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 佛教宗派外人物(1/3)
佛陀入滅後，佛弟子將佛陀的言教發揚光大，由於時代背景及個人研究的差異，而有宗派的區別。由於宗派的發達，佛法更能應機，廣為流傳，除了本冊各宗各派所提及的祖師大德外，還有許多對佛教發展相當有貢獻或於教史上堪稱代表的人物，在本文中一一點出，以補闕漏。
印度本土有付法藏第一祖大迦葉尊者。智慧第一，懾服外道[9]的舍利弗尊者。承教啟經，結集法典的阿難尊者。籌建祇園精舍，宣揚布施法門的須達長者。矢誌出家，堅持佛道的大愛道比丘尼[10]。十大願心，教化童男童女的勝鬘夫人[11]。佛化家庭，六度攝眾的維摩詰居士[12]。遣使弘教，法敕傳世的阿育王[13]。保護佛教，結集法典的迦膩色迦王。文藝度眾，造論始祖的馬鳴菩薩[14]。
始傳中國有：最早來到中國的中印度竺法蘭與大月氏僧迦葉摩騰。首傳止觀經論的安世高[15]。第一位在我國翻譯及傳布大乘佛教般若學理論的支婁迦讖[16]。翻譯《無量壽經》的支謙。中國佛教梵唄之祖陳思王曹植。第一位兼有儒釋道三教思想的翻譯家康僧會[17]。中國僧侶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廣譯大乘經典的竺法護[18]。神異伏暴的佛圖澄。有部論典大家僧伽提婆。漢晉間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安大師[19]。著作中國古代第一部介紹印度和斯裏蘭卡旅遊參訪記錄的法顯法師[20]。倡導“佛性論”，創“頓悟成佛”、“闡提成佛”之說的道生法師[21]。翻譯《大般涅槃經》的曇無讖[22]。複興北魏佛教，建設雲岡石窟的曇曜法師[23]。翻譯《楞伽經》的求那跋陀羅[24]。編著《弘明集》、《出三藏記集》的僧祐法師。地論宗之祖菩提流支[25]。四次舍身為奴的皇帝菩薩梁武帝[26]。樹立後世高僧傳記體例典範的慧皎法師。我國佛教傳譯史上的泰鬥真諦大師[27]。
隋唐以後有：三階教主信行法師[28]。刻經護教的靜琬法師[29]。著作《破邪論》、《辯正論》，挽回佛教厄運的法琳法師[30]。長於法相因明的圓測法師。東塔律宗創始人懷素律師[31]。唐代譯經之雄菩提流誌。唐代西行求法譯經家義淨法師[32]。譯經三藏實叉難陀。以法為樂，送子出家的裴休宰相。宋代天台宗山外派名僧智圓法師[33]。明未四大高僧紫柏、憨山、蓮池、蕅益大師。
近代大德有：晚清刻經弘法的楊仁山[34]。擅長詩文繪畫的曼殊法師[35]。愛國僧人八指頭陀[36]。弘揚佛法，《仁學》救世的譚嗣同[37]。佛學治國的國學大家章太炎[38]。專研法相瑜伽的歐陽竟無。著作佛書，教化社會的梁啟超[39]。倡導八宗平等，鼓吹佛教革新的太虛大師[40]。現代佛教史學者湯用彤。戒殺護生，菩薩畫家豐子愷。講學於斯裏蘭卡大學的法舫法師。弘揚三論的印順長老。傑出優婆夷孫張清揚女士[41]。
現代佛教的趨勢，逐漸走向人間化、普及化，20世紀以來，中國佛教在諸山長老、大德胼手胝足辛勤耕耘下，方能在各地播撒菩提種子，延續法脈，乃至形成今日佛教蓬勃發展的氣象。以下再列舉民國以來弘教的諸方大德，如：宗仰、道階、應慈、會泉、慈舟、圓瑛、月溪、守培、妙果、能海、仁山、性願、智光、廣欽、持鬆、常惺、南亭、普淨、樂觀、白聖、道安、宏船、東初、震華、巨讚、正果、曉雲、如學、懺雲、竺摩、演培、煮雲、證嚴等法師，及王一亭、熊希齡、江味農、蔣維喬、丁福保、朱子橋、趙夷午、聶雲台、康寄遙、範古農、李子寬、屈文六、李炳南、朱鏡宙、周宣德、蔡念生、詹勵吾、黃懺華、傅偉勳、楊秀鶴、南懷瑾、張澄基、於淩波、張曼濤、鄭振煌、鄭石岩、林清玄等居士、學者。
【注解】
[1]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及清末財政的困窘等因素，便興起了以寺廟財產來充作學校資金運作的政策。1898年，即有兩廣總督張之洞，主張以國學為體、西學為用，建議皇帝利用寺院及道場建築和土地，以實施新教育，挽救頹勢。此後廟產興學則持續困擾佛教界，如：1912年公布的“寺廟管理暫行規則”；1915年的“管理寺廟條令”；1921年，北京政府以查舊案與管理寺廟條令相抵觸為詞，命令取消“中華佛教會”。至此，全國佛教陷入無組織狀態，各省縣寺廟財產任由各地官吏與土豪劣紳侵吞。又1930年，政府頒行“監督寺廟條例”；中央大學郃爽秋等教授所提沒收寺產以充作教育基金的議案，也在全國教育大會中獲得通過。
[2]民初以來的新社會，在政治、思想、文學上發生了急劇轉變，如：革命初期康有為等，倡以儒教為國教，此後以打倒所有的舊文化作為促進中國進化的步驟。1919年“五四運動”對儒、佛、道三教和民間類似宗教，以及其他的舊文化的批判達於最**，而後卻變成反宗教運動。1928年新啟蒙運動，則將行之於寺院、道觀及一般庶民之間的宗教行事視為迷信，而加以廢除。
[3]當時以各界學佛居士為主體的組織，先後有北平三時學會、上海淨業社、上海佛教居士林等。中國僧侶教育，則以閩南、武昌佛學院最具代表性，另楊仁山門下歐陽竟無的南京支那內學院亦頗負盛名，或是深研教理，或是培養僧才，貢獻卓越。其他尚有北京弘慈佛學院、廬山法界學院等各種佛教學校。此外，當時研修佛法，卓然有成的緇素大德頗多，如：淨土宗印光大師、禪宗虛雲和尚、天台諦閑大師、華嚴月霞大師、戒律弘一大師等人。太虛大師則是八宗共弘，其下的人才如法舫、芝峰、大勇、法尊、印順等諸師，皆為上選。在家佛教徒如歐陽竟無是唐末以來我國唯識學的複興功臣。在學術界，大體以史學及哲學界人士較有成績，如熊十力、梁啟超、胡適、湯用彤、呂澂等，遷台後，牟宗三、唐君毅、方東美等人亦頗有成績。
[4]麵對威脅寺院存在的廟產興學運動，佛教界被迫團結起來進行抗爭。因此敬安法師（又稱寄禪、八指頭陀）創設“中華佛教總會”以護寺產，並將太虛、仁山二人成立未久的“佛教協進會”並入佛教總會，以期群策群力維護佛教，於是該會成為全國佛教社團的最高組織。1928年更名為“中國佛教學會”，太虛大師任理事長，1929年更名為“中國佛教會”，圓瑛法師為理事長。該會於1949年在台灣複會，綜理全台佛教行政事務，理事長先後由白聖、悟明、淨心等法師出任。
[5]1912年，太虛大師與仁山法師首倡組織“佛教協進會”，後提議改金山寺為佛教大學，未獲成功。1913年，在追悼寄禪和尚大會上，太虛大師提出教理、教製、教產三大革命，主要是針對當時叢林寺院以法派、子孫派而阻礙了佛教的進步，所提出的改革主張。1915年，著《整理僧伽製度論》，以期建立新僧團製度。1929年，更著手組織“世界佛學院”，以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其造就培養的僧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印順、大醒、大勇等。綜觀太虛大師一生，皆為實踐佛僧、佛化、佛國的三佛主義而努力。
[6]1937—1945年，全國佛教青年僧侶，在愛國熱血的驅使下，投入政府抗戰行列，其事跡如：1937年，成立“上海僧侶救護隊”；193
9年，緬甸人民因日本唆使而反對開放滇緬公路之風潮，因“佛教訪問團”赴緬甸等各國訪問，得以平息；1940年，組“陪都僧侶救護隊”，實地從事重慶地方救護災胞工作，直到日本投降，共五年；同年，組“中國佛教國際宣傳隊”，赴緬甸宣揚我抗戰國策。
[7]（一）靈泉寺，位於台灣基隆，由善慧法師所創建。師曾內渡大陸，依景峰和尚出家，並繼承曹洞宗法脈。回台後，與善智法師共同創建靈泉寺，任該寺住持，致力於創辦佛教中學林（泰北中學的前身）。（二）法雲寺，位於台灣苗栗，民國初年，由覺力、妙果二師開山，以覺力法師為首任住持，先後在該寺舉辦過傳戒。後妙果、妙然法師相繼擔任住持。（三）淩雲寺，位於台灣台北五股鄉，創建於1909年，開山住持為本圓法師。（四）超峰寺，位於台灣高雄縣阿蓮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紹光法師所創建，後承定法師加建“龍湖庵”為女眾道場。1841年被日軍所占。光複後，永定、開參法師相繼住持。此四大派，除法雲寺覺力法師是來自大陸的鼓山湧泉寺，是正統的佛教僧侶外，靈泉寺善慧法師和淩雲寺本圓法師，皆為台灣“齋教”出身，而後成為受戒的正統僧侶。超峰寺永定法師，則是先在家鄉皈依“齋教”的龍華派，再轉為正統僧侶的出家眾，此模式在日據時期的佛教界相當普遍。
[8]由於台灣自清代以來，普遍流行“齋教”信仰，此乃由大陸傳入，是混合儒、釋、道三教思想的一種在家佛教，分有龍華派、金幢派、先天派等，都以釋迦牟尼佛和觀世音菩薩為本尊，所不同的是在生活上的規範。其中，龍華派最具社會色彩，持戒較為寬鬆，容易接近群眾，故齋友人數在三派之中為最多。到了日據時代，日本佛教（僧人可以娶妻食肉，不必受戒）亦隨著日人傳入，如：日蓮宗、淨土真宗、曹洞宗、臨濟宗、真言宗等，佛教日本化日漸明顯，台灣僧人娶妻吃葷者漸增。台灣光複以後，大陸僧侶來台，數百年來經過閩南、齋教與日本化的變質佛教才得以澄清，而開啟台灣佛教發展的新頁。
[9]佛陀成道後第二年，須達長者希望佛陀能前往邪法盛行的舍衛城弘揚正法，於是發願修建精舍，禮請佛陀及比丘們常住，以化導眾生。佛陀派遣精通外道典籍、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前往協助。舍利弗於辯論大會中，懾服國王及三萬名六師外道皈依，並取得建設精舍的權利。
[10]悉達多太子出生七日後，聖母摩耶夫人即往生，由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意譯作大愛道）撫養成人。淨飯王過世後，大愛道夫人請求佛陀允予出家，然而因當時僧團中尚未有比丘尼，所以佛陀婉言拒絕。大愛道夫人帶領五百釋迦族女人追隨佛陀四處弘法，多次懇求，終於如願成為僧團中第一位比丘尼。
[11]勝鬘夫人是波斯匿王和末利夫人之女，聰慧利根，聞“佛”名即生大信心，感得佛陀現身，且在佛前發十大願心，奉行大乘菩薩道。勝鬘夫人與夫婿友稱王共弘大乘教法，引導城中童男童女信奉佛法。
[12]《月上女經》記載，維摩居士以雷為姓，夫人名金姬，賢慧善良，恭敬三寶，深信因果。兒子名善思，才智兼備，與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論辯，無所畏懼。女兒月上，精通佛理，辯才無礙。《維摩經》載，維摩居士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女，常修梵行，可謂提倡人間淨土思想的先驅及實踐者。
[13]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從僧團中遴選千位精通三藏的比丘，以目犍連子帝須為上首，於摩揭陀國華氏城進行第三次結集，並遣傳教師攜三藏法典到國外弘法。弘法範圍，北起尼泊爾，南到斯裏蘭卡，西起巴克多利亞，東到緬甸，對佛教日後的發展具有曆史性的意義。阿育王在全國各地以當地方言刻成“摩崖法敕”，教導百姓如何實踐人間佛教，如不濫殺生、布施、節欲、儲蓄等。
[14]公元2世紀中印度的馬鳴菩薩，有佛教詩人、辯才無礙比丘的美譽。他所作的《佛所行讚》在當時五印度及南海諸國傳誦一時；其音樂劇“賴吒和羅”，音律扣人心弦，宣說苦、空、無常，感得華氏城五百王子出家。馬鳴造《大乘起信論》，破邪顯正，闡明佛旨，乃造論興宗的始祖。
[15]迦葉摩騰，於漢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來華，翻譯有關止觀法門的經論，如《七處三觀經》、《小安般經》等，重點地傳譯定慧方麵的學說，以禪、數（如《五法經》、《七法經》、《十二因緣經》、《十四意經》、《阿毗曇五法經》、《阿毗曇九十八結經》等）最完備。
[16]安世高，大月氏人，後漢桓帝末年至洛陽，從事譯經。所譯諸經中，以《道行般若經》最為重要，乃般若經係各種經典中最早的譯本，此類般若係經典促進魏晉時代玄學清談之風。又所譯的《般舟三昧經》，為我國佛教史上初期彌陀淨土信仰。此外，《首楞嚴經》的傳譯則帶動4、5世紀間中國佛教的大乘化。
[17]康僧會，於吳赤烏十年（公元247年）至建業，借用中國傳統思想翻譯佛經，以中國化的佛教來推展教義，並成立佛堂從事民間傳教活動。孫權為造建初寺，是江南建寺之始。
[18]竺法護，於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到懷帝永嘉二年（266—308），翻譯了一百五十餘部經論，包括《般若》、《華嚴》、《寶積》、《大集》、《涅槃》、《法華》、《本生經》等，盡備當時西域流行的要典，拓展了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
[19]道安，是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其具體貢獻包括：（一）科製佛經：將佛經的組織結構，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二）製定僧尼戒規。（三）以“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四）整理佛典，主持譯經。（五）綜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禪法、戒律等係的佛學，編纂《綜理眾經目錄》，為我國第一本佛典目錄。
[20]法顯，於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西行求法，遊曆西域、五印近三十國，前後經過十五年，著作《佛國記》一卷（又稱《法顯傳》），為中國古代第一部介紹印度和斯裏蘭卡的旅遊參訪記錄。
[21]道生，東晉涅槃經學者。與道融、僧叡、僧肇等，皆為羅什門下俊傑，稱為關內四聖。精通龍樹、提婆之學，慨歎當時學者受經文滯礙而疏於圓通義理，遂深究有、空、因、果之理，創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說，並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以闡釋其說。又因閱及法顯所譯的六卷《泥洹經》，乃謂一闡提人皆得成佛。其時，《大般涅槃經》尚未傳至，聞者難信，群起攻訐。師遂遭擯斥，再度入廬山隱居。其後，曇無讖所譯的《大般涅槃經》傳至南方，內容果如其說，眾師皆歎其卓識。師自此亦得以此經宣說闡提成佛之義。據傳，師曾於江蘇虎丘山聚石為徒，闡述“闡提成佛”之說，感群石點頭，後世遂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美談。
[22]於北梁玄始十年（421年）受河西王之請，翻譯出《大般涅槃經》，主張包括闡提在內的一切眾生，皆具有自覺成佛的佛性，引起當時佛教界的諍論，而開創了涅槃師一派。此外，曇無讖所譯的大乘佛經、戒籍，對佛教日後的發展亦具有相當的影響。
[23]北魏太平
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下令廢佛，佛教一片凋零。太平真君十三年，文成帝下詔複佛，曇曜任沙門統，推動整個佛教複興事業，其中以雲岡石窟的營造最為燦爛輝煌，而他所確立的“僧祇戶”、“僧祇粟”和“佛圖戶”製度，亦為經濟史上的一大貢獻。
[24]求那跋陀羅，中天竺人，劉宋元嘉十二年（435年）來華，有係統地翻譯了瑜伽一係的學說，尤以《楞伽經》的譯出，播下禪法種子，培育出一派研究此經的楞伽師，終至形成中國的禪宗。
[25]菩提流支，北天竺人，為大乘瑜伽係的學者。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至洛陽，敕住於永寧寺，從而翻譯梵經。譯有《十地經論》、《金剛般若經》、《深密解脫經》及《大寶積經論》、《法華經論》、《無量壽經論》等。因與勒那摩提共譯《十地經論》，被尊為地論宗之祖。
[26]梁武帝廣造佛寺，注經弘法，度僧修福，有“中國的阿育王”之譽，其《斷酒肉文》更影響中國僧侶成為素食的奉行者。梁武帝一生中曾四次舍身同泰寺，改著法服，行羯磨法，凡事親執勞役，每經諸侯百官前往延請視事，方由群臣以萬錢贖回，共計四次。
[27]真諦，於南朝梁代中大同元年（546年）攜經典來華，與鳩摩羅什、玄奘、義淨同稱四大翻譯家，所譯經論中以《攝大乘論》、《攝大乘論釋》影響最大，此二論乃南朝攝論學派的主要理論根據，真諦亦因此被尊為攝論宗之祖。
[28]三階教為中國佛教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個教派，信行法師有鑒於隋代已進入末法時期，故主張必須修行“普法”，始易有成。他根據時、處、機（人）三項，將佛教分成三階，以現在為末法、穢土、破戒之世，故倡導實行普法，稱為“三階教”。因此，三階教又稱普法宗。此外，信行設置十六種“無盡藏行”的製度，為後世佛教財政組織及慈善事業樹立典範。
[29]隋代靜琬法師鑒於北周武帝徹底破壞佛教，遂發願刻一切經於石，封藏於今北京房山區白帶山中，以備法滅後學人遵循循進道之資。山因之易名為石經山，後又改名石景山。當時，曾得隋煬帝皇後之助。唐貞觀十三年，師誌未竟而示寂，由門人繼其刻經之業。此為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石經。
[30]唐初道家獲王室支持，每有打擊佛教之舉，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太史傅奕奏策十一條請罷佛法，法琳乃上書辯其非，以《破邪論》與之辯難，傅奕理屈而無以對，帝始稍息廢佛之事。後為對抗李仲卿等之排佛論，又著《辯正論》，挫其邪論。
[31]懷素，唐代律僧。從道宣律師習《四分律行事鈔》。其後，又轉入法礪的弟子道成門下，學《四分律疏》。久之，慨歎古人之義未能盡善，乃撰述《四分律開宗記》，糾彈古疏之過，總結為十六失，而別立一家之說，時人稱為新疏，以別於法礪的《四分律疏》。自是，師所立的新說，乃稱東塔律宗，而與法礪的相部宗、道宣的南山宗鼎足，並稱律學三大宗。
[32]義淨，於唐鹹亨二年（671年）西行赴印度，二十年間曆遊三十餘國，攜回梵本經論約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陽。其後參與《華嚴經》的新譯，與戒律、唯識、密教等書籍的漢譯工作，與鳩摩羅什、真諦、玄奘等，共稱四大譯經家。著有《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著作中備載印度南海諸國僧侶的生活、風俗、習慣等，係了解當時印度的重要資料。
[33]智圓，與同門慶昭、晤恩等闡述天台山外派學說，與山家派代表四明知禮展開論辯，並撰述《金光明經玄義表征記》，以四難否認《金光明玄義》廣本的觀心釋，對抗山家派。然一般以知禮之說為天台正統，貶抑山外派。
[34]中國佛教的學術文獻，自“三武一宗”法難之後，曆代各宗派數千種珍貴論著幾乎湮滅殆盡，加上清末太平天國之亂，經書蕩然無存。楊仁山乃舍自宅設“金陵刻經處”，流通經典百餘萬卷，印刷佛像十餘萬幀，並創“祇洹精舍”、“佛學研究會”，親自講授佛學，成為民國初中興佛教的關鍵人物。
[35]蘇曼殊（1884—1918），性格率真，不從流俗，譯著有：《梵文典》八卷、《梵書摩多體文》、《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詩集、散文及小說等數部。今有《蘇曼殊全集》行世。
[36]八指頭陀，名敬安，字寄禪。為太虛之師。時值辛亥革命，教界騷然，遂糾合江蘇、浙江有誌之士，於上海組織“中國佛教總會”，以期統一僧界，被推為會長。1912年春，請求南京臨時政府保護寺產。未久，與成立不久的北京政府發生衝突，憤極而客死法源寺，然亦因而獲得國務院對總會章程的承認。
[37]晚清之際，中國近代文化思想麵臨中西文化、傳統與現代的衝擊，在此急遽的轉型過程中，譚嗣同是極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他秉持佛教慈悲濟世情操，全力投入變法維新運動，所撰的《仁學》一書，對當代思想界造成莫大的震憾。《仁學》一書融通佛學、西學、國學、政治，目的在拯救中國，度化眾生。
[38]即章炳麟，為中國近代史上佛學思想濃厚的國學大師，他主張革命排滿，曾被清廷拘捕入獄，在獄中三年，潛心研究大乘佛典，提出“由佛學易天下”的救世主張，闡明佛學可以製惡見，清汙俗，增強人民的道德觀念。章太炎呼籲以華嚴宗“普度眾生，頭目腦髓都可施舍與人”的大無畏精神，和法相宗“一切有形的法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並非實有真有”的無我精神，完成革命事業。
[39]梁啟超有係統地研讀佛典，並將研究所得撰文發表，計有“佛教之輸入”、“千五百年之中國留學生”、“佛教與西域”、“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佛典之翻譯”、“翻譯文學與佛典”等，共計十八篇，全書名為《佛學研究十八篇》。
[40]太虛大師主張教理、教製、教產三大革命，撰文鼓吹佛教複興運動，建立新僧團製度。與仁山法師首倡組織“佛教協進會”，後在南京創設中國佛教協進會，後並入中華佛教總會。並在上海創設覺社，主編覺社叢書，翌年改為《海潮音》月刊。1924年，在廬山舉行世界佛教聯合會。次年，率團出席日本東亞佛教大會，並考察日本佛教，日人尊之為“民國佛教界之盟主”。1928年在南京創設中國佛學會，並弘化於英、法、德、荷、比、美各國，應法國學者建議，在巴黎籌設“世界佛學院”，為中國僧人赴歐美傳播佛教之始。1943年，與於斌、馮玉祥、白崇禧等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為提倡僧教育，培植僧材，設立武昌佛學院（1922年）、閩南佛學院及漢藏教理院（1931年，重慶北碚縉雲寺）。其次，創辦《海潮音》、《佛化報》、《佛化新青年》等雜誌以弘揚佛法，並派遣學僧分赴西藏，以及印度、錫蘭（今斯裏蘭卡）等地留學，以從事巴利文、梵文、藏文的研究，促使佛教世界化。
[41]孫張清揚女士一生護法衛僧，不遺餘力：協助太虛大師發展佛教文化事業，出任“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開設佛經流通處、佛教書局；協助東初法師影印大藏經，促進台灣佛教的複興；晚年又將自宅贈予佛光山寺，作為弘法教育資財，她對早期正信佛法的推動，具有莫大的貢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