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認為因米勒而生的文學“終結說”是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先聲，但實際上針對米勒“終結說”的文章，並沒有非常自覺地對文學理論展開學科反思，更多的是出於辯論的需要。這樣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本身就值得反思。20世紀90年代以來，很多文學理論論文是經由會議催生的，而非因個人焦慮時代的文學問題而生。這就導致了做文學理論研究不需要閱讀文學作品，而隻需要參加會議，回應某一時興話題，的確有純粹比文獻閱讀量多少和寫作技巧高下的嫌疑。更要命的是，一些學術刊物傾向於圍繞會議生產的話題發表論文，往往不理睬那些回到文學現場和思索真問題的紮實研究。這樣的文論知識生產機製難道不應該反思嗎？
雖然我們不否認會議話題的出現自有其時代感，但問題是這樣的時代感並不一定是切入我們社會肌理的時代感，並不一定是我們的文學問題。或也因此，為辯論而生產的文論話語往往吊詭。比如，假定我們認為文學不會終結，認為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真問題，那我們又何必花費精力去研究它呢？如果這個問題是真問題，那為什麽我們自己不會提出這個問題，卻要等到一個外國學者來提問，然後再去附和，再去研究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為此之故，文學理論學科如何可能？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反思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機製。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學科建設問題納入國家層麵運作，各地都在為不同層級的學科點和研究基地上下奔波。為了這些點和基地的獲批和檢查評估，大家甚至都不能停下來對自身的研究興趣和研究效用等問題做一靜觀，而隻能不停地去製造話題，生產國家所需要的科研成果。[36]文學理論學科的科研成果也毫不例外地是在這樣的語境和機製下生產出來的，是通過文學理論學科建設的那架“學術生產機器”生產出來的。那架機器使得我們甚至沒有自己的具體問題，而隻有什麽文章好發表就生產什麽文章，什麽課題好申報就申報什麽課題，甚至什麽會議最時尚就召開什麽會議。這難道不值得反思嗎？因此可以說，如果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機製沒有根本的改變，無論文學理論學科再怎樣建設，恐怕都很難生產出有曆史感和現實性，有學理性和闡釋力的文論知識。[37]
若要具體回答文學理論如何可能，我們認為要做到以下兩點。
第一，要展開研究，而且要研究具體的問題。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複調理論。本雅明研究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提出了靈韻說。我們研究了什麽具體問題嗎？我們更多的是在追尋別人的研究，搞懂別人的研究，而沒有落到實地去做自己的具體研究。為什麽會這樣？原因之一恐怕是那樣的研究不容易出科研成果，即不符合當前學術生產機器的運行機製。原因之二在於，我們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仍是意識形態化的，還不是以生產“知識”為要務，而是以服務於意識形態建構為追求。因此，這樣的文學理論總是在為文學立法，而非為文學閱讀者闡釋文學。米勒在麵對電信時代文學研究走向的時候，提出了“閱讀”的問題。他曾經說：“文學係的課程，應該是對閱讀與寫作的基本訓練，應該閱讀文學的鴻篇巨製。當然，經典的概念應當更加寬泛，而且，在訓練閱讀的同時，也應該訓練閱讀各種符號：油畫、電影、電視、報紙、曆史資料、物質文化的資料，等等。今日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一位有知識的選民，應該是一個會閱讀的人，應該具有閱讀所有符號的能力。這並非易事。”[38]顯然，米勒沒有完全否認意識形態對文學研究的影響，他堅定地認為，文學研究要為一切符號的閱讀和寫作訓練服務。換言之，米勒恐怕是認為文學研究要能夠生產有助於閱讀與寫作的操作性知識。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第二，要開放，要自覺地向外界學習，和學術史對話。但開放、學習和對話不是模仿別人，更不是重複別人，而是要反思已有的研究成果，具體分析這些研究成果是在什麽語境下出於什麽原因生產出來的，再回到我們的現實中，去思考我們可以怎樣生產。或許，隻有這樣我們才算是在做研究。
這裏不妨舉文學“終結說”之爭為例。有學人為了論證文學不會終結，從抽象的人類學的角度來論證，這顯然不妥。因為米勒的文學終結是具體語境下的問題，而抽象地說人類總是需要文學，需要用文學來確證人之為人，這樣沒有問題意識的所謂的學理論證多少有點不倫不類。有學人因此不無道理地認為：“這方麵的對話，並沒有在同一個層麵上進行。文學是否會終結，這是一個對於我們的理論思考具有巨大的衝擊力的命題。那種從人類存在或人類情感存在來論證文學存在的做法，似乎已經把文學的概念無限擴大了。文學是否會終結，應該通過研究來回答。”[39]確實，我們要做的恐怕不是判斷米勒的話正確與否，然後去做辨析，我們急需的是反思分析米勒為什麽“說”這樣的“話”，循其邏輯，回到文學實際中去勘探我們存在什麽樣的文學問題，我們可以說什麽話，這也許才是在從事“研究”，才是在生產我們的知識話語，才是在解決我們的文學問題。借此，我們才可能有自己的原創文學理論。
[1] 2000年7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的由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山東大學和中國廣播電視學會等單位共同主辦的“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國際研討會，一定意義上也可視為文學理論學科反思先聲的會議。理由有三。其一，這次會議的主題即思考文學理論學科的未來，本身便有自我反思的意味。其二，與文學理論學科反思有重要關聯的文學“終結說”乃米勒在此次會議上提出的。其三，與文學理論學科反思關聯密切的所謂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衝突與共融”在此次會議上也成了議題。參見斯義寧：《“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國際研討會綜述》，載《南方文壇》，2000（6）。當然，需要說明的是，早在1997年，《文學評論》就刊發了米勒的《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王逢振譯）一文。該文雖然沒有直接表達文學“終結說”，但表達了文學失去重要性和文學研究經受挑戰並發生新變的觀點，隻是該文當時並沒有引起什麽關注。
[2] 參見王寧：《走向東西方對話和開放建構的文學理論——“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國際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0（6）。
[3] 這從該文迄今被引用550餘次可見一斑。
[4]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2001（1）。
[5] 參見[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與數碼衝浪者——米勒中國演講集》，192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2001（1）。
[7]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2001（1）。
[8]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2001（1）。
[9] 參見[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2001（1）。
[10]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2001（1）。
[11] 王寧：《走向東西方對話和開放建構的文學理論——“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國際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0（6）。
[12] 米勒在2000年文論會議上的發言隨即引發了討論，王寧先生的會議綜述這樣寫道：“與會的不少中外學者都認為，隻要有人類存在，對文學的閱讀和欣賞就永遠不會完結，而作為一種以文學現象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文學理論，則無論就其自身的學科意義而言，還是對批評實踐，都有著不可取代的存在理由和意義，因此過早地宣布‘文學理論已經死亡’至少是短視的和不負責任的。但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文學理論的作用顯然不可像過去那樣具有巨大的啟蒙和指導作用，它將和文化研究共存，而不會被後者所吞沒。隻是文學研究的領域已得到了拓展和擴大，不少文化研究的課題也進入了文學理論家的視野，因此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並非一定要形成對立的局麵。”參見王寧：《走向東西方對話和開放建構的文學理論——“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國際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0（6）。
[13] 例如，2001年8月，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召開了“全球化時代中的文化、文學與人”國際討論會。參見梁剛：《“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化、文學與人”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藝爭鳴》，2001（11）。
[14] 參見童慶炳：《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會消失嗎？——與米勒先生對話》，載《社會科學輯刊》，2002（1）。
[15] [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與數碼衝浪者——米勒中國演講集》，111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6] 參見童慶炳：《文學獨特審美場域與文學入口——與文學終結論者對話》，載《文藝爭鳴》，2005（3）。
[17] [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與數碼衝浪者——米勒中國演講集》，111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8] 童慶炳：《文學獨特審美場域與文學入口——與文學終結論者對話》，載《文藝爭鳴》，2005（3）。
[19] 參見李衍柱：《文學理論：麵對信息時代的幽靈——兼與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載《文學評論》，2002（1）。
[20] 彭亞非：《圖像社會與文學的未來》，載《文學評論》，2003（5）。
[21] 彭亞非：《圖像社會與文學的未來》，載《文學評論》，2003（5）。
[22] 彭亞非：《圖像社會與文學的未來》，載《文學評論》，2003（5）。
[23] 彭亞非：《圖像社會與文學的未來》，載《文學評論》，2003（5）。
[24] 參見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23～26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25] 參見金惠敏：《趨零距離與文學的當前危機——“第二媒介時代”的文學和文學研究》，載《文學評論》，2004（2）。
[26] 參見吳澤泉：《對“文學終結論”的再思考——為德裏達和米勒辯護》，載《新餘高專學報》，2003（1）。
[27] 餘虹：《文學的終結與文學性蔓延——兼談後現代文學研究的任務》，載《文藝研究》，2002（6）。
[28] 這個方麵的工作，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主要是由陶東風完成的。這也使得陶東風能夠在文藝學學科反思中居於核心位置。當然，其他學人如杜衛、許明等也做了一些切合本土語境的學科反思工作。
[29]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載《文學評論》，2001（1）。
[30] [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與數碼衝浪者——米勒中國演講集》，113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31] J.Hillis 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108.
[32] 童慶炳：《文學獨特審美場域與文學入口——與文學終結論者對話》，載《文藝爭鳴》，2005（3）。
[33] 參見李衍柱：《文學理論：麵對信息時代的幽靈——兼與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載《文學評論》，2002（1）。
[34] 錢中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載《文學評論》，2001（3）。
[35] 錢中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載《文學評論》，2001（3）。
[36] 之所以說這些科研成果是國家需要的，是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學術體製乃政府主導。無論是課題、獎項、論文，還是職稱、榮譽和資助，甚至是高校排名等，基本都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當然，政府所主導的學術體製化建設功不可沒，隻是尚需更尊重學術自身規則，切實為學術自主建設服務。
[37] 最近閱讀文獻時讀到一段相關文字，不妨將其抄錄在此：“在任何社會形態、社會製度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都不會放棄對文學研究的控製與監督，其區別隻在於方式方法不同。當中國社會進入90年代後，政府為適應時代的新需要改變了以往的策略，不再直接發動文學問題的討論，也不再直接為文學討論當法官，而是退居幕後間接影響，且其介入的方式方法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這種介入方式方法的多樣化表現為從以前單純的主導研究方向、規定研究範圍、為研究成果定性的簡單方式變為加強文學理論研究資源的宏觀管理，公布了‘社科基金項目’鼓勵學者積極‘投標’，加大政府獎項的授獎範圍和力度，並將這些與學者自身的物質利益緊密聯係，從而通過政府計劃和利益杠杆的雙重手段介入文學理論的研究。特別是設立於1991年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管理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在對文學理論研究的控製與監督方麵起到了明確的示範作用。有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這個參照物，那麽各個省區市，甚至是一些國務院部委機構，都可以通過模仿建立起相應的課題管理體係，從而形成一張巨大的控製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各個管理機構先是通過製定題目引導學者研究的注意力，而公布的項目內容又都和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中國的社會現實緊密結合（當然，學者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或專長自建課題項目提出申請，但其如果與相關項目的管理製度或主導思想及其體現出的規定性有較大的距離，是難以得到相關機構的資助的）；並與之相配套地建立起了學者自主申請，主管單位審批、專家審核的管理係統，從而加強了各類資源的宏觀管理。而且，這些課題的申請立項、結項評比都匹配著相應的行政級別，並與學者的職稱晉升、獎金工資的發放密切聯係，從而使得90年代的文學理論研究者溶入了一條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知識生產流水線。”參見陳力：《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研究中的轉型闡釋和話語建構》，5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38] [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構主義》，25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39] 高建平：《人文社會科學前沿掃描》，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