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 中印佛教的流傳(1/3)
佛教源於印度古國，經過二千五百餘年的流傳，至今成為世界大宗教，期間以傳入中國的影響最為深遠。13世紀，佛教在印度衰微後，南傳佛教仍囿限於南亞諸國，而北傳佛教自傳到中國後，於隋唐八宗並起，大放光彩，進而傳入日本、朝鮮，乃至西方國家。漢傳佛教在佛教史上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中印佛教的流傳值得吾人加以研究。
一、印度佛教的流傳發展
太虛大師依據思想主流將印度佛教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
小行大隱時期——約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1世紀
佛陀應機說教，而有小乘、大乘教法的不同，如弟子中悲智雙運的舍利弗、護法衛教的目犍連、度化邊民的富樓那，都是大乘根性的佛子。近代學者稱佛陀時代為“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佛陀入滅後，主張頭陀苦行的大迦葉尊者主持結集，弟子們對佛陀教法的不同詮釋，已埋下日後部派分裂的種子。百餘年後，佛教首度分成上座部與大眾部，史稱“根本分裂”。爾後逐步分裂，各立支派成二十部，即所謂“部派佛派佛教”[17]；數百年間所傳的教法多為聲聞、緣覺的小乘佛法，故稱佛教史上的第一個五百年為“小行大隱時期”[18]。
大主小從時期——約公元2世紀至7世紀
從公元2世紀馬鳴、龍樹菩薩開始的次五百年間，大乘佛法從潛隱不張的時期走向康莊大道，高樹法幢，一時大乘菩薩人才輩出，小乘佛法也就退於次要、從屬的地位，稱為“大主小從時期”[19]。
初期大乘佛教以《般若經》、《法華經》、《無量壽經》、《維摩經》、《華嚴經》等為代表性經典[20]。中期大乘佛教的思想主流發展為空、有二宗，即中觀派以龍樹《中論》為基礎宣揚般若空觀；瑜伽派以彌勒為開祖，於般若空性上，注重瑜伽行，建立唯識說。
密主顯從時期——約公元8世紀至13世紀
佛陀涅槃千年後，進入後期大乘佛教，此時大乘佛教極度興盛，刺激傳統印度教的改革複興，二教交互融攝。7世紀頃，印度受到阿拉伯人的侵略，激起國家民族意識而傾向民族宗教的印度教；佛教於此政治背景下，逐漸融和印度教而傾向密教化。
8世紀初，密教集大乘教理的精粹，以真言密咒為中心，完成密宗的體係。其後，密宗為大眾化、通俗化，乃融入印度教學說，是為左道密教[21]。此派經蓮華生大士傳到西藏，成為西藏佛教前弘期的主流。
12世紀末，穆斯林入侵，徹底摧毀佛教寺院，僧侶多逃往國外，佛教已完全融入印度教中。至13世紀時，佛教在印度終至衰微不振。
二、中國佛教的流傳發展
佛教傳入中國至今，約有兩千年的曆史，源遠流長。現在為了大家了解方便，特將其流傳與發展分為六個時期，以茲說明：
經典翻譯時期（東漢至魏晉南北朝）——約公元1世紀至6世紀
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印度佛教東傳中國，梵僧陸續攜經來華，並翻譯佛典以利弘化。《四十二章經》是中國第一部翻譯的佛典，從東漢至魏晉南北朝五百年間，陸續譯出三藏十二部，奠定中國各大宗派的成立基礎[22]。東漢安世高、支婁迦讖，北魏菩提流支，西晉竺法護，南北朝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真諦等，都是此一時期的譯經代表人物。
佛教聖典漢譯後，經過祖師大德的弘講注疏，漸與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及宗教觀念消融，發展出獨特的學派[23]，開隋唐宗派林立的先河。
八宗並弘時期（隋唐盛世）——約公元6世紀至10世紀
隋唐三百餘年為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譯經事業配合宗派發展，令漢譯三藏更趨完備，諸學派的基本立場與思想旨趣各有偏重，先後開宗立派，形成中國大乘八宗，各宗派齊頭並進，展現無窮的活力[24]。
唐代的佛教，除盛行於本土外，並弘傳至日本、朝鮮等國，先後有道照、智通、玄防、空海、最澄等入唐求法，返國開創法相、律、密、天台各宗。唐末五代，教難、兵火不斷，諸宗一時皆沒。
禪淨爭主時期（五代趙宋）——約10世紀至13世紀
唐末五代教難與戰亂頻仍，佛寺廟產遭受破壞，法義典籍亦多失佚，唯有“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法脈不斷。北宋時期，禪宗受到朝廷官員及士大夫的喜愛，成為五家七宗的極盛時代。南宋臨濟大慧宗杲主張“看話禪”，曹洞宏智正覺倡導“默照禪”，二家分立禪宗天下，人才輩出。北宋永明延壽著《宗鏡錄》，乃整理禪學的巨著；大師提倡“禪淨雙修”，闡明見性成佛，亦得誦經念佛，廣作萬善行門，其著作《萬善同歸集》即調和禪、淨二宗的法執；又作“參禪念佛四料簡”[25]，標明禪淨雙修是最好的修行方式，更加促進淨土宗的盛況[26]。
宋代知識分子援佛入儒，發展出別具特色的“理學”，是儒家融和、吸收佛教哲學，著重於闡述“心性”與“天道”[27]的理論。這是佛教信仰普遍為中國人所接受的力證。
宮廷密教時期（元、明、清）——約13世紀至19世紀
元世祖忽必烈尊薩迦派八思巴為國師，命八思巴等勘定漢、藏兩種藏經，撰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嗣後曆代皆崇信藏傳佛教，均優遇喇嘛教，保護僧徒，密教乃廣行於蒙、藏、漢三地。明代亦以崇仰藏僧的方式來治理西藏，廣封法王。
明、清兩代是中國佛教式微時期，佛教至明代已深入中國民間，甚至產生佛、道不分的情形。明太祖為加強對佛教的管理，曾頒布法令，嚴禁僧俗往來。清代朝廷對蒙古采取懷柔政策，帝王崇尊密教，為喇嘛僧建立寺廟，雍正並改北京雍和宮為喇嘛寺。此時民間或有他宗信仰，但法運衰微，佛教益頹，末漸盛行居士佛教[28]。
淨土經懺時期（清末民初）——約19世紀至20世紀
明太祖鑒於佛教團體民間勢力的龐大，頒布詔令，將佛教劃歸為山林之教，自此僧侶或以山居自修為依歸，或居市集以念佛誦經超度亡靈為本業，失去大乘佛教弘法利生、廣結人緣的菩薩精神。
此一時期，高僧大德或隱居山林自修，或誌在民間遊化，在經懺時流的世風下，別開參禪念佛的淨業，諸宗派多以念佛為基本修行。民間持誦佛號，發願往生西方的信仰亦盛，如印光大師主張念佛法門，致力社會救濟，各地僧俗遂興結社念佛的風氣。清末民初，佛教續遭法難[29]，楊仁山、太虛大師等護教、革新，為中國佛教留下了希望的種子。
人間佛教時期（21世紀）
21世紀是回歸佛陀時代的人間佛教時期，佛陀出生、修行、成道皆在人間，說明佛教是以人為本，廣度有情的生命之教。六祖惠能大師曾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因此佛法要落實人間，才有存在的價值。
民初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力排舊弊，倡導佛教革命，喊出“人生佛教”的革新口號，影響深遠。20世紀50年代以來，佛教在台灣蓬勃發展，可謂受到人生佛教思想的啟迪；佛教不僅能增進人生的幸福，更負起人間和平、團結的使命。星雲一生以發揚“人間佛教”為己誌，主張佛教應現代化、生活化，方能裨益群生。如弘揚佛法要“語文國際化”[30]，發展佛教要“現代信息化”[31]，修行方式要“人間生活化”[32]，寺院組織要“道場僧信化”[33]。
70年代末以來，大陸佛教隨著“改革開放”、宗教政策的落實開始複興和發展。寺院興建，規模空前[34]；佛教院校，普遍設立[35]；佛教活動和學術交流，空前活躍[36]。在佛教思想建設方麵，以趙樸初居士為代表，倡導建設“人間佛教”[37]。這一時期，被譽為中國曆史上宗教發展的黃金時期。
如今世界佛教莫不趨向“人間佛教”的目標，可見20世紀後的世界必定以“人間佛教”為主流，走向同體共生、平等和平的歡喜與融和。
【注解】
[1]隋朝費長房《曆代三寶記》卷一記載，秦始皇四年，沙門室利防等十八賢者齎來佛經，但為秦始皇所拘禁。唐法琳《破邪論》卷下也有相同記載。對於此事件的時間恰與阿育王派遣傳教師至世界各地傳教時間相同，故印順法師在《印度之佛教》中說：“舊傳秦始皇時有室利防等十八人來化，雖傳說無征，然適與迦王（阿育王）時代相當，或即所派傳教師之一也！”另呂澂在《印度佛教史略》中亦有相同看法。
[2]《魏書》卷一一四《釋老誌》載：西漢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討匈奴時得金人，祠休屠王，安置於甘泉宮。《史記》卷一一〇《匈
奴列傳》及《漢書》卷五五《霍去病傳》，隻記載：休屠王得金人，至於有關佛教部分，未曾言及。此處的“休屠”係指佛陀，另有浮屠、佛圖之稱，此皆梵語Buddha的譯音。
[3]《三國誌·魏誌》卷三十所引述魏魚豢《魏略·西戎傳》的記事：“昔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曰複立者，乃其人是。”“博士弟子”乃漢代官名。又“景盧”一名，在《魏書·釋老誌》中作“秦景憲”。“複立”一詞，根據《世說新語》文學篇認為乃“複豆”之誤，而“複豆”亦為Buddha的音譯，即佛陀的意思。
[4]有關漢明帝感夢之說，另載於《後漢書》卷十《孝明皇帝記》、《牟子理惑論》、《老子化胡經》、《四十二章經序》、《明佛論》、《出三藏記集》、《洛陽伽藍記》、《魏書·釋老誌》等書。唯對於出使時間、有否延請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回漢地，攜回《四十二章經》及建造白馬寺等事跡，諸書記載有異。
[5]“寺”，本為官衙之稱。鴻臚寺為漢朝接待外國賓客的官衙，佛教初傳入中國時，來華傳法的西域沙門被安置於鴻臚寺，由鴻臚卿知會其進退。
[6]或謂白馬寺乃明帝敕令於洛陽城西雍門（西陽門）外所建。如《洛陽伽藍記》卷四雲：“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裏，禦道南。帝夢金神，長大（疑作丈）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為名。”或據《梁高僧傳》卷一載，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國王嚐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後因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王遂停毀，並改招提寺為白馬寺，後諸寺立，多取此名，故謂東漢明帝於洛陽城西始建佛寺時，係依準此一典故而稱白馬寺。
[7]即絲綢之路。東起中國長安，向西穿過河西走廊，在敦煌分為南北兩道通向西域。北道出玉門關，沿塔裏木河北麵進發，途經龜茲（今新疆庫車附近）、疏勒，越過蔥嶺，再經大宛、康居；南道沿塔裏木河以南前進，經於闐、莎車，越蔥嶺，與北道在木鹿城（今土庫曼斯坦境內）會合，再行抵裏海南部後，到伊朗境內。中國原為絲綢的故鄉，早在公元前1世紀以後的一千多年中，大量的生絲、絲綢和其他貨物即經由此路運銷至西域及歐洲，因它以運輸絲綢著稱，故稱為“絲路”。此條貿易通路的開辟，原是西漢武帝時（約前115年），為聯合大月氏及西域各國共謀策略抵禦匈奴，派遣張騫二次通使西域而開辟。它在長時期內曾是東西方往來的交通要道，也是東西方經濟文化的重要通路。
[8]“禪”即禪定。“數”即指以四諦、五蘊、八正道、十二因緣等法數，來解釋佛教基本義理。“阿毗曇”又稱為“論”，即對佛經教義等的詮釋。在安世高的譯典當中，也有一部分是屬於《阿含經》的單品及解釋其教義的論書（阿毗曇）的節本，如《阿毗曇五法經》等，故東晉道安在《陰持入經序》（《祐錄》卷六）評其“博聞稽古，特專阿毗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
[9]僧祐所撰《出三藏記集·安世高傳》中，評安世高譯經“意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迭迭而不倦焉”。其譯籍對佛教早期的傳播影響可謂深遠，尤其首傳禪法入漢，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0]支讖入漢時期正值貴霜王朝統治印度之時，當時大小乘佛教都頗為興盛。早期大乘經典如《般若經》、《法華經》、《華嚴經》、《阿彌陀經》、《維摩經》等，皆已傳播，並沿絲路傳入漢地。因此，支讖所譯佛經是順應時代思潮的。
[11]《道行般若經》與三國支謙所譯《大明度無極經》、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是同本異譯。魏晉玄學興起，般若思想相應盛行。詳見第六章魏晉南北朝佛教史。
[12]《後漢書·襄楷傳》：“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
[13]東漢末年政治愈益腐敗，外戚宦官專權，地主迅速擴張，再加上天災不斷，百姓流離失所，因此農民暴動不斷。農民也希望由宗教獲得精神安慰，佛教在此期間便有不少經典被譯成漢文，影響力漸增。但初創的道教也開始在社會上流傳，漢靈帝中平元年，張角利用太平道（屬於道教的一派）動員農民，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發動黃巾起義。起義軍有三十六萬人，雖然起義仍告失敗，但也給朝廷和貴戚重大的打擊。
[14]西漢武帝時，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儒家經學透過宣說天人感應和名教綱常來擁護封建政治，成為朝廷選拔人才的標準。因而，儒家思想在文化學術界占有統治地位。然經學自身的發展，越來越空洞繁瑣，故在西漢後期已有“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漢書·藝文誌》）的批評。到了漢魏時期，經學漸失其地位。
[15]讖緯是流行於漢代的一種具有十分濃厚神秘色彩的迷信。“讖”，是一種“詭為隱語，預決吉凶”的神秘語言，通常由天子頒布。這種預言被認為來自天帝、神仙，是符合天意的，故又稱為符或符命。同時為顯示讖書的神秘性，往往把它染成綠色，稱為籙。又因常附有圖，因此也稱為圖讖。緯乃“經之支流，衍及旁義”，是方士化的儒生用神學觀點對儒家經典進行解釋和比附的著作，它相對於“經”而得名。經的原意為織物上的縱絲，緯是織物上的橫絲，緯書依附於經書，正如布上的緯線與經線相配一樣。漢代儒學有“五經”、“七經”之說，而緯書也有“五緯”、“七緯”之稱。因緯書中也有讖語，所以後來往往把讖和緯混為一談，通稱為讖緯。經學與讖緯合流，使經學更加趨於虛枉迷信。
[16]北方關中、洛陽一帶的人民，因受到董卓等軍閥的掠奪殺伐，紛紛南逃，佛教也因而南傳。如《高僧傳·安世高傳》載：“高遊化中國，宣經事華，值靈帝之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安世高避難江南，經廬山、南昌至廣州、會稽，他行走的方向大體反映著當時佛教傳播的路線。另外《出三藏記集·支謙傳》也記載，支謙在漢獻帝末年與鄉人數十名避亂到吳地。因此，佛教因戰亂而漸往南傳。
[17]據北傳佛教數據記載，根本分裂的原因係因大天的提倡五事新說。據南傳佛教資料錫蘭島史（《島王統史》）、《大王統史》記載，則是由於跋耆族的比丘倡導十事新說而造成分裂。“說一切有部”被視為上座部係的代表，為最大的派別，所傳的論藏典籍最多，如《大毗婆沙論》，在佛教思想的發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說一切有部後來輾轉傳到錫蘭（今斯裏蘭卡），成為南傳佛教的主流。大眾部則在日後成為北傳大乘佛教的濫觴。
[18]與部派佛教平行的大乘佛教，稱為“菩薩團”，即由在家信眾組成的集團。菩薩團於阿育王的治世前後開始，以印度各地的舍利塔為中心而團結組成，由於禮拜佛塔，而對佛陀產生堅定的信仰，深得宗教的法樂。
[19]此一時期部派佛教的有部與經量部依然持續發展，如世親菩薩原是經部學者，其著作《阿毗達磨俱舍論》可謂部派思想的總匯，並成為法相大乘的階梯。
[20]《法華經》主張“久遠實成之佛”（即指久遠以前就存在，並且擁有無量壽命的佛），《無量壽經》則說“無量壽命之佛”。兩者同樣說明其存在的根本，源於有永遠不滅的生命，即稱為“佛”。《般若經》闡明緣起性空的大乘真義。《維摩經》以戲劇結構來強調菩薩道精神的偉大，遠超過比丘的立場。《華嚴經》則出現“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大世界觀。其中不論任何說法，皆以“大乘”之名而擴大人生觀及宇宙觀，此即其立論根據。
[21]左道密教以《金剛頂經》為主，又稱易行乘或性力派，重視雙身法。
[22]漢至魏晉南北朝有關宗派的譯經歸納如下：（一）禪學：來自安息國的安世高翻譯出小乘禪學係的經典，如《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七處三觀經》、《禪行法想經》等三十餘部。漢代支婁迦讖譯《首楞嚴經》。後秦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北魏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等。（二）般若：漢代支婁迦讖譯《般若道行品》，其後《放光般若經》的譯出，在東晉時代普遍受到研究。後秦鳩摩羅什譯《般若經》後，大乘
空義的思想已在中國佛教發展出根深蒂固的地位。（三）淨土：漢代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三國曹魏康僧鎧譯《無量壽經》、後秦鳩摩羅什譯《阿彌陀經》、南朝劉宋畺良耶舍譯《觀無量壽經》、北魏菩提流支譯《往生論》。淨土三經一論在此時已經完備。（四）戒律：三周魏嘉平年間（249—254）曇柯迦羅譯出《僧祇戒心》為始，姚秦曇摩持、竺佛念二人繼之，共同傳譯《十誦比丘戒本》（上二書均已失佚），此後陸續有姚秦鳩摩羅什譯出《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僧戒本》、《四分律比丘戒本》、《四分律比丘尼戒本》，弗若多羅、曇摩流支譯《十誦律》，劉宋法穎譯出《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佛陀什等譯《五分律》、《彌沙塞五分戒本》，梁朝明征集《五分比丘尼戒本》，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出《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法顯與覺賢合譯《摩訶僧祇比丘尼戒本》等。（五）法華：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南朝齊曇摩伽陀耶舍譯《無量義經》、劉宋曇摩密多譯《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等。（六）三論：後秦鳩摩羅什譯《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七）密教：三國竺律炎和支謙譯《摩登伽經》、《華積陀羅尼神咒經》、《無量門微密持經》、《八吉祥神咒經》，西晉竺法護譯《密跡金剛力士經》，東晉帛屍梨密多羅譯《孔雀王神咒》、《佛說灌頂經》等。（八）華嚴：北魏菩提流支譯《十地經論》、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六十華嚴經》等。（九）唯識：北魏菩提流支譯《解深密經》、北梁曇無讖譯《菩薩地持經》、劉宋求那跋摩譯《菩薩善戒經》、陳真諦譯《決定藏論》（以上後三部為《瑜伽師地論》的異譯本）、後魏佛陀善多及陳真諦分別譯《攝大乘論》、北魏菩提流支譯《大乘楞伽唯識論》、陳真諦譯《大乘唯識論》（以上後二部為《二十唯識論》的異譯本）、真諦所譯《中邊分別論》為《辯中邊論》的異譯本。（十）俱舍：安世高譯《阿毗曇五法經》、《七法經》、《五法經》、《四諦經》、《阿毗曇九十八結經》等。後秦僧伽提婆與竺佛念共譯《八犍度論》（《發智度論》的異譯本）、後秦佛陀耶舍與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與《增一阿含經》、陳真諦譯《俱舍論偈》、《阿毗達磨俱舍論釋》（《舊俱舍》）等。成實：姚秦鳩摩羅什譯《成實論》。
[23]南北朝時，佛教學者以經論為依，各取所學，立義論理，詮釋佛陀一代教法，學派紛立。如北朝曇鸞主張凡愚專持名號即得帶業往生淨土，達摩之禪兼具“真常”、“唯心”二義。南朝晉宋之間，涅槃學派繼般若而興；齊梁時，《成實論》與涅槃學盛行，陳代三論特盛；陳隋之際，天台學成為南朝佛教的主流。
[24]佛教宗派在隋唐時代的發展如下：（一）三論宗自鳩摩羅什譯出三論後，門下多人弘傳，至隋朝吉藏集大成。（二）禪宗至初唐六祖惠能始有宗風可言，惠能開頓悟南宗，一花五葉，漸成五家七派；唐中葉以後，諸宗衰微，獨禪宗得勢。（三）中國律宗至初唐南山道宣律師以大乘教義解釋《四分律》，大興此宗，為集大成者，迄今出家僧眾仍以《四分律》為修持圭臬。（四）隋代道綽仰慕北魏曇鸞高風，專修念佛淨業。複有善導著《觀無量壽經疏》，專明念佛真義。又慧日著《往生淨土集》，主張禪淨合一，淨土宗派漸成。（五）隋末天台智者大師承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觀”法門，著“天台三大部”，以《法華經》為依據，闡揚法華思想，開立“天台宗”，是當時最早的宗派。傳至盛唐六祖湛然，確立天台嚴密教理的基礎，被稱為天台宗中興之祖。（六）華嚴宗的開祖溯自隋末杜順，專宗《華嚴》，創法界三觀，傳智儼，至三祖法藏集大成，完成華嚴教理的組織係統。其後四祖清涼澄觀、五祖圭峰宗密皆為華嚴學泰鬥，備受唐代帝王禮遇、器重，世稱“華嚴五祖”。（七）唯識宗成立於唐玄奘西行返華後，於唐永徽五年重譯《阿毗達磨俱舍論》，世稱《新俱舍》，為曆來法相宗的基本教本。經窺基注疏傳世而極盛，其中《成唯識論述記》被後世唯識學者奉為圭臬。唐代諸師於本論注疏甚多，以《光記》、《寶疏》、《圓疏》最為出名，至今通行。（八）唐開元年間（8世紀初），善無畏、金剛智來華譯經傳密，中國密宗始逐漸有組織係統，不空繼而發揚光大，門下受密法灌頂者甚多，始終獲唐室重視，並東傳至日本。成實宗的研究盛行於南北朝，亦於隋唐時代傳入日、韓。
[25]四料簡如下：“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來世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床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
[26]兩宋時代，淨土信仰亦漸漸深入民間，諸宗各派多兼修淨業，以極樂為旨歸。如天台法脈幾乎皆求生西方，律宗及華嚴弟子亦多歸心淨土，結社念佛蔚為風氣，淨土教廣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所信仰。
[27]天道，主張天理為宇宙的本體與至善。
[28]明朝時，居士已熱衷於佛教教學的研究，如注釋佛典、編集禪宗語錄等，並完成《居士分燈錄》、《居士傳》等多種在家信徒的傳記。清末以降，佛教步入衰頹之勢。後以彭紹升、楊文會等居士刊行佛典、開辦佛學院、設立居士林等，注入佛教的新血。
[29]如民國初年的“廟產興學”。
[30]如1962年，星雲籌劃推出首部《中英對照佛學叢書》；1976年，開辦英文佛學中心；1983年，成立“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國際學部”;1988年，成立“日文佛學班”；1994年，設立“南非佛學院”等，以培養國際弘法人才。如今佛教已傳遍世界五大洲，教典被翻譯成各國語文，如日文、韓文、英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等，都是弘法國際化的成果。
[31]如1953年，星雲利用幻燈片布教，以現代化科技產品來宣揚佛教；1957年，於台北民本電台製作“佛教之聲”，首創佛教在電台弘法的先河；同年8月，首度灌製六張佛教歌曲唱片；1979年，佛光山製作第一個佛教電視弘法節目“甘露”。
[32]如1953年，星雲撰寫佛教歌詞，組織“佛教青年歌詠隊”；1954年，首開“家庭普照”；1957年，實行“佛化祝壽”，提倡“佛化婚禮”；1969年，佛光山舉辦第一屆“大專佛學夏令營”；1976年，首辦老年夏令營；1979年起，定期舉辦兒童夏令營；1980年，舉辦“青少年冬令營”。
[33]如1953年，星雲於宜蘭雷音寺成立“星期學校”、“兒童班”、“文理補習班”；1955年，成立“青年學生會”；1956年，宜蘭念佛會落成，是佛教第一座專為開演教法之用的講堂；1984年，佛光山普賢寺首度舉辦“都市佛學院”；1986年，於佛光山創立“信徒講習會”；1990年，佛光山文教基金會首度舉辦“世界佛學會考”。
[34]“**”（1966—1976）中被毀的寺院獲得重建、新建，許多新寺院的規模更勝前朝，如普陀山的南海觀音、無錫靈山的靈山大佛、海南南山寺的海上觀音等以妙相壯觀著稱。
[35]佛學院普遍設立，最高學府有中國佛學院、中國藏語係高級佛學院，下有中國佛學院的分院，以及省市佛教協會舉辦的佛學院和寺院舉辦的佛學院（如普陀山佛學院等）。另外，在世俗的大學（如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複旦大學等）內也設有宗教係，招收佛教專業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
[36]1993年，趙樸初提出“中日韓佛教黃金紐帶”之說以來，至2008年，中日韓三國佛教友好交流會議已召開十次；2006年在浙江杭州、舟山召開了首屆“世界佛教論壇”，與會的各國和兩岸及港澳的高僧大德、學者數以千計。而兩岸及港澳佛教界的交流活動更是不斷，2002年、2004年應星雲、聖嚴、覺光等所請，法門寺佛指舍利先後被奉送到台灣、香港供瞻仰和巡展。
[37]趙樸初（1907—2000），佛教居士。中國佛教協會會長（1980—2000）。認為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就是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播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實現人間淨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