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日本佛教史(1/3)

公元6世紀中葉,佛教自中國經朝鮮傳入日本,其間曾引起正反兩派不同意見的爭執[1],後由崇佛者獲得勝利,自此開展日本佛教史新頁。日本佛教的發展、演進,可略分為:飛鳥時代(546—645)、奈良時代(645—781)、平安時代(782—1192)、鐮倉時代(1192—1333)、室町時代(1333—1600)、江戶時代(1600—1868)、明治維新之後(1868—?)[2]等七個時期。

一、飛鳥時代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歸功於聖德太子[3]的推展,在他攝政的三十年之間,下詔興隆佛法,創建寺院,親自宣講佛經及著疏,遣使入唐,將自朝鮮傳入中國文化的途徑,改為由日本直接與隋唐文化的交流,並以佛教為國教。推古三十三年(625年),高句麗沙門慧灌抵日,弘傳三論,開日本三論宗之始,門下俊傑甚多,三論便成為此期佛教的主流。另道昭入唐(653年),從玄奘大師習法相,為日本法相宗的初傳。綜觀佛教於此初傳期間,得到國家的保護,唯當時社會仍多以求神的心態奉佛,尚未進入真正的慧解與行持。

二、奈良時代

奈良時代傳承飛鳥時代的護佛政策,以興隆佛教來護國佑民。有聖武天皇熱心推展佛教,興建壯麗宏偉的東大寺,鑄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並請唐鑒真大和尚[4]設壇授戒,正式確立日本佛教的戒法,並推崇華嚴思想,以體現其政教合一的理念[5]。本期佛教學風鼎盛,主要宗派有三論、成實、法相、俱舍、律宗和華嚴等六家,即所謂“奈良六宗”[6]。各寺大多諸宗並存,研究者也數宗並學。唯其中以華嚴宗受聖武天皇的重視,具有優勢地位。又法相宗人才輩出,成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其他方麵如寫經、佛教文學、美術等,也同時盛行[7]。綜觀此期佛教,著重人間性、國家性,並有學術發展的特色,在教理上傳承於中國,尚無新論。

三、平安時代

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從唐朝傳入的天台及真言宗最盛。最澄[8]入唐,兼學密、禪、戒各宗,日本佛教因此具有複合性,融合而成日本特色的天台教。空海[9]著有《辨顯密二教論》,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論書。至此,日本佛教已漸脫離中國的範疇,而發展出民族化的佛教。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後,許多僧侶亦同時至中土求學,即所謂“入唐八家”[10],也

聞名古今,所學皆與密教有關。因此,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可稱為密宗的興隆時期。又本期佛教深受貴族們所信仰,因此貴族青年皆以出家為風尚。

平安中葉之後,貴族與武士間的矛盾嚴重,佛教為保護寺產,征集武士為僧兵,於是佛教僧侶涉入了日本政治旋渦,奈良六宗衰微,末法思想產生[11],但也因對末法的警覺,佛教開始出現新的宗派。首先出現的便是含淨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上人與惠心源信為代表[12]。因此奈良時代國家性、學術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時代,便轉變成民間化的佛教。

四、鐮倉時代

平安末期經過慘烈內戰後,由源賴朝於鐮倉設置將軍幕府,開展了鐮倉幕府時代,亦拉開日本武家專政製度的序幕。在佛教方麵,新興宗派紛紛出現,奈良六宗亦有複興之勢,新舊佛教之間產生多元化的互動與影響。依發展時間先後約分三期。

第一期:1.法然(源空)提倡以稱名念佛為主的淨土宗[13];2.榮西提倡兼融台、密、禪的臨濟宗[14];3.慈圓中興天台宗、貞慶中興法相宗[15]。

第二期:1.明惠提倡華嚴宗的“信滿成就”論[16];2.親鸞創立以信心為本的淨土真宗[17];3.道元倡立修證一如的曹洞宗[18]。

第三期:1.日蓮提倡口念“南無妙法蓮華經”經題為證悟之本的日蓮宗[19];2.一遍強調以一心念佛為主的時宗[20]。

淨土宗與淨土真宗兩派,信仰人數最多,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因此,淨土真宗與日蓮宗可說是日本本國化的佛教。日本佛教在鐮倉時代是一個轉變時期,新的改革運動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曆史上展開新頁。

五、室町時代

由於社會動亂之故,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唯有禪宗因武士的歸仰[21]及其“明心見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戰禍中一枝獨秀的盛行於社會各階層,也因此產生混合禪味的日本茶道、花道、書道和劍道。又禪宗高僧受到將軍和武士的尊崇和擁護,也自然推動了“禪”的盛行。這時期最被推崇的是確立“五山文學”[22]地位的夢窗國師[23]與大燈國師[24]。另外,淨土宗、淨土真宗、日蓮宗等宗派,皆在創始人圓寂後,因思想正統之爭,而逐漸分裂成許多派別,但仍受到許多農民信眾的護持。室町末期,進入諸侯割據的戰國時代,佛教形成兩種不同的形勢:一是與武士聯合以

適應環境的真言、天台等宗;另一股力量則結合被壓迫的民眾,如農民及下階層人,以爭取有利形勢,如淨土真宗及日蓮宗等即是。

六、江戶時代

戰國時代的動亂結束後,德川家康在江戶設置幕府,為使日本減少外國的壓力與內部紛爭,頒行“鎖國政策”,以禁止基督教及其他容易引起動亂的活動,佛教與其他文化因而能在穩定中持續發展。德川家康是淨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護佛教,並將佛教納入封建政權的體係中。他頒布“寺院法度”[25],用來製定各宗派所屬寺院的屬從關係,及對寺院的種種規定。又實施“寺檀製度”[26],使全國每一個國民都有歸屬護持的寺院。由於法度的限製與寺檀的建立,寺院僧侶的生活獲得了保障,但也導致佛教發展的停滯。

本期佛教有隱元隆琦禪師(1592—1673)從中國應邀至日本創黃檗宗最受矚目。“黃檗宗”與臨濟、曹洞二宗並稱,為日本禪宗第三大派。整體來說,本期的法度製度,是獎勵學問的,然在思想方麵卻受到限製,因此在佛學研究上並無特殊表現。反之,江戶末期,儒學與國學卻積極推展,此時日本神道也應時複興[27],但是受到“廢佛毀寺”的影響,佛教又進入黑暗期。

七、明治維新

孝明天皇慶應三年(1867年),將大政奉還,第二年開始“明治維新”。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1868年)頒布“神佛分離令”[28],以神道教為國教,又以種種理由,迫令僧侶沿用俗姓,甚至鼓勵僧侶食肉帶發娶妻。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發起“護法一揆”(團結一致)運動來反抗,才獲得停止,但有日本淨土真宗受其影響。至福田行誡、大穀光尊、赤鬆光映等新佛教先驅,以世界宗教大勢,評駁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願寺派的島地默雷等大力宣導宗教自由立場,終於在明治二十二年通過宗教自由的法律規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過困厄時期,進入新的時代。

明治二十年前後,自由研究佛學的新風氣普遍展開,佛教大學的建立、經典的整理,以及佛學辭典的編纂發行等工作,更充實了日本現代佛學的內容。而在信仰方麵,已經脫離中國佛教形態與觀念,並且在日本文化醞釀下的佛教也已普及於民間。二次世界大戰後,佛教更是蓬勃發展,新興宗教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其中以日蓮係分化出來的最多,如創價學會、靈友會、立正佼成會等,發展極為迅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