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佛教的東傳(1/3)
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依史料記載，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如“秦始皇四年（前243年）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經來長安”[1]、“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討匈奴時得金人，安置於甘泉宮”[2]、“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等[3]。然在諸傳說中，一般以“漢明感夢，初傳其道”的說法最為有名[4]，三國以來即被盛傳。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此事雲：“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邀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之年。明帝為紀念白馬馱經，將二僧所住的鴻臚寺[5]改名為“白馬寺”[6]，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爾後，凡僧尼所住之處即稱為“寺”。白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為“祖源”和“釋源”，而二僧所合譯的《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繼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之後，陸續有梵
僧來華，他們主要經由絲路[7]前來。然梵僧弘化有顯著事跡者，始於東漢末年以洛陽為中心的譯經工作。據《開元釋教錄》載，從桓帝到獻帝（189—220）的四十年中，譯有經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這說明中國佛教開始了較大規模的發展。而譯經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為安息太子，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東來洛陽，二十餘年間，致力譯經，共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餘部，多為小乘禪數“阿毗曇”之學[8]，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禪觀的修行及傳譯的平易精簡，對佛教的傳播貢獻卓著，是中國早期佛學流布的奠基者[9]。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大月氏人，桓帝（146—167年在位）末年遊化至洛陽，於靈帝時譯出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為大乘之學[10]，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最為重要。《道行般若經》乃中國般若係經典最早的譯本，其後魏晉玄學興起，般若思想能相應盛行，此經居啟蒙之大功[11]；《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是介紹大乘禪觀的
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經》又為阿彌陀佛信仰傳入漢地的開始。支讖的譯典，為後世大乘佛教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綜觀中國佛教初期的弘譯可分為二係：一為安世高小乘禪數阿毗曇係，二為支婁迦讖大乘方等般若係。這是由於時當印度大小乘兼暢之世，所以漢末二大譯師實代表印度佛教的兩大係統，也可以說中國一開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特色。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視為與當時流行的黃老神仙方術同類，僅通行於少數的王公貴族之間，如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12]。爾後，在社會政治上，宦官外戚鬥爭為患，天災時起，黃巾起義[13]，軍閥混戰而民不聊生；在學術上，兩漢儒家困於“經學考據”[14]、“讖緯合流”[15]而抑鬱難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長期生活悲苦、心靈困頓之時，佛教的無常及因果觀，紓解了他們的情緒，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啟迪了他們的思想。所以，到了漢末三國時代，佛教逐漸由上層遍及民間，由少數人逐漸擴展到多數人，弘化地區也由洛陽、長安往南方開展[16]。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