之言於官學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優禮延攬儒生數百人，還批準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藝者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對中國後來文化的影響

作為中國曆史上一位著名的專製帝王，漢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製”大一統”的思想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作為一種成熟的製度亦同樣成為定型；是他完成了專製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所謂”內聖外王”，剛柔相濟，人治社會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為有了一套完備的仕進製度而得以確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社會牢固、安定的勢力，並進一步推而廣之，最終使之成為整個宗法製國家的基礎。

不過，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進步意義，但它對曆史的負麵影響卻也同樣不容忽視，像專製”大一統”的思想固然能夠增強民族之間的凝聚力，但同時卻也將專製集權推向了登峰造極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雖然的確成為超穩定社會之基石，但同時也使得人治政治成為兩千

年不變之定式；至於漢武帝時代連年不斷的戰爭與攻伐，則更是造成了社會動蕩、民不聊生之惡劣後果，其間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難盡。

有人說“一個專製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嚴酷的時代”，這句話對漢武帝的時代也同樣適用。事實上，在人治社會中，越是有作為的君王，其破壞力往往也會越大，就像宋代詩人蓮池生在自己的詩中所寫的那樣：“漢武愛名馬，將軍出西征。蹀血幾百萬，侯者七十人。區區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固然是君主常態，”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於他們也不過隻是一個尋常故事。為一己之私欲而大動幹戈，帝王的個人好惡實際關係到千百萬人的身家性命，所謂“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裏”，即是對帝王個人作為的最佳注腳。作為一代英主，漢武帝的確是中國古代極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從漢武帝對待神仙方術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偏執與迷狂的心態，從”巫蠱之禍”的發生，更能夠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殘忍、喜怒無常——人治社會常常會出現像漢武帝這樣的“半截偉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齡等諸多方麵的限製，漢武帝的個人作為也不過是暴露了人治社會的共同弊端而已。

儒家思想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獨霸中國二千餘年。縱觀中國曆史，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它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麵。我們現實中的很多為人處世之道都來自於儒家思想，比如”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標準，以及天人合一、仁義、中庸之道等等。

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要了解中國的曆史與現實，構建具有中國風格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必須對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現代價值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把握。但是如若要以儒家文化來代替中華文化，恐怕就是不可取的。中華文化是一個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結晶，而不是以儒家文化，孔孟文化所能代替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