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 日本佛教概論(1/3)

公元6世紀中葉,佛教由中國經百濟傳日本[29],初期的弘揚以聖德太子(574—622)為最大功臣,他定佛教為國教,並在製定的十七條憲法中規定全民“篤敬三寶”,說明佛教為“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奠定日本佛教的基礎。此後,日本留學僧陸續至中國求法,將中國佛教的思想傳承、宗派教說、修行方法等引進本,逐漸演變成日本特有的宗派佛教思想。今就日本幾個重要宗派一一簡介如下:

一、南都六宗

奈良時代(645—794),佛教主要的宗派有六家,即:三論、法相、成實、俱舍、律宗及華嚴。

三論宗初祖為高句麗僧慧灌,於元興寺大弘三論(625年),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開始。其後智藏曾投中國嘉祥門下,道慈亦入中土兼學六宗,分別為二祖、三祖。

其後,法相宗取代三論宗的盛世,人才輩出,與後來的天台、真言宗,鼎足而立。俱舍宗多依於法相宗,初傳在公元653年元興寺僧道昭入唐,跟隨玄奘大師習法相教義,回國後,廣弘法相宗義。二傳是在公元658年由智通、智達傳入,至玄防入唐回日本後,法相宗盛行,學僧輩出,以興福寺、元興寺為根本道場。

華嚴宗發軔於公元736年,唐代道璿攜華嚴章疏至日本,聖武天皇極推崇華嚴[30]。之後,此宗一度衰落。鐮倉時代,高辨與凝然為複興華嚴的兩位巨匠。高辨融和華嚴與密宗的教學,被尊為嚴密之祖。凝然精通各宗教義,尤為華嚴集大成者,宇多天皇曾從師受菩薩戒,賜封為國師,可謂華嚴中興之祖。德川時代的鳳潭以天台解釋華嚴,識見雄大,為華嚴宗開創新局。

律宗初傳於公元588年,僧尼善信等至百濟受戒,回國後,駐錫櫻井寺。天武天皇時,道光奉敕入唐學律,至唐代道叡攜律本赴日,講《行事抄》,戒律思想始為流布,是為第二傳。唐代鑒真大師自華東渡[31],傳授菩薩戒與三壇大戒,以唐招提寺為本寺,始為日本佛教戒法的確立。律宗曾一度衰微,鐮倉時代,俊芿以京都為中心,提倡北京律[32],頗受敬重。

二、天台宗

最澄為日本天台宗始祖,曾從中國天台湛然的弟子道邃、行滿受法,返日後,於比叡山融和禪、密、戒、圓,開創四宗融合的總合佛教——日本天台宗(806年)[33]。最澄弟子圓仁亦赴唐學天台與密法,至其弟子安然集大成,此時日本天台宗已極度密教化,稱為“台密”[34]。台密係統傳至後世,總計有十三流派,對日本佛教影響頗大。

三、真言宗

真言宗以空海為開祖,因特重念誦真言得名。空海入唐(公元805年),從惠果學密,返日後,不久受賜高野山,乃建金剛峰寺及京都東寺為此宗根本道場,後人稱其所傳密教為“東密”。9世紀時,真言宗開始分裂成派,至室町時代已分枝成七十餘派。

四、禪宗

奈良時期禪風已自大唐傳入日本,先後成立臨濟、曹洞、黃檗三大宗派。

鐮倉時代,榮西入宋求法,得臨濟心印[35],後來於京都開創建仁寺,融合天台、密、禪三宗開立臨濟宗,受到鐮倉幕府的信任,後人尊為日本禪宗的開山祖師。臨濟流傳至南北朝室町時代,深受幕府大臣尊崇,認為是完成武士人格修養的基本方法,禪的思想遂深入日本人的生活,與茶道、花道、書法、劍道等,水乳交融,自成一格。室町時代後期以夢窗疏石為主的五山派,是當時禪宗的主流派,受足利尊氏庇護,於京都開創天龍寺,有門徒千人,是五山文學最盛期。夢窗、大燈、一休等為大將,五山十刹法脈欣榮,至今臨濟宗有六千餘所寺院。

日本曹洞宗創始人為道元禪師,嚐從榮西弟子明全學禪,後入宋,於天童山曹洞宗如淨禪師門下得法。返日後,創建永平寺,提倡隻管打坐,是為“曹洞宗”[36]。1507年後,柏原安天皇敕額永平寺為曹洞宗的總本山。1589年,由瑩山紹瑾所創的總持寺也被欽定為曹洞宗的總本山。因吸收民間流行的祈禱儀式,積極傳教,曹洞宗因而大盛,成為日本最大宗派之一,有寺院一萬四千七百餘所。

黃檗宗與臨濟、曹洞合稱日本禪門三足,係由明末中國僧人隱元隆琦融和禪淨,成立於江戶時代[37]。此宗以黃檗山萬福寺為道場,曆任住持皆為中國赴日弘化的高僧,近代才由日本僧人住持。萬福寺乃中國式的建築,道場以漢音誦經,法會與修行方式仍保留明代風格。此宗鐵眼道光編《鐵眼版大藏經》,對日本文化有極大的貢獻。

五、淨土宗

平安末期(12世紀),社會動蕩不安,人民始有向往他方淨土的思想產生[38]。空也於民間提倡念佛法門,以稱念佛號為主,淨土乃成為普遍信仰。空也之後,天台宗係的良忍創“融通念佛宗”,為淨土信仰開辟新局。

鐮倉時代,法然依中國善導《觀經疏》,以平安的東山為據點,強調“往生之道,念佛為先”,淨土於焉成立為宗[39]。由於戰亂頻仍,念佛法門簡單易行,於是迅速擴展普及。法然圓寂後,其門下弟子各立其派[40],其中又衍出一遍上人所創立的“時宗”[41],風行一時。法然的淨土宗係至今仍為日本佛教最大宗派之一,大小寺院有七千餘所,對日本佛教影響頗大。

六、淨土真宗

淨土真宗,是藉由阿彌陀佛的本願力,期以往生成佛的教說。開祖為親鸞,強調念佛以信心為本,一念決定往生[42]。此宗以無戒無律為宗規,僧俗一同。親鸞本人與相國之女成婚,首開日僧娶妻食肉之風,由於傳教平易,故發展迅速。

本宗至親鸞的曾孫覺如,正式以本願寺為大本山,至室町時代第八世蓮如,教勢蓬勃發展[43]。江戶時代後,分為十派[44],以東、西本願寺勢力最強。

七、日蓮宗

日蓮宗異於日本傳統佛教,為日蓮所創立[45]。本宗以《法華經·無量壽品》為中心,主張“妙法蓮華經”五字為佛教精髓,凡誦持者,即便是惡人,亦可成佛,又稱“法華宗”。日蓮後,本宗相繼分門立派,至明治時代,在家佛教運動盛行,由日蓮信仰又形成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佛所護念會及靈友會等新興宗教[46]。

綜觀日本佛教,教理上多源自中國宗派而發展,然在修行實踐上則趨於易行及通俗化,如真言宗、禪宗、淨土真宗、日蓮宗等之盛行。20世紀後,日本佛教各大宗派更各自發展法會祝禱、辦學教育、社會慈善、學術研究等,佛教事業欣欣向榮,尤以佛學研究堪稱代表。從另一方麵言,日本佛教有在家化的傾向,至今各宗雖傳戒法(一日即成),但三壇大戒早已廢絕,寺院僧侶多娶妻生子,和傳統佛教的持戒嚴謹大有不同。

【注解】

[1]關於佛教傳入日本的年代有多種說法,目前較受肯定的是依據《上宮聖德法王帝說》所記載,欽明天皇七年(546年)百濟聖明王遣使致贈天皇佛像、經論。日本各界麵對佛教的傳來,排佛派代表物部氏認為佛是“他國神”,是“蕃神”,唯恐引致國神之怒,而將佛視為災厄之神;而奉佛派的蘇我氏,認為佛是招福之神,將佛奉為自己氏族之神。而蘇我氏崇佛與物部氏反佛的信仰之爭,除引發佛究竟為福神或是厄神的問題外,實際上反映了日本的政治立場。

[2]日本佛教發展的分期不甚相同,今所列參照《佛教·教史·日本佛教簡史》。

[3]聖德太子(574—622),推古天皇元年(593年)開始攝政,為積極吸收中國文化,隋朝時曾派遣留學生至我國。太子大力提倡佛教,重大功績如下:(一)開講佛經並親製《勝鬘》、《法華》、《維摩》等三經的義疏;(二)禮遇高僧,拜惠慈法師為師;(三)製定憲法篤敬三寶;(四)設置僧官及頒布僧尼令;(五)遣使入隋,求取經論;(六)興建四天王寺、法隆寺、廣隆寺、法興寺等,並鑄造佛像;(七)設立悲田院、敬田院,從事佛教救濟事業。由於太子篤信三寶,使當時的佛教綻放燦爛的光彩。聖德太子一生,對日本佛教傳播及發展,居重要地位,不隻奠定日本佛教發展的基礎,同時也使佛教及儒學成為日本思想文化重要的部分,史稱“日本佛教之祖”,深受日入敬重。

[4]鑒真大師(687—763),為唐代高僧。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天平五年),日僧榮叡、普照等來唐留學,請師東渡弘傳律法。師雖五次東渡未果,其間顛沛長達十一年之久。後雖雙目失明,仍不稍減其赴日之誌。唐玄宗天寶十二載(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複請師東渡,是為第六次啟航,抵日,受到日本朝野舉國的崇敬,聖武天皇敕封為“傳燈大師”,並請師在東大寺開戒壇

,天皇親自登壇受菩薩戒,並率皇後、太子等共五百多人受戒,是為日本佛教戒法的濫觴。師攜往日本的大量佛教經像、藝術品等,對發展日本醫學、雕塑、美術、建築皆有相當貢獻。

[5]聖武天皇(724—749)與皇後(光明皇後)皆虔信佛教。聖武天皇以華嚴思想實現政教合一的理想,明顯表現在東大寺及國分寺的興建上。聖武天皇以東大寺為中心,在諸封國各建有“國分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僧寺)及“法華滅罪寺”(尼寺),作為中心的附屬,這些國分寺都有封戶和土地,僧眾必須定期誦戒,及讀誦《金光明最勝王經》、《法華經》、《仁王護國經》等護國經典,藉僧尼的修持,達到護國的目的。因此,從中央到地方皆設有佛教組織體係。

[6]奈良六宗又稱南都六宗:(一)三論宗,係由高麗傳入,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年),由高麗僧慧灌(吉藏的弟子)傳入,成為日本三論宗始祖。二祖智藏,三傳道慈,並創法係為“大安寺流派”。智藏傳智光、禮光,以元興寺為中心,稱為“元興寺流派”。大致說來,奈良之前係以三論宗為佛學主流,而奈良時代則為法相宗的全盛時期,至奈良末期,三論宗漸趨式微。(二)法相宗,有四傳:初傳為道昭(曾師事玄奘),攜回舍利及佛經,安置於法興寺東南建禪院。二傳為智通、智達,亦曾入唐師事玄奘及窺基。此二傳均以元興寺為中心,稱為“元興寺傳”,也稱“南寺傳”,又稱“飛鳥傳”。三傳是智風、智鸞、智雄。四傳為玄昉,曾入唐從慧沼弟子智周學法相,後以興福寺為傳教中心,稱為“興福寺傳”,或“北寺傳”、“禦笠傳”。法相宗係奈良佛教的主流。(三)律宗,有三傳:初傳為漢人司馬達之女善信尼(曾駐錫於百濟櫻井寺),二傳為唐僧道叡,三傳為鑒真大師,然前二位皆未傳戒法,直至鑒真大師才築壇授戒,史稱“日本律宗始祖”。後以唐招提寺為律宗本寺。其後此宗漸次式微,至實範、覺盛、叡尊等人相繼而出,律宗才又複興。(四)華嚴宗,聖武天皇八年,唐僧道璿傳入華嚴章疏,後由高麗僧審祥法師開講晉譯《六十華嚴》。審祥曾入唐從法藏大師受學,後宣揚華嚴思想,日本即尊審祥為初祖,良辨(曾受學道璿)為二祖,良辨弟子實忠為三祖,等定為四祖。由於聖武天皇極重華嚴,因此當時的華嚴實有帝王宗教之勢。(五)俱舍宗,以研習《俱舍論》得名,無論中國或日本,僅為一學派,正確傳入日本時代不可考,一般以東大寺為俱舍宗的道場。(六)成實宗,係依《成實論》得名,惟實際上並未成立宗派,僅附屬於三論宗之下。

[7]日本文學以漢文學為主,由於前期的聖德太子及此期聖武天皇的提倡,產生不少佛教詩歌。而中國美術品及美術家不斷的輸入,也助長了藝術的發展。目前東大寺保存有當時美術工藝品、雕刻、繪畫、鑄像、刺繡、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可知奈良朝的藝術風光。此外,寫經運動的提倡,除政府官設的寫經事業外,還有寺院和貴族私設的寫經所,對於廣布佛法和書道文化也很有貢獻。

[8]最澄(767—822),又稱“傳教大師”。延曆二十三年(804年),與空海同行入唐,從湛然的弟子道邃、行滿受天台教義,從天台山翛然受牛頭禪,並從道邃受大乘菩薩戒,後又從順曉受密法。翌年返日,於比叡山建立道場,盛弘天台義理,兼傳密宗和大乘戒法,創日本天台宗。最澄所創的日本天台宗,將天台、密、禪、律四宗融和為一,倡“圓密一致”、“四宗合一”,稱為“台密”。

[9]空海(774—835),又稱“弘法大師”、“高野大師”。延曆二十三年入唐,從青龍寺惠果阿闍梨受傳法灌頂,密號遍照金剛,成為最早受習真言教學的日本僧人。日本大同元年(公元806年)返日,後建高野山金剛峰寺及平安東寺為永久道場,創日本真言宗。天長五年(828年),創建綜藝種智院,教授道俗弟子諸學,確立密宗教學,該院亦為日本最早私立學校,後人稱空海所傳密宗為“東密”。

[10]即最澄、空海、宗叡、惠運、圓行、常曉、圓仁、圓珍等。與天台及真言兩宗合稱“二宗八家”。

[11]由於政治的紛亂,寺院生活趨於世俗化,僧兵亦有暴亂的現象,因此出現末法思想。

[12]念佛往生派,後來發展成淨土宗、真宗、時宗和融通念佛宗。在鐮倉時期發展隆盛,念佛宗的創始人是天台宗係的良忍。此“念佛思想”在奈良時代即有弘揚,但成為民間大眾化信仰,則是空也上人的大力提倡。良忍的弟子源信撰有《往生要集》,將有關淨土教義的一百六十多部經典編列在一起,有係統的闡釋彌陀教法,並以此為結社念佛的指南。此書對鐮倉淨土教的發展影響很大。另南都三論宗係的永觀、真言宗的覺鍐都是淨土思想的提倡者。

[13]平安時代也有淨土思想的盛行,但仍附屬於他宗的地位,直到法然上人(1133—1212)時,淨土宗方告獨立,是為日本淨土宗開祖。法然上人因讀善導的《觀無量壽經疏》及源信的《往生要集》而歸命念佛,他強調“往生之道,念佛為先”,大力提倡稱名念佛。由於簡單易行,便迅速擴展開來,但為當時保守教徒所非議。法然著有《選擇本願念佛集》,門下弟子很多,並各自成派立宗,其中親鸞開出淨土真宗,一遍開出時宗,迄今仍為日本佛教的大宗派,可見法然對日本佛教影響之大。

[14]榮西禪師於仁安三年(1168年)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得天台新章疏三十餘部。文治三年(1187年)再次來華,登天台山,學習臨濟宗黃龍派的禪法。建久二年(1191年)歸國,始行禪規,道俗滿堂,遂於築前博德建立聖福寺,這是日本禪寺的創始,後世尊其為日本禪宗開山祖師。他主張天台、真言皆是禪者應學之教,於京都開創建仁寺,作為台、密、禪三宗兼學的道場,並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特色的臨濟宗。又因師精通飲茶養生法,撰有《吃茶養生記》,為日本茶道的肇始。

[15]鐮倉初期,舊佛教改革派對法然教團的責難最多,其中四度登天台座主的慈圓批評最強烈。另法相宗的貞慶,對法然的專修念佛亦采對峙態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複興。

[16]南都華嚴宗僧明惠(1173—1232)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圓寂後,《選擇本願念佛集》公開於世,明惠讀後不能認同,因此嚴加批駁。代表其圓熟思想的是《華嚴修禪觀照入解脫門義》一書,主張在信心圓滿成就後,即與佛齊等。

[17]親鸞所創淨土真宗,以弘揚彌陀真實教義而立名,以一心一向歸命阿彌陀佛為宗旨,故稱一向宗。其以淨土三經及《十住毗婆沙論》、《淨土論》為根本經典,撰《顯淨土真實教行信證文類》一書,而立“教信行證”四法的教義。法然主張以念佛為主,親鸞則強調以信心為本的他力往生說,對阿彌陀佛有信心即可仗佛力往生。又已得信心者,必住於正定聚,而與如來相等不二。親鸞認為食肉帶妻的在俗生活並不妨礙念佛修行,此生活態度迥異於淨土宗其他支派。至親鸞的曾孫覺如,正式以本願寺為真宗大本山,第八世蓮如,教勢蓬勃發展,惟彼時德川家康忌憚本願寺勢力過盛,故於慶長七年(1602年)將本願寺分為東西兩寺,即今之兩本願寺派(西本願寺稱本願寺派,東本願寺稱大穀派)。此外,親鸞門葉繁榮,流派漸次分立,總稱真宗十派。

[18]道元(1200—1253)二十三歲入宋求法,遍參禪宗諸師,於天童山如淨禪師處證悟(如淨是洞山良價的法係,紹承曹洞宗默照禪之風),並得印可。歸返日本後,創建永平寺,大揚曹洞禪,永平寺為曹洞宗的中心道場。道元所傳的禪風主張“修證一如”,亦即打坐的同時即是證悟,故提倡“隻管打坐”的實踐法門。

[19]奉《法華經》為唯一佛教經典。認為《法華經》是一切經的耳目,是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眾生唯藉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的經題,即可感得常寂光淨土,此即為該宗唱題成佛的特色。日蓮另著有《立正安國論》,表其確立正法(《法華經》),以消除天災人禍,進而安定國家。因此,日蓮宗的教義不僅限於個人救濟,更重於救濟社會及國家。然有強烈的排他性,也因而引起其他宗派的不滿。

[20]一遍所創時宗,取名自《阿彌陀經》“臨命終時”之文,其傳教方式為“踴躍念佛”。主張“佛法除當體一念無餘談”,否定須通過身語意的一切修行,主張稱名念佛,認為佛號本身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如能一心不亂念佛,死後即可往生。

[21]禪宗初傳入

日本時,與當時的武士結合,武士們以禪宗的修行實踐,作為完成武士人格培養的方法,所以禪門高僧也受到將軍與武士的尊敬和擁護,自然也增長禪宗的盛行。

[22]“五山文學”,時當宋僧一山一寧赴日的鐮倉末期開始,至室町時代,活躍於日本文壇而以五山為中心的文學。在鐮倉時代,中國高僧赴日以及日本學問僧的入宋不絕於途,成為當代文化的代表。其中以日本正安元年(1299年),一山一寧赴日後,掀起風潮,其門下有虎關師煉、雪村友梅、中嚴圓月、夢窗疏石,夢窗門下則有春屋妙葩、龍湫周澤、義堂周信、絕海中津、古劍妙快等,活躍於日本南北朝時期,開五山文學的黃金時代。

[23]夢窗國師,臨濟宗僧。為宇多天皇後裔。九歲即通學內外典籍。後悟佛法本非義學,乃參禪於一山一寧、高峰顯日諸師。正中二年(1325年),應後醍醐天皇的召請,住於京都南禪寺、鐮倉圓覺寺,大揚禪風。其法係並非單純的禪風,尚帶有密教色彩,形成夢窗派(一稱嵯峨門派),嗣法弟子五十餘人。

[24]大燈國師,即宗峰妙超(1282—1337),臨濟宗僧。十一歲出家,嘉元三年(1305年)後,參學於南浦紹明,後得印可,而嗣其法。得花園天皇及後醍醐天皇皈依尊信,敕號興禪大燈國師、高照正燈國師。建武中興時,受封為無雙禪苑宸翰,推為五山第一。

[25]是用來製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關係、寺院與信徒的依從關係、僧侶職位等級、淨財的募化、新寺的建設等對寺院製約所設立的法令規章。德川氏先後頒布比叡山法度、永平寺法度等,將佛教納入他的封建政權體係中。

[26]是將全國每個國民都歸屬在寺院中,每人選擇一宗的一寺,並自為檀那,負有維持寺院的費用開支及寺院住眾生活的責任。反之,僧侶具有戶籍公證之權,凡檀那家遇結婚、生產、死亡等事,均需由所屬寺院開立證明。其實建立此製的最初目的是為肅清基督教的勢力。

[27]為防製外來文化思想,具體表現日本民族傳統文化,日本神道應時複興,尤在江戶末期,神道教於政治上的需要較宗教上的需要更為殷切,而成為當時政教混合的主流。

[28]因受日本“本地垂跡說”,揭示神祇為佛陀所化現,因此各種神祇乃至一切由人而成的佛,均被視為佛菩薩的變化身,故而推論神祇即佛陀,神佛一體。因此,佛教已經成為神道的一部分,神道也列入佛教體係之內,方有爾後“神佛分離令”的實施。明治元年,朝廷頒布“神佛分離令”,要求恢複任命神祇官,全國神社與佛教分家,並禁用佛語稱呼神號,禁供佛菩薩像及禁用木魚、梵鍾等佛具,神社中著僧服的神職人員恢複神職服飾,神社自行獨立,脫離佛教係統。

[29]據《扶桑略記》所載,繼體天皇十六年(522年),漢人司馬達等,由朝鮮到日本,在大和高市郡結草庵,供奉佛像,是民間流傳佛教最早的時代。

[30]聖武天皇以東大寺為華嚴本宗,以華嚴思想實現他政教一致的理想。

[31]唐僧鑒真律師曆經許多風波災難,經過十一年,第六次才如願抵達日本。師所弘律宗以《四分律》為主要思想。

[32]俊芿入宋學律,返國後,以京都為弘傳中心,相對於南都奈良的東大寺、唐招提寺(南京律),稱京都的律宗為“北京律”。

[33]最澄返日前,隨順曉學密法,並接受灌頂。歸國後,師呈請天台法華宗獨立,在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年)獲準。最澄晚年致力大乘戒壇的設置,終於嵯峨天皇十三年(822年)獲得敕準,日本佛教界開始實施他的新製度,傳授大乘戒的戒壇正式成立,深深影響日本佛教。

[34]天台宗經弟子們的努力,不斷引進中國的新思想,使得比叡山因此成為鐮倉佛教的思想重鎮,而且平安後期的日本文化與藝術也以此地為中心。最澄至大唐雖僅八個月,但接受天台荊溪的傳承,又接受開元寺靈光和龍興寺順曉的密法傳承,於850年在高雄山寺開密宗灌頂壇場,此為日本灌頂之始。

[35]日本臨濟宗的創立者明庵榮西,第一次入宋返日,攜回天台宗新章疏六十餘部,並將茶種傳入日本。第二次入宋,從臨濟宗黃龍派第八代嫡孫虛庵懷敞禪師學禪,深得臨濟心印,並受中國朝廷封為“千光法師”。建久二年(1191年),榮西返日,始行禪規,道俗滿堂,遂於築前博德建立聖福寺,這是日本禪寺的創始。

[36]道元禪師紹承中國曹洞宗“默照禪”的禪風,並主張修證一如,認為打坐的同時即是證悟。

[37]日本南北朝戰國的室町時代,經由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平定,完成統一的局麵。其後,德川家康於後陽成天皇慶長五年(1600年)在江戶(今東京)設置幕府,直到明治維新(1868年),稱為“江戶時代”。江戶時代對外采取鎖國政策,不過對中國商船有適度的開放,於是居留在日本的中國人漸漸增多,乃在當地建立屬於中國人的寺院,隱元隆琦禪師便在此一背景下,受邀到日本傳教。隱元禪師屬中國臨濟宗,但因受到蓮池大師“禪淨合一”思想的影響,宗風已不全同,乃以其在中國黃檗山所居萬福寺為寺名,開創日本黃檗宗。

[38]最澄的弟子圓仁(794—864)入唐後,傳回五台山的五會念佛法門,在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此後天台宗內部漸漸興起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為目的的“不斷念佛”,原則上依般舟三昧的念佛觀為主。

[39]法然以中國善導大師的念佛理論為基礎,謂以本願自力為始,彌陀他力為依歸,主張末法時代,世人應當放下深奧難懂的聖道門,轉信簡易的淨土門,乃大力提倡稱名念佛。

[40]計有辨長的鎮西派、證空的西山派、隆寬的長樂寺流、長西的九品寺流、幸西的倡導一念義及親鸞的淨土真宗等。其中,鎮西、西山二派的勢力最強,室町時代鎮西派受到江戶幕府的支持,成為淨土宗的正傳。

[41]出身西山派的一遍(1239—1289)主張“佛法除當體一念無餘談”,否定身語意的一切修行,隻承認稱名念佛,認為佛號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隻要一心不亂的念佛,死後就可往生淨土。他提倡修行人應舍棄一切世俗的願望,乃至經典,隻要一心念佛,有“舍聖”、“遊行上人”的尊稱。

[42]親鸞為法然的弟子,著作《教行信證》,闡述淨土真宗的教義。他認為一念決定往生,這一念信得自彌陀的功德回向,因此,念佛是報答阿彌陀佛恩德的行為。晚年,他更主張具有真實信心的人必住於正定聚,與佛等同無異,乃絕對的他力往生信仰。

[43]淨土真宗在室町時代擁有許多農民信徒,並有強大的僧兵集團。

[44]除了東本願寺(大穀派)、西本願寺(本願寺派),還有高田派、佛光寺派、興正寺派、木邊派、三門徒派、山元派、誠照寺派、出雲路派,與前二派,總稱真宗十派。

[45]鐮倉末期,到處天災地變,饑饉瘟疫,日蓮便是此一時代的人物。他本出身漁家,一生慘遭法難的影響,在一次次的流配當中,逐漸開展出獨特的思想。日蓮在所著《觀心本尊鈔》中主張觀心(眾生)與本尊(佛)本是一體。其中,本尊乃指《法華經》中所說久遠成佛的釋迦。《法華經》是一切經的眼目,是諸宗的核心,末法眾生唯有借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的經題,方能證悟。

[46]創價學會為日蓮宗在家信徒團體,於1937年舉行成立大會。初創會時隻有六十餘人,到1981年,已有會員近八百萬戶。靈友會由日蓮宗信徒久保角太郎創立。其自幼受國柱會純正日蓮主義與法華行者西田俊藏“佛所護念”教法的影響甚深。大正九年(1920年),與戶次貞雄等人共組“靈友會”。所謂“靈友”,意謂連結自己之靈與第三界之萬靈,將《法華經》的信仰與祭祖的習俗相結合,並謂體現佛智的“菩薩之法”即教人供養祖先;供養祖先之靈,亦即供養三界萬靈,使“神、佛、靈”三者合一,憑借虔誠的信仰,三者相互感應而產生靈驗。該會係以信奉法華、供養祖先為其基礎教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自該會分出的新興教團頗多。立正佼成會於昭和十三年(1938年)由長沼妙佼和庭野日敬脫離靈友會而創立,始稱立正交成會,乃取“立於正法,與人交往,成就佛果”之意。1960年為紀念長沼妙佼,遂改今名。該會以《法華經》為基本教義,釋尊為本尊,以實現常寂光土(佛國)為目的。強調祭祀祖先,信奉神佛,祈求庇佑,相信九字、方位、六曜、七神等方術,頗受佛教、神道和民俗信仰的影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