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的轉型與大眾文化的興起的確關聯甚密，這幾近成了一個學術常識。不妨說，隻有在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的這種“大文學理論”轉型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麽審美文化、大眾文化在90年代如此迅速地進入了文學理論研究的視域之中，在合法性都未曾來得及詳加論證的情況下，它甚至就已開辟出文學理論界專門的研究領域。[35]同時，也正是在這裏，我們才能理解，這種充當了“大文學理論”的轉型功能的審美文化、大眾文化研究的知識合法性區分為什麽往往也以“轉型”為標準。由此可見，轉型為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理論提供了一種較具合法性的話語權力。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反思當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境況時，往往會將其不如人意之處與大眾文化興起的語境勾連起來。例如，有學人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文學理論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它仍然拘守在原有的學科體係和模式中，與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大眾日常審美經驗和文化生活的關係越來越疏遠”[36]。這種說法當然有其道理，在一定程度上可謂凸顯了大眾文化的重要性，但它有忽視9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已然發生轉型這一事實的嫌疑。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理論並非拘守在原有的學科體係和模式中，且不說轉型已然一如上述的發生，僅就大眾文化已然作為專門的研究領域就可以證明。有學人曾較早地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從“被歧視、受冷落的境遇一躍而成為影響文化主導性的力量，實踐呼喚一種麵對當下發言、富有闡釋效力的文學理論話語的生成。在這種情勢下，文學理論研究發生了潛在的然而卻異常明顯的轉向”[37]。不妨說，這樣的判斷是較為準確的，這恐怕是由於把大眾文化研究納入了文學理論轉型的框架之中，將諸如大眾文化研究以及與大眾文化語境相關的審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文化詩學都視為了一種新的文學理論形態。
然而，為什麽在大眾文化語境下發生轉型的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理論往往會被人視若無睹，令人不滿意呢？這裏我們僅僅提出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予以簡要的討論。在我們看來，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大眾文化的興起為什麽必然使文學理論發生轉型，然而這樣一個具有前提意義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自覺的論證。
第一，轉型並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將大眾文化的興起與文學理論的轉型勾連起來，其合法性更多來自對社會曆史文化語境的理性分析。但這種語境畢竟與文學理論之間有著難以量化的諸多中介環節，諸如為什麽語境變換就一定會導致文學理論的更替，甚至於為什麽識時務般地主動投靠為佳之類的問題也多有存疑[38]。如此境況之下，文學理論為什麽要轉型，以及如何看待這種轉型等問題難免會引起諸多爭議。
更為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往往依據一種知識社會學的分析框架，認為有怎樣的社會文化語境就會有怎樣的文學理論轉型，甚至還在相對而言純粹、理想的語境中想象與認同這種時興的轉型，而對這種轉型缺乏深入的、有學理的批判性思考。事實上，某一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其實並沒有這麽純粹和理想，它所裹挾的某種弊端完全有可能形成一個日後的病灶。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的轉型，其社會文化語境恐怕也沒有這麽純粹和理想。因此，它所固有的弊病難免早已植入文學理論的轉型之中，從而使得這種轉型不可否認地具有某種局限性。晚近有學者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一個並不完美的社會語境使得20世紀90年代的大眾文化/文學在發揮其“祛魅”的積極功能時也攜有犬儒化、無聊化、娛樂化的弊病。[39]在這種境況下，大眾文化的興起與文學理論的轉型之間的關聯性問題，豈不應該被重新“事件化”地加以理解和思考嗎？答案是肯定的。例如，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理論在其具體的研究中並沒有很好地培養出公共性精神和實踐參與的能力，這一點值得重視。它恐怕也是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乃至當今的文學理論表現出不滿的一個重要原因。[40]
第二，什麽是好文學理論？這個既與合法性相關又具有正當性的問題，並沒有在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轉型的語境中被討論，更遑論達成共識。如此，就會導致什麽是文學理論這個問題被遮蔽起來，以至於人們不把諸如與轉型有關的大眾文學研究、文化研究、文化理論、批評理論甚至文化詩學等視為文學理論。不妨說，文學理論界對於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理論是怎樣發生的，包括哪些形態，探討了哪些問題，有哪些好的文學理論文獻，恐怕都不是很清楚。這些問題也不可能隨著大眾文化的發生和文學理論的轉型被自然而然地解決。
因此，大眾文化的興起與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的轉型之間的關係，成了一個需要繼續進行研究的課題。例如：文學理論為什麽要轉型？文學理論的轉型是如何進行的？什麽是大眾文化語境中好的文學理論？轉型後的文學理論是什麽？轉型之後的文學理論研究如何可能……這些問題都應該得到更為深入的論證，都應該接合到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文化語境乃至當下的問題意識中予以理解。其意義不可謂不大，至少它是一個牽涉到文學理論學科發展的基礎問題。這裏僅乃拋磚引玉，期待學術共同體能因此對之投以更多的關注。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並非反對已然具有一定事實意味的大眾文化的興起與文學理論的轉型的發生，隻是認為，文學理論的轉型發展要有一個合法乃至正當的前景。我們依然需要將大眾文化的興起與文學理論的轉型這一研究課題予以“問題化”[41]，並繼續對它展開艱苦而長遠的基礎理論研究。
[1] 參見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2] 王幹等：《王幹文學對話錄》，129頁，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3] 賈明：《現代性語境中的大眾文化》，導論，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金元浦：《重新審視大眾文化》，載《當代作家評論》，2000（1）。
[5] 參見王曉華：《大眾文化的獨特功能與根本局限——個體文化概念的提出》，載《南京社會科學》，1995（6）。
[6] 劉士林：《90年代的娛樂文化研究》，載《東方雜誌》，2000（5）。
[7] 範玉剛：《對大眾文化時代命名的哲學闡釋》，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2）。
[8] 王一川：《麵向文化：文學理論的新轉變》，載《文藝報》，2000-07-04。
[9] 這是借用童慶炳先生的一個說法：“著名文藝理論家童慶炳教授在最近的一次學術沙龍上，提出了一個‘大文學理論’的觀念，引起了與會學者的極大興趣和熱烈討論。童教授指出：近年來文藝理論界的熱門話題，如人文精神問題、終極關懷問題、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問題、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問題等，已遠遠超過一般文學理論的範圍，是人文知識分子全方位地把握當代文化現實的理論企圖。這種企圖又多多少少與文藝理論問題相關，因此可稱之為‘大文學理論’。”參見毛峰：《重建一種詩性尺度——走向大文學理論的時代》，載《文藝評論》，1996（2）。另可參見魏家川：《走向“大文學理論”？》，載《文藝評論》，1996（2）；張婷婷：《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四部，359～370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10] 關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與大眾文化/“產品”的關係，我們也可以從電視節目的變遷中看出一二。有論者宏觀勾勒了1958年電視誕生以來節目發展的三個階段，即從以“宣傳品”為主導的階段到以20世紀90年代以“作品”為主導的階段，而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來，則是以“產品”為主導的階段。參見胡智鋒、周建新：《從“宣傳品”、“作品”到“產品”——中國電視50年節目創新的三個發展階段》，載《現代傳播》，2008（4）。
[11] 不少論者認為，大眾文化已然成為一種“新意識形態”。比如，戴錦華認為大眾文化“隱形書寫”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意識形態”。參見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她還認為，大眾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參與著轉型期的當代中國文化構造過程”。參見戴錦華：《文化地形圖及其它》，載《讀書》，1997（2）。李陀則認為：“大眾文化可能正在成為今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借以建構起來的主要動力和主要機製。”參見李陀：《“文化研究”研究誰？》，載《讀書》，1997（2）。汪暉也認為：“在1989年之後的曆史情境中，中國的消費主義文化的興起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事件，而是一個政治性的事件，因為這種消費主義的文化對公眾日常生活的滲透實際上完成了一個統治意識形態的再造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大眾文化與官方意識形態相互滲透並占據了中國當代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劇化的則是知識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識形態。”參見汪暉：《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載《電影藝術》，1995（1）。王曉明同樣認為20世紀90年代的大眾文化讓我們走進了可謂之為“新意識形態”的“大時代”。參見王曉明：《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王曉明：《半張臉的神話》，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
[12] 不僅文學已然大眾文化化了，甚至文學批評都有了大眾文化化的趨勢。就微觀而言，它已然成為一種批評形態，媒體批評可以說就是這樣的形態。就宏觀來說，文學批評的任何形態都可能無法脫離大眾文化語境下的書商、媒體等，以至於有學者提出“‘書商’等‘文化工業’對批評的‘引導’及各種批評形態間的互動關係，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的新問題”。參見王一川：《批評的理論化——當前學理批評的一種新趨勢》，載《文藝爭鳴》，2001（2）。
[13] 黃崇超：《大眾文化轉型背景下文學的“泛文化”轉向分析》，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
[14] 參見王一川：《麵向文化：文學理論的新轉變》，載《文藝報》，2000-07-04。
[15] 參見李春青、趙勇：《反思文藝學》，9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16] 文學與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和文學理論的關係是值得繼續細究的問題，需要將此問題置於特定的語境中做具體的分析。這裏不妨再簡要指出的是，隻要不將文學視為純自主性的，不將文學界定為精英的事業，並意識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曆史語境和文學活動所發生的“製度性”改變，我們至少就不會將文學與大眾文化二元對立起來。同時，如果我們不將文學理論視為生產“專家”的“學科”，並認同文學理論與公共領域需要緊密關聯，我們就會對文學理論與大眾文化的關係有全新的看法。
[17] 趙勇：《文化批評：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兼論8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的三次轉型》，載《當代文壇》，1999（2）。
[18] 參見餘虹：《文學的終結與文學性蔓延——兼論後現代文學研究的任務》，載《文藝研究》，2002（6）。該文對幾種“文學性”形態的歸納可謂較為全麵。對於廣告的文學性，該文的說法是，它是“最為極端的消費文學，它將虛構、隱喻、戲劇表演、浪漫抒情和仿真敘事等文學手段運用得淋漓盡致”。對於媒體信息的文學性，該文的說法是，“按‘美’的編碼規則對‘現實’進行‘麵部化妝’正是媒體信息的文學性之所在，那些被認為最無文學性的‘現場直播’或‘新聞報道’也是設計編排的結果，它有作者意圖、材料剪接、敘事習規、修辭虛構和表演”。
[19] [法]德裏達：《解構和他者》，轉引自[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評的觀念》，29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20] 參見[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101～109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21] 汪暉：《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載《電影藝術》，1995（1）。
[22] 參見陶東風：《社會理論視野中的文學與文化》，自序，1～6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
[23] 張法：《中國文論轉型的幾個維度》，載《思想戰線》，1994（4）。
[24] [美]格羅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流通》，見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6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5] 陶東風：《大眾文化教程》，6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26]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20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的啟蒙，我們需要更為複雜的知識立場。這裏並非毫無批判地完全認同。因為回到現實語境，這種啟蒙並沒有那麽簡單。而且即使在理論上，啟蒙的存在樣式也常常是一種張力的結構。
[27] 參見陶東風、金元浦：《從碎片走向建設——中國當代審美文化二人談》，載《文藝研究》，1994（5）。
[28] 李春青：《“大眾文化”與文學的命運》，載《求索》，1994（4）。
[29] 參見王一川：《從啟蒙到溝通——90年代審美文化與人文精神轉化論綱》，載《文藝爭鳴》，1994（5）。
[30] 參見[美]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14～5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1] 參見張頤武：《“新文學”的終結與新世紀文學》，見王寧：《文學理論前沿》第3輯，248～25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32] 錢中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載《文學評論》，2001（3）。
[33] 錢中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載《文學評論》，2001（3）。
[34] 錢中文：《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載《文學評論》，2001（3）。
[35] 王一川曾認為“修辭論美學”具有審美文化研究的針對性。同時，對於大眾文化研究，他提議建構一門“中國大眾文化學”。我們可參閱其《從啟蒙到溝通——90年代審美文化與人文精神轉化論綱》（《文藝爭鳴》1994年第5期）、《當代大眾文化與中國大眾文化學》（《藝術廣角》2001年第2期）等文。
[36] 陳傳才：《當代文化轉型與文藝學的重構——關於當代文藝學建設的思考》，載《文藝爭鳴》，2003（3）。
[37] 邢建昌：《90年代文學理論的發展》，載《文藝報》，2000-12-05。
[38] 這裏不妨說明的是，有時候，道理講不通，但並不妨礙曆史的實踐發生。也就是說，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並非都是在有自覺的合法性意識的前提下被生產出來的，即便如此，也並不妨礙其實際的知識生產。這就使我們可以從經驗的角度來指認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轉型的合法性。同時，從我們已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角度看，我們的研究似乎有追問的意味，同時，這也使得我們的研究有一定的重建合法性的旨趣。
[39] 陶東風：《文學的祛魅》，載《文藝爭鳴》，2006（1）。
[40] 從這個方麵看，晚近文學理論的再政治化問題就值得人們重視起來。具體而言，在筆者有限的視野裏，有兩位學者的研究值得重視。其一，陶東風的政治批評。參見陶東風：《文學理論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陶東風：《文學理論與公共言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陶東風：《文化研究與政治批評的重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其二，劉鋒傑的文學政治學。參見劉鋒傑、薛雯、尹傳蘭等：《文學政治學的創構——百年來文學與政治關係論爭研究》，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
[41] 由“轉型”而來的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中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得到了追問與辯論，成為20世紀90年代文學理論的一道理論風景。雖然它還未曾有過一個具有共識性的答案，但這種提問本身就逐漸成就了一種回答，可將其命名為“反思性的文學理論”。對此，已有學人做了相關研究。參見李春青、趙勇：《反思文藝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