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的文學終結論猶如驚濤之拍岸，激起了文學理論界參與討論文學理論學科合法性的極大聲浪。按理，作為美國學者的米勒對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與中國恐怕沒有直接關聯，但為什麽會有如此大的反響呢？直接來講，恐怕是因為米勒對文學理論的反思過於“殘忍”，因此不能不引發對文學有熱情的人們去否認文學的“終結說”。同時，米勒對文學理論合法性的質疑，又不能不引發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學科建設的中國文論研究者的質疑甚至不解。因為在中國，2000年前後的文學理論似乎進入了黃金期。一如王寧所言，2000年甚至是“文學理論年”[11]，因此米勒之論無論如何也不能得到中國學人的認同，發生爭鳴也就在所難免。
但另一方麵，經濟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國，又逐漸進入了米勒所言之“電信時代”，人們也越發能夠感受到作為文學理論研究對象之文學在悄悄地發生變化。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存在於市場語境之下，其處境的確不可與20世紀80年代同日而語。簡而言之，文學越來越市場化、媒介化和圖像化了。然而，麵對變化了的社會、文化與文學，文學理論卻不能很好地與其形成互證互釋的良性關係，甚至出現了闡釋力式微之勢。這不能不引起學界重視。事實上，文學理論界早就有人對文學理論學科進行反思，也出現了從文學理論走向文化研究之勢。換言之，米勒之“文學研究還會存在嗎？”在中國也是一個“問題”，因此，米勒的“終結說”一出，應者雲集成為必然，讚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持中立者也不乏其人。
2001年開始，便有童慶炳、錢中文、李衍柱、彭亞非、杜書瀛、賴大仁、姚文放、金惠敏、盛寧、王寧、王一川、餘虹、王逢振、吳澤泉等學者加入討論中來。[12]此後，亦有以此作為碩士學位論文選題者，相關專著也有出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米勒的“終結說”還引發了諸多有關“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論主題的學術會議。[13]在這些討論會上，中外學人繼續對文學理論展開反思，並就此發表了諸多相關論文。
綜觀這些討論，大體也是圍繞文學理論研究的兩個問題來展開的。
一、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終結了嗎
童慶炳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會消失嗎？——與米勒先生對話》中認為，文學不會終結。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文學的變化取決於情感生活的變化，而不是取決於媒體的變化。雖然文學會隨著媒體的變化而改變形式，但文學作為一種人類的情感表現形式，不會因媒體的變化而消亡。即使到了今天的電子媒介時代，依舊還有口頭媒介的文學存在，這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因此，隻要人類的情感不會消失，隻要人類需要文學來表現自己的情感，那麽文學就不會終結。[14]
其次，文學可以與電視、電影等電子圖像文化形成良性互動關係。好的文學作品會為影視提供資源，成功的影視改編也會讓文學作品熱銷，因此，文學不會因媒介變化而消亡。
最後，讀者閱讀文學與觀看圖像文化存在差別。觀看圖像文化會帶來諸如想象力和理解力匱乏的問題，而閱讀文學則會增長知識和理解力，帶給讀者審美愉悅。因此，文學不會在讀圖時代終結。換言之，雖然“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花越來越多的時間看電視或看電影”[15]，但也不必因此驚慌文學會走向終結，因為閱讀文學的功能不會完全被觀看圖像所取代。
在《文學獨特審美場域與文學入口——與文學終結論者對話》一文中，童慶炳先生重申文學不會終結。他提出了三點文學不會終結的新理由。
理由之一是，我們要區分文學邊沿化與文學終結的不同。文學終結即文學會消亡，而文學邊沿化，是說文學不是社會的中心，它沒有那麽重要的社會地位。文學邊沿化是文學正常化的表現，是常態。相反，文學中心化強調文學處於社會的中心，能發揮極大的作用。這是“異態”，是對文學的傷害，容易造成悲劇。這也是被曆史所證明了的。回到現實，我們會發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正是處於正常的邊沿化時期，這是常態。在正常的年代裏，文學本就不應該有那麽重要的作用。我們不要把這種正常的邊沿化視為文學終結的症候！文學不會因為邊沿化而走向終結。[16]換言之，隻要我們區分了文學邊沿化與文學終結，我們就不會如米勒那樣，一發現文學的作用越來越小就悲觀失望，驚呼文學在終結，會終結。
理由之二是，文學有其獨特的審美場域。與影視藝術等相比，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它有屬於自己的“心象”，在文字語言之外有其意義、氣氛、情調、聲律、色澤等，讀者所麵對的不是電影、電視中演員的直接形象，而是“內視形象”，要用“心眼”來欣賞，其豐富性和再生性是其他審美文化所無法比擬和超越的。這一點確保了文學不會因電子媒體的興起而終結，米勒所言之“一度由小說提供的文化功能——如19世紀的英國——現在已經轉由電影、流行音樂和電腦遊戲提供”[17]也就不可能完全真實，不可能徹底實現，因為文學的獨特性導致了文學的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時，文學語言所構成的豐富的整體體驗往往使得它具有一定的不可翻譯性，以至於“一部讓我們著迷的文學作品，要是把它改編為電影或電視劇，也可能讓人感到索然無味”[18]。因此，文學的這種獨特審美場域保證了文學不會因被影視圖像文化所取代而走向終結。
理由之三是，永遠會有閱讀文學的人。除了文學的獨特性能保證文學總有人閱讀之外，語文教育也能保證文學人口，社會上的文學愛好者也是文學閱讀人口。回到現實經驗來看，文學人口也是一直存在的，因為每年都有很多部閱讀量達到百萬的暢銷文學作品。即使在主張文學終結論的德裏達的故鄉，也有很多文學人口。這就從經驗層麵上否證了文學“終結說”。
李衍柱也否證過文學“終結說”。他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麵來立論。
首先，米勒的文學“終結說”是特定社會語境下的觀點，是麵對美國社會實踐的理論總結。具體來說，它“基於美國文學界的現狀”，“與美國社會盛行的技術理性有關”，因此對我們來說是無效的。
其次，電子信息媒介對文藝的生產、傳播與接受等各個方麵都有積極功能。電子信息媒介不是文學的敵人，更不會導致文學的終結。比如，網絡媒體的出現，引發了傳播方式的革命，為人類極大地拓展了集成性空間，將文字、圖像與視頻結合在一起，讓文藝變得更絢麗多彩，同時又為文藝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最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確證人之為人的重要標誌。人不同於動物的特性就是人能夠運用語言思維，會運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情感體驗和思想認識。僅此一點，隻要人不淪落為動物，還與動物有區別，隻要人還存在，那麽人就一定需要文學，文學就不會終結。何況作為語言的文學，它有其他類型的藝術所不具有的獨特之處。[19]
彭亞非也撰文參與討論，認為在視像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文學不會終結。依其之見，“後現代圖像文化的消費性狂潮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擠壓了文學的空間和取代了文本言說的文化邏輯，但是文學永存的理由和它不可抗拒的未來，事實上依然牢牢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因為決定文學命運的終究是它固有的、特定的人文本性和人文價值”[20]。具體而言，彭亞非之所以認為文學不會終結，主要是因為文學是內視性的。內視性保證了文學具有更大的審美想象空間，同時也保證了文學具有更深刻的精神意蘊。它雖然不及其他圖像文化那樣容易使人獲得感官愉悅，但以曆史深度和人文深度見長。為此，彭亞非寫道：“文學是唯一不具有生理實在性的內視性藝術和內視性審美活動，因此與其他任何審美方式都毫無共同之處。這是文學永遠無法被其他審美方式所取代的根本原因之一。”[21]同時，由於文學創造了一個內視化的世界，進入這個世界，“存在的詩意才能得到普遍的呈現與揭示”[22]，而人類永遠需要這一存在的詩意。這也就保證了文學不會終結。彭亞非接著指出：“文學的內視性想象和對存在詩意的內在體驗使人類超越了物質性空間生存的製約而進入了時間性的存在之中。”[23]換言之，由於文學是內視性的，因此它更有精神意味，這使得文學讓人的生存更具超越性，從而更能滿足人的精神需要。在彭亞非看來，文學的內視性和時間性決定了文學並不存在終結的問題。彭亞非的觀點有較大影響。例如，杜書瀛在《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新時期文藝學前沿掃描》等著作中多次直接引用彭亞非的內視性觀點來論證文學不會終結。[24]
關於文學終結問題的討論，也有與米勒較為一致的觀點，其中尤以金惠敏、吳澤泉、餘虹為代表。
金惠敏在《趨零距離與文學的當前危機——“第二媒介時代”的文學和文學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幾點與文學“終結說”有關的見解。
第一，要優化關於文學“終結說”的理解前提。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麵，要有“世界文論”視角和觀念，把文學“終結說”的討論看成中外學者共同進行學術研討的一次實踐，如此才不至於因為族性問題而有意誤讀米勒，以至於不承認文學“終結說”。另一方麵，要知道米勒對文學懷抱執著，他本人其實並非有意要讓文學終結。他之所以提出文學“終結說”，乃是對電信時代文學命運的憂慮。
第二，電信時代導致了物理意義上的“距離趨零”，文學與情書一樣沒有傳達的必要了，文學終結因此近在眼前。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第三，有一種文學即距離的說法，一如伊瑟爾所認為的那樣，我們需要文學是因為它能夠在認知話語無能為力之處以操演的方式溝通存在與非存在、可知與不可知、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之間的距離。這種距離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在德裏達看來，這種意義上的文學是要終結的。換言之，德裏達所認為的文學終結是特指的。米勒說電信時代打破了印刷媒介時代內心與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即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距離消失了，因此這種印刷媒介時代能夠溝通距離的文學必定在電信時代終結。就此而言，米勒所謂的“文學終結”也是特指的。
第四，雖然米勒說電信時代有文學終結了，但他認為文學研究還會繼續，他本人就試圖用閱讀的倫理創新文學研究，認為一切符號都是閱讀的對象。換言之，他對文學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持開放寬容態度的。[25]金惠敏對文學“終結說”的細讀，無疑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德裏達和米勒的文學“終結說”。顯然，金惠敏很認同米勒的文學“終結說”，同時他也提醒我們要理解文學“終結說”的複雜意涵，不要僅僅停留在文學會終結還是不會終結，或者支持米勒還是反對米勒上。
當然，也有學人直接為米勒辯護。例如，吳澤泉就為米勒辯護，認為媒介的改變對文學意義重大，確實會導致文學終結的發生，這是要理性麵對的事情。[26]
關於文學終結問題的討論，值得一提的還有餘虹的觀點。他在《文學的終結與文學性蔓延——兼談後現代文學研究的任務》一文中，對文學終結進行了後現代性的分析，認為在後現代語境下文學終結其實是文學邊緣化的詩意化表達，其意無非是說，文學越來越不重要了。這典型地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第一，文學在藝術家族中的主導地位已被影視所取代。其被取代的原因有三。一是物質媒介之故。科技飛速發展，影視藝術憑借綜合媒介而優於單一語言媒介的文學。二是觀念文化之故。尼采之前的文學被認為有神性或倫理道德、精神性等深刻的內涵，而尼采之後的美學乃生理學，審美經驗即純粹的感官快樂，而長於感官快樂的影視因此取代了文學的統治地位。三是社會之故。中產階級和消費大眾興起之後，由於他們“偏愛當下直接的感官快樂而厭倦間接縹緲的精神韻味”[27]，因此影視更受青睞，文學則居於邊緣。
第二，文學在整個文化係統中的中心地位已被科學所代替。科學在後現代語境下取得了中心地位，於是科學的大家族按科學性程度的高低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人文科學中，史學因其實證性、哲學因其邏輯性而居於文學之上。
然而，餘虹指出事情沒這麽簡單，因為在文學終結的同時，文學性正在蔓延。文學性在後現代思想學術、消費市場、媒體信息、公共表演等領域中確立了統治地位。為此之故，後現代條件下的文學研究應該將文學性視為研究對象。
我們認為，文學終結問題的討論，無論是認為文學不會終結，還是認為文學會終結，隻有少數學人將這一問題納入文學理論研究對象上來考慮，並且鮮有對文學理論學科的合法性問題進行反思者。因此，餘虹的思考顯得彌足珍貴。他意識到了文學終結乃是一個牽涉到文學研究對象、文學研究未來的重要問題，並且極力從學理上為後現代語境下的文學研究尋找出路。其實，米勒提出文學“終結說”，也是在思考文學研究能否以及如何繼續的問題，是在對文學理論學科進行某種反思。餘虹的這篇文章可以說一定意義上是接著米勒說的，而且從學理上推進了一步，隻是他沒有回到中國語境對文學理論學科進行更為具體的反思。[28]
總之，將文學終結論置於學科反思的框架中，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這種反思主要是從兩個方麵進行的：一是就文學理論學科基本問題的反思，主要思考文學的功能、性質、境遇、未來等問題；二是就文學理論學科本身的反思，主要討論文學理論學科在電信時代如何可能的問題。
二、文學理論研究如何可能
米勒在《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一文中表達了文學研究如何可能的看法。他認為，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但文學研究要轉型。那種以文學自身為目的的文學研究，撇開理論的或者政治方麵的思考而單純去研究文學的情況將不合時宜，文學研究要讓位給文化研究。原因之一乃是，電信時代的文學終結了，人們轉向了圖像文化，“男人、女人和孩子個人的、排他的‘一書在手，渾然忘憂’的讀書行為，讓位於‘環視’和‘環繞音響’這些現代化視聽設備”[29]。對此，米勒曾經自問道：“為什麽會在1980年前後發生聲勢浩大的從基於語言的理論向文化研究的轉變呢？這種轉變無疑有其客觀的必然性。這裏有很多的因素。其中的一個關鍵就是新通信交流技術的日益增長的影響。”[30]米勒後來還提出了閱讀倫理學的問題。他特別強調“閱讀”，認為：“不應該把討論理論的中心放在這種或那種理論概念自身的有效性上，而應放在某一特定理論有助於閱讀的種種方式上。這裏所指的閱讀是擴展意義上的。也就是說，不僅要閱讀文學作品，而且要閱讀曆史文獻、藝術品、手工藝品乃至一切文化符號。”[31]文學研究不要限製研究對象，要麵對電信時代的新情況，開放研究領域，將一切符號納入研究。
對於米勒引發的文學理論如何可能的問題，中國學者也積極參與了討論。
綜觀之，討論的核心問題主要有兩個。
第一，文學研究會不會終結。這主要是針對米勒的文學研究是否還會繼續的問題所做的回應。大多數學人認為，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因為文學理論研究的對象——文學——不會終結。童慶炳指出：“既然文學人口不會消失，那麽，文學研究就是必需的，文學和文學研究也就不會在電影、電視和網絡等媒體麵前終結。”[32]就實際經驗看，文學研究也沒有終結。李衍柱認為，米勒關於文學研究時代已成為過去的感歎，主要是基於對美國文學界現狀的觀察，而在中國還不至於做出這樣的結論。[33]因為誠如米勒所描述的那樣，在美國，由於政府支持幅度下滑，經費壓縮，科研項目銳減，文學研究隊伍提前退休。但在中國，專門研究文學理論的學術隊伍已經相當龐大，而且都是在有體製保障的公辦高校和科研機構內穩定存在。
第二，文學研究走向文化研究。針對米勒有關文學研究走向的問題，中國學者當時很少直接回應，錢中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一文因此顯得特別重要。錢中文在該文中指出：“對於米勒等學者所作的表述，如果我理解得不錯的話，還有另一方麵的問題，那就是認為，一，文學理論不可能再去探討文學自身的問題，這樣做已不合時宜；二，不可能再形成一個文學研究的繁榮期、一個文學研究的時代；當然，文學研究還會存在；三，文學研究在美國已轉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可以為文學研究提供一些視角，豐富文學研究。但不管怎麽說，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美國學者的上述意見，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這就是在全球化語境的文化氛圍中，文學理論能否繼續存在並獲得發展。”[34]對於文學理論的發展走向，錢中文先生認為，文學理論會按著自身的規律發展，而不會被文化研究所吞噬。其原因至少有兩點。
第一點，文學理論建設要有自我主體性，不能因為西方走向了文化研究，我們就必定要走向文化研究。雖然全球語境下中西文論要交往，但不能因此亦步亦趨。實際上，中西文論往往不能同步，20世紀80年代以前，西方主導的是內部研究，而我們是外部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期，西方主導外部研究，而我們以內部研究為指歸；當前中西方文學理論也許又要錯位了，因為我們的文學理論建設要麵向現代性的訴求，麵向新理性精神，而西方卻興起以後現代性為主導的文化研究。現代性的文學理論是自主性的文學理論、回歸文學的文學理論，是講究學理的文學理論，而西方學者所推崇的文化研究卻表現出廣泛的社會性、政治性特征，因此與我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和文學理論訴求不合。
第二點，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是兩種異質的研究範式，文學理論以研究文學為目的，文化研究卻不以研究文學為目的。但實際上，文學是有其獨特性的，是藝術思維的產物，不能引起審美感受的文字是不會成為文學藝術的，因此文學理論有獨立存在的理由。當然，文學理論要借鑒文化研究以豐富完善自己，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學理論要被文化研究所取代。錢中文為此寫道：“以文化研究的那種綜合性研究來取代文學理論、批評研究，是很困難的；抹去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研究的界限，效果未必會是積極的。”[35]
錢中文對文學理論學科走向的思考，回應了米勒，算得上對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這種反思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它彰顯了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衝突。錢中文先生更多的是將這種衝突放置在中西之爭的框架中來討論，而不是將文化研究的發生與變化了的中國文學狀況關聯起來，因此有意無意地把文化研究視為西方話語。很顯然，這種認知裝置下的文學理論尚沒有完全擺脫意識形態的知識型，以至於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要遠離新時期以前的意識形態，實際上還是在為新的意識形態建構服務，而沒有移置於闡釋變化了的文學/文化現實。這或許也是錢中文先生認同現代性的文學理論，並擔心文化研究會破壞文學自主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