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無論從轉型後的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看，還是從構成當今文學理論的具體形態（如文化研究、文學理論學）來看，它們似乎確實屬於“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但隻要我們不采取過度的保守姿態，接納這樣的文學理論當是不無理由的。畢竟，看似“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乃是應對新的文學發展實踐的結果，對文學文本的解讀也是有所助益的。退一步說，當“幾乎所有重要的公共問題的討論聲中，無論網上網下，都鮮有‘嚴肅文學’作家的聲音——這一情況已經持續了10多年”[38]時，如果我們還局限在對這樣的文學文本做內部的細讀與賞析，並且認為隻有這樣的研究才是文學理論的常態，那麽我們就要懷疑這樣的文學理論是否在助推文學從公共領域撤退，又是否在鼓動文學失去本有的“轟動效應”，並放棄基於這種“轟動效應”的擔當與責任。這樣的文學理論難道一定比所謂的“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對文學的發展更有利嗎？看來，我們很難否認這種“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
同時，無視文學理論學科特性的豐富性，否認晚近十幾年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實踐，將文學理論化約為文學文本解讀技能，恐怕既不現實，也不應該。畢竟基於文學/文化的現實變化等原因，文學理論轉型了，伸展了現代性的知識分化特性，自身也逐漸走向了成熟。“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因此獲得了合法性，有置身文學理論學科場域的足夠理由。與其將當今文學理論歸入“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並抱怨乃至否認其合法性，還不如去追問“什麽是好的文學理論”，借此提升文學理論的生產力，並將其作為未來文學理論發展的可行方向。
在我們看來，好的文學理論應當保持三種基本特性。
第一，專業性。所謂“專業性”，就是說文學理論要能夠幫助人們更專業、更技術地理解文學活動，文學理論研究者要成為“文學理論家”。其中最見功夫處又尤其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文學理論要對文學創作有直接的幫助，能夠指導創作實踐；另一方麵，學過文學理論的人對文本的解讀要比沒有學文學理論的人更有章法，更為地道。由此來看，回到文學實踐，建構科學的文學文本解讀理念，提高解讀文學文本的有效性，是有必要的。隻不過，我們尤要強調兩點：一是文學理論的專業性是“闡釋者”的專業性，而不是“立法者”的專業性[39]；二是我們不能因此否認文學理論的其他特性以及基於這種特性所形成的“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
第二，公共性。一方麵，文學理論的公共性要求文學理論要切實關注文學活動實踐，積極回應變化發展中的文學/文化事件。這就要求文學理論要批評化，要做具體的批評實踐，努力讓批評借助大眾媒體的效應對文學生產以及公眾的文學生活發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麵，有公共性的文學理論要以文學/理論的方式參與公共領域事務，回應社會焦點問題，並在這種回應中生產一種能與現實構成必要張力的“思想觀念”，講述一種能穿越當前意識形態的文學故事。最近幾年，文學公共領域問題的研究就是在挖掘和建構文學理論的這一特性。其中陶東風的“文學理論與公共言說”可謂較有代表性的成果。[40]需要說明的是，在建構文學理論的公共性過程中，尤其不能因為一己之本質主義的文學觀而排斥極具公共性的文化批評/文化研究。[41]其理由也是充分的，而最為有說服力的恐怕是文學在當今時代本就具有媒介性與大眾文化性，文學公共領域在當代曆史上存在過[42]，甚至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消失。這當能保證文學的文化批評之合法性。如果我們將整個世界都符號化/文本化/文學性化，那麽文化批評即使是“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其合法性也無須再辯了。
第三，學術性。好的文學理論始終能保持高度的文學理論學術史意識，尊重現有文學/理論知識，並合理繼承優良的學術史傳統，梳理出合乎語境又切合邏輯的學理文脈，在此基礎上推動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從事文學理論研究可謂一種學術活動，它有自己學科的知識史，所以即使從事當代文論研究也應當有知識積累的意識。然而，正如劉方喜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文學理論學科似乎總是缺乏一種‘知識化’的追求，所謂‘理論’往往僅僅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價值論斷。從文學理論研究的整體生態來看，我們既需要思想層麵上的不斷突進，同時也需要知識層麵上的逐漸累積，後者太過薄弱不能說不是以往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嚴重不足——而這種不足恰恰為文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留出了較大的空間。”[43]文學理論研究具有的知識積累和學術史特性則使文學理論可以遠離文學尤其是可以不做文學文本的直接解讀，可以在思辨的王國裏專心致誌地做“文學知識學”的研究，也可以勤勉於文學理論知識曆史的鉤沉[44]，甚至有權利選擇是否要在其研究中把握時代的精神。至於是否做“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應當也是可以自由抉擇的。比如，凸顯學術性的文學理論可以對文學、文本、作者等關鍵詞做詞源學的考索，以獲得相應的理論知識；也可以在具體的個案研究中探究日本文學對鬱達夫的影響，而無須涉及對鬱達夫具體文學文本的解讀。這樣的研究當然還是文學理論，因為它能提供理解文學文本的雖不直接但有用的“知識”。
順便提及的是，如果我們要語境化、曆史化地理解“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之所由生，明乎當今文學理論為什麽是這樣的麵貌，那麽探究1949年以來的當代文學理論是怎樣發生的則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非常可喜的是，謝泳、賀照田等學者已對這一問題做了一定研究，並得出了一些有啟發性的結論。
謝泳先生曾對1949年前後的文學理論變革問題下結論說：“我認為，1949年以前，中國的文學教育重心在‘文學史’，無論是中國文學史還是西洋文學史。此後這個重心發生了偏移，由重‘文學史’偏向了重‘文學概論’，它的製度形式是在大學的學科設置中以教授‘文學概論’為目的的‘文藝學’學科的建立和逐漸完善，最終形成了職業化體係。它的學術風格是‘以論代史’，由於尊重事實的‘文學史’傳統本身具有懷疑的能力，對於新意識形態的建立有抵抗性，所以在新意識形態的建構中，它自然要受到輕視。文學教育中由‘文學史’傳統向‘文藝學’的轉移，使中文係文學教育的專業性受到影響。‘文學史’傳統的偏移，最後導致了大學中文係與曆史係分科的嚴格邊界，文、史分家基本成為事實，最終影響了中國學術的整體水平。”[45]
賀照田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及文學理論轉型問題進行了曆史化的研究，並得出結論：“遺憾的隻是當時的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界的主流取向，沒能因勢把這一內在曆史勢能轉換成一種既內含真實曆史課題又超越一般慣性反應的思考的動力，卻主要是在構造現在與過去曆史的二元對立，然後全力在離棄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學禁忌的方向上運動。”[46]
了解了文學理論學科的曆史走向，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麽今天的文學理論會生長成這個樣子。雖然這樣的文學理論學術問題探究不能直接關乎文學與文學解讀，但卻有助於厚重地理解“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對於把握當今乃至未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文脈與理路也不無啟發。
好的文學理論是否非得要具備以上三個特性呢？在知識分化的現代語境下，要三種特性齊頭並進顯得有些不切實際。因此，我們可以以某一特性為所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發展重心，然後建構出某一特性鮮明的文學理論形態。隻要具備了某一特性，就是好的文學理論。我們大可不必僅將是否解讀以及能否有效解讀文學文本作為好文學的唯一準則。退一步說，“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其實並不阻礙，相反可能是在推動能專業解讀文學文本的那種“好文學理論”的產生。因此，我們認為，不能否認“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要知道它也是一種文學理論，甚至是一種“好的”文學理論。畢竟，它有公共性、學術性以及天然豐富的自覺性。
總之，文學理論的性質與功能是豐富的、開放的，而不是單一的、狹隘的，承認當今文學理論的轉型是明智的。未來文學理論的發展是多向度的，而不是單維度的。雖然不可不強調文學理論在文學文本解讀方麵的專業性，但是我們也不可小覷與文學文本解讀有著積極關聯的文學理論的公共性與學術性。那種看似“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是會繼續發展下去的。
[1] 就文獻來看，20世紀90年代發表的相關論文大致如下。蔣濟永：《當代文藝理論的危機（之一）——理論體係的危機》，載《柳州師專學報》，1993（3）；蔣濟永：《當代文藝理論的危機（之二）——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傾向》，載《柳州師專學報》，1994（1）；蔣濟永：《當代文藝理論的危機（之三）——本體論走向虛幻》，載《柳州師專學報》，1994（2）；蔣濟永：《當代文藝理論的危機（之四）——“當代形態”建構中的問題》，載《柳州師專學報》，1994（3）；蔣濟永：《當代文藝理論的危機（之五）——文藝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終結》，載《柳州師專學報》，1994（4）；蔣濟永：《補牢：對“當代文藝理論危機”的再敘述——答亡羊先生》，載《柳州師專學報》，1995（3）；張榮翼：《文藝理論阿基米德點的尋求》，載《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3）；郭淑梅、孫津：《世紀末斷想——文藝理論的動**與危機（上）》，載《文藝評論》，1997（5）；郭淑梅、孫津：《世紀末斷想——文藝理論的動**與危機（下）》，載《文藝評論》，1997（6）；鄭元者：《走向元文藝學——評〈文藝學方法論綱〉》，載《文學評論》，1996（4）；王光明、南帆、孫紹振等：《關於學科開放與文藝理論建設的對話》，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3）；陶東風：《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載《學習與探索》，1999（2）；杜衛：《走出審美城——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的批判性解讀》，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許明：《作為科學的文藝學是否可能？——文學研究的個人經驗》，載《文學前沿》，1999（1）；黃應全：《多元化：克服文學理論危機的最佳抉擇》，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1）；錢中文：《文藝學的合法性危機》，載《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2）；蓋生：《論文學理論的有效性及價值剩餘——對文學理論危機論的一種解答》，載《文藝理論研究》，2004（5）；李衍柱：《範式革命與文藝學轉型》，載《東方論壇》，2005（4）；王紀人：《對當代中國文論有效性的質疑與分析》，載《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5（2）；劉進：《文學理論的基本品格和功能——對“文學理論危機”話題的一種理論回應》，載《文藝理論研究》，2005（3）；李怡：《失落了文學感受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4）；何誌鈞：《文學理論危機與文學理論的科學化》，載《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錢中文：《正視中國文學理論的危機》，載《社會科學》，2006（1）；朱立元：《關於當前文藝學學科反思和建設的幾點思考》，載《文學評論》，2006（3）；葛紅兵、宋紅嶺：《重建文藝學與當代生活的真實聯係——文藝學學科合法性危機及其未來》，載《文藝爭鳴》，2007（3）；賴大仁：《當代文論：危機及其應對》，載《學術月刊》，2007（9）；章輝：《文藝學危機與文學理論知識創新——訪高小康教授》，載《甘肅社會科學》，2008（1）；童慶炳：《當下文學理論的危機及其應對》，見童慶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與詩學》第1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孫紹振：《文論危機與文學文本的有效解讀》，載《中國社會科學》，2012（5）；肖明華：《分化、危機與重建——19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狀況的一個考察》，載《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陳偉：《文學理論：危機或新生》，載《文藝爭鳴》，2012（9）。
[2] 參見肖明華：《分化、危機與重建——19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狀況的一個考察》，載《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
[3] 參見孫紹振：《文論危機與文學文本的有效解讀》，載《中國社會科學》，2012（5）。
[4] 參見張江：《當代西方文論若幹問題辨識——兼及中國文論重建》，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5）。另可參見張江：《關於“強製闡釋”的概念解說——致朱立元、王寧、周憲先生》，載《文藝研究》，2015（1）；張江：《關於場外征用的概念解釋——致王寧、周憲、朱立元先生》，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2）；張江：《場外理論的文學化問題》，載《探索與爭鳴》，2015（1）；張江：《強製闡釋的主觀預設問題》，載《學術研究》，2015（4）；張江：《前見與立場》，載《學術月刊》，2015（5）；張江：《闡釋模式的統一性問題》，載《社會科學戰線》，2015（6）；張江：《前置結論與前置立場》，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
[5] 參見張江：《當代文論重建路徑：由“強製闡釋”到“本體闡釋”》，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06-16。
[6] 孫紹振：《建構文學文本解讀學》，載《文藝報》，2013-09-06。
[7] 晚近，對張江先生進行回應的文章比較多，並大多以專題、書信的形式發表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理論研究》《文藝爭鳴》《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重要刊物上。
[8] 參見李怡：《失落了文學感受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載《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4）。
[9] “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這一說法借用了金惠敏先生的概括。參見金惠敏：《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一種元文學或者文論“帝國化”的前景》，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3）。
[10] 參見金惠敏：《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一種元文學或者文論“帝國化”的前景》，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04（3）。
[11] 參見劉方喜：《重建“學院精神”：文論危機的另一種回應》，載《中華讀書報》，2004-02-11。
[12] 劉方喜：《重建“學院精神”：文論危機的另一種回應》，載《中華讀書報》，2004-02-11。
[13] 南帆、劉小新、練暑生：《文學理論》，21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4] 參見王元驤：《對於文學理論的性質和功能的思考》，載《文學評論》，2012（3）。
[15] 王元驤：《析“文藝理論的危機”》，載《社會科學戰線》，2010（8）。
[16] [美]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140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17] 參見[法]安托萬·孔帕尼翁：《理論的幽靈——文學與常識》，24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8] 關於文學理論的反思性，李春青、陶東風、吳炫、邢建昌、王元驤等知名學者有諸多論述。參見李春青等：《反思文藝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陶東風：《走向自覺反思的文學理論》，載《文藝爭鳴》，2010（1）；吳炫：《文學穿越現實導論》，載《當代文壇》，2010（9）；邢建昌：《理論是什麽——文學理論反思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王元驤：《對於文學理論的性質和功能的思考》，載《文學評論》，2012（3）。筆者也曾關注這一問題。參見肖明華：《文學理論的未來：走向反思性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載《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0（6）。
[19] [法]安托萬·孔帕尼翁：《理論的幽靈——文學與常識》，11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20] 王元驤：《對於文學理論的性質和功能的思考》，載《文學評論》，2012（3）。
[21] 王元驤：《對於文學理論的性質和功能的思考》，載《文學評論》，2012（3）。
[22] 吳子林：《當代文學批評的歧途與未來》，載《小說評論》，2014（4）。
[23] 王元驤：《析“文藝理論的危機”》，載《社會科學戰線》，2010（8）。
[24] 一定意義上，抱怨當今文學理論沒有文學，其實是對“文學理論”走向“文化研究”“理論”“後理論”的不滿。但文學理論幾乎不可能不承認這種轉向、不接受這種挑戰。參見陶東風：《文化研究對於文學理論的挑戰》，載《文學前沿》，2000（1）；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1）；周憲：《文學理論、理論、後理論》，載《文學評論》，2008（5）；姚文放：《從文學理論到理論——晚近文學理論變局深層機理探究》，載《文學評論》，2009（2）。
[25] 在《文學知識學中》，餘虹認為：“文學理論就是關於文學現象之根由與道理的論述與知識。”也有其他學人明確指出：“文學理論可以初步理解為關於文學的種種知識。”參見南帆、劉小新、練署生：《文學理論》，33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6] 參見[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革命》，5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7] 參見餘虹：《文學的終結與文學性蔓延——兼談後現代文學研究的任務》，載《文藝研究》，2002（6）。
[28] 參見肖明華：《“大文學理論”的轉型——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理論發展走向的一個考察》，載《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4）。
[29] 錢振文：《紅岩是怎樣煉成的——國家文學的生產和消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30] 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製度研究（1949～1976）》，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31] 參見王曉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國文學》，載《文學評論》，2011（5）。
[32] 穀鵬飛：《文本的死亡與作品的複活——‘新文本主義’文學觀念及其方法意義》，載《文學評論》，2014（4）。
[33] 參見南帆、劉小新、練暑生：《文學理論》，21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4] 參見童慶炳：《植根於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載《文學評論》，2001（6）。
[35] 劉洪一：《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6]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學研究不可忽視，相關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如董學文出版過歸屬於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研究項目的“文學理論學”專著（參見董學文：《文學理論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張榮翼等學人進行了歸屬於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的文學研究的知識學依據的“文學理論學”研究（07JA751009）等。
[37] 陶東風：《文學理論與公共言說》，17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38] 王曉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國文學》，載《文學評論》，2011（5）。
[39] 參見李春青：《走向闡釋的文學理論——文學理論學科性反思之一》，載《學術研究》，2001（7）。
[40] 參見陶東風：《文學理論與公共言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41] 參見陶東風：《論文化批評的公共性》，載《文藝理論研究》，2012（2）。
[42] 參見趙勇：《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的消失——中國當代文學公共領域的反思》，載《文藝研究》，2009（1）。
[43] 劉方喜：《重建“學院精神”：文論危機的另一種回應》，載《中華讀書報》，2004-02-11。
[44] 我們認為，文學理論史的研究工作還需要特別加強。雖然當前已有一些文學理論學科史的書寫，但尚留有較大的研究空間。目前的書寫更多是對過往研究的簡單描述和選擇性介紹，尚缺乏有深度的研究，恐怕在曆史意識、理論觀念及方法論上也不很自覺。值得提及的是，學界已有人使用福柯的話語理論、伽達默爾的闡釋學理論及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方法對某一時段的文學理論做專門研究。李春青的《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葛卉的《話語權力與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文論轉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等就是這類著作。
[45] 謝泳：《從“文學史”到“文藝學”——1949年後文學教育重心的轉移及影響》，載《文藝研究》，2007（9）。
[46] 賀照田：《時勢抑或人事：簡論當下文學困境的曆史與觀念成因》，載《開放時代》，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