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宋元明清佛教史(1/3)

中國佛教經過唐末、五代兩次的法難，以及朝代更迭的戰亂後，由於經典散佚、寺院毀壞、僧侶受迫等，致使佛教幾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現複蘇之跡，唯宋元之後至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國運不興，佛教雖綿延不絕，然已不如隋唐時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傳統形態，逐漸傾向生活修行與宗派調和的路線。從彌陀信仰的結社念佛、禪院農林的寺院經濟生活，到與儒、道二家的調和及禪、淨、教、戒融和的現象，佛教融入了中國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後中國佛教的特質。大體上，北宋一代（960—1126）佛教的複興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時期（1127—1566），則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1567年）至清代，再度興盛一時，唯佛教積弱過久，仍不及北宋時興盛。

一、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對佛教多采保護政策，太祖建國後，即廢止後周世宗毀佛之令，修訂出家考試之製、詔度出家童行[1]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敕令張從信等至成都開雕大藏經，稱《開寶藏》，這是中國全藏刻版印刷的開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麗刻藏的共同依據[2]。後來又陸續完成《崇寧藏》、《毗盧藏》、《圓覺藏》和《資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發展的偉業，影響後世刊刻藏經甚巨[3]。太宗時，詔立太平興國寺為先皇帝寺，並設立組織完備的譯經院，使中斷二百多年的官刻譯經，一度複興。真宗一代則設立戒壇七十二所，推行登壇受戒之製。另外，由於帝室的護持，寺院的田園、山林享有免稅權，寺院乃以此為經濟基礎，從事長生庫、碾場等各項公益事業，對民間社會幫助匪淺。

北宋佛教的複興，唯台、賢、淨、律四宗，禪宗則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特殊教法，幸免於唐末五代戰亂，而法綱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勢，因之祖師“燈史”[4]著作特別豐碩，禪宗的盛行可說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學發達，其思想受禪宗影響甚巨，其間或有排佛之論，然禪學開展理學精神特色，故排佛後又皈佛者甚眾[5]，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狀況。

天台宗得高麗傳回典籍而弘揚一時[6]，後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

宗義，各傳其學[7]；天台教義雖博洽深玄，然因輔以律行、禮懺、念佛，故能廣流普及。在華嚴宗方麵，因教義與禪宗同為真常唯心一係，故得力於禪宗而得複興，呈現“教禪一致”之風，以子璿、淨源二位大師[8]的弘揚最力，後者有“賢首中興”之譽。律宗方麵，有允堪、元照[9]的弘持，致力於律學撰著，又因天台宗師多兼弘戒法，律學乃應運中興。淨土宗則於宋朝三百年間持續興盛，念佛結社之風深入廣被，不讓禪宗。台、賢、禪、律諸宗祖師亦多秉其教學，嚴以律行，而趣淨土，因此台淨融和、禪淨雙修的思潮風行，淨土信仰因之深植於民間。直至宋徽宗時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壞佛教，如燒毀經像，詔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並將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嚴重受挫，除禪、淨二宗猶能盛行外，其餘各宗漸沒。

二、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與朝廷的關係密切，其能以一蒙古民族而統治華夏一百多年，可說多得力於佛化政治。太祖建國之初，重用禪宗行者耶律楚材[10]製訂典章，令慓悍好戰的蒙古百姓攝化於佛教。其後諸帝承襲此風，皆倚重僧信以協助國政。至元世祖迎請西藏薩迦派的八思巴[11]入京，請製蒙古文，譯述藏經，對蒙古文化貢獻巨大，賜號“大寶法王”，世祖封賞全藏為俸爵，地位職權之高僅次於皇帝。此後薩迦派僧侶世代為國師，遂使藏傳佛教（喇嘛教）成為元代的國教。

藏傳佛教雖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終究不合民情，故僅能在宮廷中流行。民間則以禪、淨二宗最為盛行，禪宗有曹洞宗的萬鬆行秀[12]著作《從容錄》發揮曹洞家風；臨濟宗則以雪岩祖欽、高峰原妙、中峰明本[13]為代表。此期禪僧多兼修淨土，仍延續宋代禪淨雙修的風潮。

三、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統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為皇覺寺僧，宰相宋濂亦出身於寺院，故對佛教特別崇敬，也力圖整頓佛教。因此，即位後即頒布了一連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試，製度牒，刻藏經（南藏）[14]，整理僧籍[15]，分寺院僧為禪、講、教三類[16]；成祖永樂帝以臨濟僧道衍[17]為宰相，刻北藏，並作《讚佛偈》、《金剛經解》，力護佛

教。此後，諸帝王無不奉佛，禪、淨二宗與喇嘛教並行。

明中葉後，朝廷為救饑荒而有賣牒之舉，僧團迅速膨脹，因而弊端叢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導致再一次的毀佛事件。然而沒落的佛教卻因之覺醒，而力圖複興。迄明末蓮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師[18]輩出，不僅於禪教諸宗大為弘揚，更力倡禪、淨、教、戒為一體，主張儒、釋、道三教合流為一宗，於是佛教融和思想益趨流行，成為日後三百年佛教發展的主流。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長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四、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樣，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說是以佛化政策統治了蒙古、藏、漢等不同的民族。朝廷不僅在西藏以達賴治前藏，以班禪治後藏，在蒙古各地賜封喇嘛“呼圖克圖”的尊號，更將皇宮中的雍和宮改為喇嘛寺。對於顯教雖崇信誠篤，但在施政上則以儒家為主[19]。

清初諸位帝王與佛教的關係頗深，順治皇帝曾作《讚僧詩》“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生在帝王家”、“黃金白玉非為貴，唯有袈裟披肩難”來表明願為僧侶的心跡；康熙帝則迎請明末以來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進佛教的複興；雍正帝則親事章嘉活佛，參禮迦陵性音禪師，自號圓明居士，主張禪、教、淨調和之論，尤其熱心淨土法門，對近世以念佛為主的禪淨共修，影響甚大。

清代著名的高僧，計有華嚴宗的柏亭續法，禪宗的天童道態、玉林通琇、憨璞性聰，淨土宗的省庵實賢、徹悟際醒。傑出的居士也很多[20]，其中如皈依禪宗的宋世隆、畢紫嵐；皈依淨土的周安士（夢顏）、彭際清；以及鄭學川、龔自珍、魏源、譚嗣同、楊文會[21]及梁啟超、章太炎、丁福保、蔣維喬等佛教學者，都對當時的佛教有很大的貢獻。

清末印經事業發達，屬於官方開雕的有《龍藏》[22]，以及漢、滿、蒙、藏、梵五譯本對照的佛典出版。民間則有《百衲藏》、《頻伽藏》[23]，可見清代對佛教文獻整理的重視。清末十餘年間，東南半壁江山都落入太平天國的統治之中，軍行所至，佛寺、經像焚毀殆盡。太平天國的排佛活動非但不亞於三武一宗的法難，而國運不斷的遽變，也使得佛教的發展一再受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