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學理論學科曆史的書寫主要出現在2000年前後。[26]杜書瀛、錢競主編的《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是其中最為知名的著作。該書對20世紀的文藝學學術史進行了非常自覺而嚴謹的研究，由四部五本構成：錢競、王飆撰寫第一部，辛小征、靳大成撰寫第二部上卷，曠新年撰寫第二部下卷，孟繁華撰寫第三部，張婷婷撰寫第四部。[27]全書總序由杜書瀛撰寫。[28]這裏就以此總序為對象，考察其曆史書寫中的學科反思。
杜書瀛有自覺的曆史意識和學術史意識，於是在該書導論部分辨析了“20世紀”時段劃分的合法性，將文藝學學術史與文藝學史、文藝學思想史做了相對的分離，追問了研究“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的意義，說明了書寫文藝學學術史的基本理念，描述了百年中國文藝學的運行軌跡，從學科曆史發展中反思了有益的啟示，等等。就此，我們可以認為，他的學術史書寫是目前我們所見最為專業的書寫，既具有開拓意義，又具有典範意義。
杜書瀛認為，研究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的目的是建設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藝學。換言之，他認為我們要走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藝學學科之路。那麽，這種建設如何可能呢？結合杜書瀛的說法，我們可做如下闡釋。
首先，“麵對現實，研究現實的新發展、新特點、新需要”。現實社會文化與文學是文藝學學科發展的根源和資源，文藝學學科的發展不能離開現實，相反要沉潛現實，捕捉現實，把握現實，努力與現實社會文化及文學形成互證互釋的良性關係。在杜書瀛看來，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其次，“麵對傳統，向傳統尋求資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藝學不能割裂傳統，離開了傳統的文論發展，往往沒有本土文化氣息，缺乏曆史感，因此很難做出真正的實績。包括古代文論在內的中華文化並沒有因為現代社會轉型而完全斷裂，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它依然幽靈般盤旋在當代。為此，我們需要自覺地從古代文論傳統中尋求資源，並根據實際需要加以靈活運用。這恐怕是擺脫當前文藝學研究困境的一條有效途徑。
再次，“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有價值的文藝學思想”。百年來的中國文論建設一直在學習西方，學習的結果是帶來了中國文論的長足發展，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妨直接以學者的成長為例予以說明。“五四”前後王國維、梁啟超、魯迅那代學人與西學相遇而獲益匪淺，並積極譯介西學，推動了彼時文論的發展，這當是不可否認之事。當代學人的成長亦可為證。趙一凡、王逢振、王一川、王寧等文論界知名學者，幾乎都有國外學習經驗。[29]即使沒有直接出國學習，其他文論界知名教授都很難說沒有研習過西方理論，更不可否認其學術成績的獲得與西方有關。對此，隻需要看看他們的著述即可獲此體認。為此，我們的確應該認同杜書瀛所言：外來的學術思想引入，往往是造成本民族文藝學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質的變化的極其重要的因素。文藝學學科的發展不可一日停止向外開放學習，這當是不刊之論。
最後，在繼承百年來文藝學傳統的基礎上“接著說”。當代文藝學學科建設要特別重視現代傳統，因為它是離我們最近的傳統。這個傳統雖然也有外國因素，但畢竟隻是因素，它更多是對現代社會文化和文學的回應。因為離我們近，所以當代文論發展受其影響最大，或者說，當代文論發展直接就從它那兒來。現代文論建設中遇見的問題，在當代恐怕都會遇見，如如何處理與西方的關係、怎樣解決文論與政治的關係問題等。現代傳統是怎樣形成的？有哪些成績教訓？這都是我們要麵對的。這恐怕也是杜書瀛研究20世紀中國文論的重要原因。因此，與古代傳統相比，我們更應該重視這一傳統。我們切不可繞開這個傳統直接鑽到古代的故紙堆裏去。
杜書瀛在談了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現代文藝學之後，還從百年來中國文藝學的發展軌跡中，梳理了對當下學科建設有啟示性的幾點意見。
第一，走出“學術政治化”的誤區。在杜書瀛看來，“學術政治化”是“製約百年文藝學學術研究深入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30]。毋庸諱言，“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是包括文藝理論在內整個20世紀的文化主旋律，為此，百年來的文藝理論的確從未遠離政治，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亦是文學理論的主題。這個過程中出現過政治對文論的極大傷害，以至於“文藝學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和俯首帖耳的工具”[31]。就此而言，在文藝學學科發展過程中，如何維護自身的自主性，避免政治的傷害恐怕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是否存在堅實的保護層呢？杜書瀛沒有繼續言說。我們不妨在此發揮一下。也許最為重要的是改變對政治的理解，既而改變政治的理論形態及其實踐。一如我們曾指出的那樣，政治實有多種形態。所謂“學術政治化的誤區”，所謂“文藝文論乃至文化為政治所傷害”雲雲，其“政治”指的都是“壞的政治”，如意識形態政治，甚至集權主義政治。如果我們的文藝可以創構一種具有公共性的政治，也就是通過建構文學公共領域，既而引導政治公共領域的生成，那麽，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的傷害。[32]就文學研究而言，這應當是政治批評或文學政治學努力的方向。[33]
第二，不封閉。百年來的文藝學學科發展告訴我們，什麽時候閉關鎖國，搞狹隘的、不開放的文化民族主義，什麽時候文藝學學科建設就會停滯不前，甚至凋零萎縮直至消失。這的確是被實踐所證明了的。例如，“**”時期的文藝學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自我封閉。那時的文藝學問題之所以很多，就是因為隻學蘇聯，沒有進行真正的開放。新時期以來，通過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二三十年，中國文論逐漸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一定影響。[34]杜書瀛為此呼籲道：“‘莫封閉，要開放’，這是百年來文藝學建設和發展的重要經驗。”[35]
第三，多元化。學術觀點的多元和差異是正常的，沒有分歧和異見倒極可能是不正常的。隻要是在自由寬鬆的文化語境下，關於某一文學問題的理解必定是豐富多彩的。[36]同時，因為或可以集思廣益，或有場域內角逐的存在，所以學界對某一問題的理解會更全麵、更深刻。此時，文藝學知識生產狀況就會比較好，學科的發展態勢也總體向好，因言獲罪的情況往往可以得到避免。為此，堅持學術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正確的，這是被經驗所證明了的。相反地，在“罷黜百家，獨尊一家”的語境下，文藝學知識生產就無法正常進行了。這也是被事實證明了的。“**”企圖消除歧見，最後“造成了一段時間學術研究包括文藝學學術研究凋零、衰敗，萬馬齊喑”[37]。為此，我們非常認同杜書瀛所言：“對學術發展來說，多樣化、多元化絕對是一個好現象。多元化、多樣化的氛圍，也是學術發展的最好氛圍。因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從學理上說，絕對是發展學術的好政策。”[38]這也是文藝學界諸多學人主張交往對話的原因所在吧。[39]
第四，處理好“知”與“思”的關係。所謂“知”，其意是說文藝學學科的知識生產是科學研究，要搞清楚研究對象是什麽的問題，也就是要走進它，搞懂它。但文藝學學科的知識生產是人文學科的知識生產，因此，不能停留於是什麽的問題，或者在搞懂是什麽的問題時，必定要在此基礎上介入思想和價值觀念，有形而上的思索。換言之，文藝學學科知識生產隻有有“思”，才會深刻，才會有人文性。在杜書瀛看來，百年來的文藝學研究往往缺少哲理深度，抽象得不夠，也就是偏於知而輕於思，知與思沒有做到更完美的結合。[40]
應該說，杜書瀛的文藝學學術史書寫非常專業，據此引發的反思也很有價值，其中最為珍貴的恐怕是他所指出的文藝學學科發展要賡續現代傳統。這甚至是他研究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的根本原因。我們認為，突出現代傳統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裏我們就以此為重點進行一番簡要討論。我們先來看看關於當代文論的時段劃分問題。毋庸諱言，學界關於當代文論時段劃分的理解至少有兩種。
第一種，是約定俗成地將1949年或1942年以來的文學理論視為“當代文論”。這給人造成的印象是“當代文論”與“現代文論”有別。如果根據文論曆史發展背後的“政黨政治史”的異質而將兩者區分開來，也未嚐不可；但因此否認當代文論與現代文論的關聯，甚至認為當代文論要有別樣的現代性，這恐怕是不合適的。無論將現代作為簡單的時段，還是將當代與政治史關聯起來，我們都不否認，作為文學理論的現當代，其實都是或者都要追尋現代性。換言之，中國文論自“五四”以來就走向了現代世界，已然在世界文論場域中存在。這是我們無法否認的事實，也是未來發展的趨勢。為此，杜書瀛將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視為一個整體，認為它從古代的詩文評轉變為現代形態的文藝學，這是非常有見地的。也正因此，我們不能過於強調現代文論與當代文論的異質性，以至於忘記了現代文論開啟的現代性新質，而且這新質不可能不為當代文論所繼承。即使當代文論在實踐中出現了偏差，那也得認為正是因為它違背了現代文論傳統。著名學者錢中文曾主張用現代性為理論視域觀照中國20世紀文論，並認為已經形成了現代文論傳統。錢中文還一再強調，當代文論建設隻能以現代文學理論為基點。[41]其觀點與杜書瀛一致，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第二種，是將“當代”約定俗成地視為“當今時代”，而後特別強調“當代”文論建設要有“中國特色”。為了強調有“中國特色”，有學人往往不加反思地忽略現代文論傳統而主張直接回到古代文論傳統，甚至在用語方麵都要求恢複古代漢語，似乎如此才足以表明其“中國性”。[42]倡導“中國性”，甚至在中國古代文論傳統中涵濡浸染固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問題是，已然進入文論世界史的中國文論，不能再臆想回到純粹的中國古代，試圖去那裏尋找自我認同的“中國性”。實際上，中國古代並不是鐵板一塊的，它那裏既沒有純粹的中國性，也沒有能力獨自代表中國文論的“身份”。
為此，杜書瀛強調當下要建設的文論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論，這是非常有見地的。他說，研究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就是要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藝學服務”[43]。杜書瀛曾自覺地聯係世界曆史來講述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並且指出：“現代形態的文藝學，就是這樣誕生、成長和發展的。這個過程現在仍在繼續。”[44]因此，我們在強調“中國特色”的同時，切不可忽視杜書瀛所言及的“現代”二字。王一川更是徑直用“現代文論”來總括百年中國文論。[45]總之，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我們把上述三種時段的文學理論學科曆史書寫納入學科反思的問題框架中予以述評，是非常有必要的。其一，它可以讓我們明了文學理論學科知識生產的得失，既而更為自覺有效地展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其二，如果不將它納入學科反思的框架中敘述，我們往往理解不了這些研究成果，比如貼上論題宏大論證浮泛的標簽，或者與空疏的學風扯上關聯。而一旦我們明白其反思的意圖，則可免去這些不必要的誤解。其三，對於學人自身而言，這種研究往往是個人的學科曆史，而這種曆史的書寫在表明其學術的自覺外，還提供了人們觀察文學理論學科曆史書寫的一個視角，甚至是一個真正的曆史視角，因為大多的文學理論學科曆史書寫往往雜碎拚貼而並沒有自覺的曆史觀。鑒於此，我們有必要重視這種以書寫學科曆史的形式來展開學科反思的做法。
[1] 這裏需要說明三點。其一，這裏所謂百年、六十年、三十年都是文獻內指的時間，而非文獻發表的時間，更非筆者撰寫本書的時間。其二，除了百年、六十年、三十年之外，尚有十年時段、二十年時段、五十年時段等少量總結與反思的研究文獻。例如，錢中文：《在蛻變中：新時期文學理論十年回顧》，見《文學理論：走向交往與對話的時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劉小新、王偉：《新世紀十年文學理論回眸》，載《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1）；湯學智：《輝煌的20年——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述評》，載《社會科學戰線》，1998（1）；張婷婷、杜書瀛：《新時期文藝學反思錄》，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杜書瀛：《新時期文藝學前沿掃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其三，由於篇幅所限，這裏僅選擇了非常有限的幾種文獻，這也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2] 三十年時段的文藝學學科回顧與反思的文獻較多，其中重要的有錢中文：《文學理論三十年——從新時期到新世紀》，載《文藝爭鳴》，2007（3）；童慶炳：《政治化—學術化—學科化—流派化——從三十年來文藝學學術的發展看高校學術組織任務的演變》，載《江西社會科學》，2007（3）；童慶炳：《延伸與超越——“新時期文藝學三十年”之我見》，載《文藝爭鳴》，2007（5）；王元驤：《當今文學理論研究中值得認真思考的三個問題——文學理論三十年的回顧與反思》，見《論美與人的生存》，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董學文《近三十年我國文學理論的“轉型”問題》，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4）；董學文：《近三十年中國文學理論的趨勢》，載《文藝爭鳴》，2007（7）；董學文：《怎樣總結新時期文學理論的曆史》，載《甘肅社會科學》，2007（4）；董學文：《文學理論研究的指導思想問題》，載《高校理論戰線》，2008（3）；董學文：《新時期文學理論回顧與反思的幾個問題——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載《社會科學戰線》，2008（9）；董學文：《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的基本經驗》，載《高校理論戰線》，2008（10）；魯樞元：《河東，河西——也談文學理論三十年》，載《文藝爭鳴》，2007（9）；馬龍潛：《論新時期文學理論發展進程回顧和反思的思想理論基礎》，載《甘肅社會科學》，2007（4）；周平遠：《從“泛學科化”到“去學科化”——文藝社會學視角的中國文論30年及應對策略》，載《湖南社會科學》，2008（5）；李益蓀：《思考和建議——我看30年文論發展的曆程》，載《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王一川：《從啟蒙思想者到素養教育者——改革開放30年文藝理論的三次轉向》，載《當代文壇》，2008（3）；賴大仁：《新時期三十年文論研究》，載《文學評論》，2008（5）；邢建昌：《文學理論三十年的知識演進》，載《文藝報》，2008-10-18；汪正龍：《文藝學研究三十年》，載《文藝爭鳴》，2008（11）；陳雪虎：《人文之維及其當代麵對：文論美學30年回望》，載《當代文壇》，2008（3）；章輝：《西方知識與本土經驗：新時期文藝學三十年》，載《人文雜誌》，2008（6）；蓋生：《價值焦慮：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熱點反思》，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此外，學界還舉辦了相關學術會議。2007年6月23日至25日，華中師範大學等聯合主辦了“文學理論三十年——從新時期到新世紀”學術研討會暨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第四屆代表會。參見孫文憲：《文學理論三十年：從新時期到新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7（6）。2008年，北京大學舉辦了“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學術研討會。參見金永兵：《文學理論：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學術研討會綜述》，載《高校理論戰線》，2008（8）。2010年6月18日至21日，蘇州大學舉行了“回顧與展望：三十年來文藝學跨學科研究學術研討會”。參見王耘：《回顧與展望：三十年來文藝學跨學科研究學術研討會》，載《文藝理論研究》，2010（4）。
[3] 該導言又獨立成篇，曾以《新時期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文藝學發展曆程》為題發表在《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上。
[4] 曾繁仁：《新時期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文藝學發展曆程》，載《文學評論》，2007（3）。
[5] 曾繁仁：《新時期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文藝學發展曆程》，載《文學評論》，2007（3）。
[6] 曾繁仁：《新時期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文藝學發展曆程》，載《文學評論》，2007（3）。
[7] 曾繁仁：《新時期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文藝學發展曆程》，載《文學評論》，2007（3）。
[8] 六十年時段的文藝學學科回顧與反思文獻，主要有錢中文、吳子林：《新中國文學理論六十年（下）》，載《社會科學戰線》，2010（4）；童慶炳：《走向新境：中國當代文學理論60年》，載《文藝爭鳴》，2009（9）；金濤：《文藝學六十年：從理論初探到綜合創新——訪著名文藝理論家、北師大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童慶炳》，載《中國藝術報》，2009-09-29；朱立元、栗永清：《新中國60年文藝學演進軌跡》，載《文學評論》，2009（6）；姚文放：《共和國60年文學理論的理想訴求》，載《文學評論》，2010（1）（該文完整版參見姚文放：《共和國60年文學理論的理想訴求及其嬗變》，見錢中文、丁國旗、楊子彥：《新中國文論60年》，43～53頁，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歐陽友權：《中西文論60年行進態勢及成因》，載《貴州社會科學》，2009（10）；楊向榮、傅海勤：《邊界位移中的知識建構與反思——六十年文藝學學科的發展走向》，載《理論與創作》，2009（4）。此外，學界還舉辦了相關學術會議。2009年7月16日至20日，貴陽花溪召開了《“新中國文論6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第六屆年會》。參見譚德興、林早：《“新中國文論6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10（1）。
[9] 陶東風、和磊：《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1949—2009）》，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10] 王嘉良、顏敏：《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下冊，22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1] 文藝批判運動之如是，甚至從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對王實味、丁玲的批判就已經開始。對此，有學人評論道：“這是延安時期發生的一場較大規模的文學批判運動，盡管這場批判運動因其對象不同而批判程度有別，但開了從文學思想批評上升為政治鬥爭運動之先河。它以政治鬥爭替代文學批評的運動方式，采取行政的手段有組織有步驟地開展群眾性批判運動的方式，對受批判的對象進行分化處理的手法，都為新中國文學‘公共空間’的瓦解埋設了有害的精神種子。”參見王嘉良、顏敏：《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下冊，20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2] 公私的關係有一元論（滅私奉公、滅公奉私）和二元論。有日本學者曾提出“活私開公”的三元論理解。對於公私一元論，有學人曾很好地評論道：“滅私奉公（公一元論）和滅公奉私（私一元論）是公私一元論的兩種極端形態，盡管二者強調的重點不同，但在個人尊嚴喪失或者他者意識薄弱的公共性意識欠缺的問題上卻是相通的。”參見卞崇道、林美茂：《公共哲學，作為一種嶄新學問的視野》，見[日]佐佐木毅、[韓]金泰昌：《國家·人·公共性》，2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54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14] 有學人用“私人空間的焦慮”來評論1949年以來尤其是1956年以來的文藝運動，這的確非常有見地。例如，柏定國就寫道：“毛澤東在二十年間曾經不懈地發起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批判，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實施‘和平演變’策略的根源。這可以看作‘毛式焦慮’的一種具體表現，是一種政治無意識狀態中對私人空間的焦慮。毛澤東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前提經驗，正是因為長期的戰爭造就的、少有私人自足空間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經驗。”參見柏定國：《中國當代文藝思想史論（1956—1976）》，20～2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15] 陶東風、和磊：《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1949—2009）》，9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16] 人們常常因此情願遠離政治，因為政治的形象已然敗壞了，可以用這樣的語詞來修飾，即敏感的，恐怖的，黑暗的，潛規則的，醜陋的，肮髒的，鉤心鬥角的，權力鬥爭的，謀取私利的，等等。陶東風對政治汙名化現象進行過論述。他強調，由於長期封建社會的黑暗專製政治的作祟，更由於“**”造成的負麵效應，在中國，“政治”被汙名化，成為一個被極大敗壞了的概念，以至於很多人認為政治就是權力鬥爭，就是陰謀詭計、以權謀私，等等。參見陶東風：《阿倫特與當代中國問題》，載《學術界》，2015（8）。
[17] 錢中文：《曲折與巨變——百年文學理論回顧》，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9（6）。
[18]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阿倫特的政治思想》，60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9] 孟繁華：《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9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20] 陶東風、和磊：《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1949—2009）》，18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21] 需要說明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文學公共領域的出現和存在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包括陶東風在內的一些學者對此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討論，可參見趙勇《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的消失——中國當代文學公共領域的反思》（《文藝研究》2009年第1期）、陶東風《論文化批評的公共性》（《文藝理論研究》2012年第2期）、陶東風《從兩種世俗化視角看當代中國大眾文化》（《中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2期）等。
[22] 對此，可參見陶東風的《還“政治”以應有的尊嚴》（《新京報》2013年6月8日）、《重建文學理論的政治維度》（《文藝爭鳴》2008年第1期）和《阿倫特與當代中國問題》（《學術界》2015第8期）。
[23] 參見陶東風：《重建文學理論的政治維度》，載《文藝爭鳴》，2008（1）。
[24] 可參見陶東風《文學理論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評》（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文學理論與公共言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文化研究與政治批評的重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著作。
[25] [英]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245頁，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26] 進行百年文藝學學科反思的有如下文獻。王元驤：《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世紀回眸》，載《文學評論》，1998（5）（該文完整版見王元驤：《文學理論與當今時代》，246～294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錢中文：《曲折與巨變——百年文學理論回顧》，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9（6）；童慶炳、陳雪虎：《百年中國文學理論發展之省思》，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2）；吳興明：《現代性：檢視20世紀中國文論的一種思路》，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4）；謝冕：《百年中國文論述略》，載《東南學術》，2000（1）；陳遼：《百年中國文論的回顧與前瞻》，載《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00（2）；代迅：《百年回眸：世界文論格局中的中國文論抉擇》，見王傑：《東方叢刊》第3輯，28～41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馮憲光：《尋找百年中國文論的學術視點》，見王傑：《東方叢刊》第8輯，桂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夏中義：《“百年中國文論史案”研究論綱》，載《文藝理論研究》，2005（6）；李衍柱：《百年中華崛起與文藝學範式轉換》，載《百家評論》，2013（1）；董學文：《中國百年文學理論嬗變的反思》，載《文藝理論與批評》，1998（3）；董學文：《中國現代文學理論進程思考》，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2）；陳傳才：《文藝學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賴大仁：《20世紀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與發展》，載《學習與探索》，2001（5）；譚好哲、任傳霞、韓書堂：《現代性與民族性：中國文學理論建設的雙重追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楊春忠：《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史論》，濟南，齊魯書社，2007；吳炫：《文與道：百年中國文論的流變及問題》，載《文藝爭鳴》，2011（1）；方克強：《百年中國文論研究的觀念性缺失》，載《文藝理論研究》，2008（2）；王一川：《百年中國現代文論的反思與建構》，載《文藝理論研究》，2013（1）；洪永穩：《迷途與通途——對百年中國文論建設曆史與現狀的反思》，載《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劉陽軍：《“強製闡釋”現象及其批判——兼反思百年中國文論現代化道路》，載《文藝評論》，2016（5）。此外，學界還舉辦了相關學術會議。1996年1月22—26日，學界在廣東湛江市、海南海口市兩地聯合主辦召開了“20世紀文藝理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參見陶原珂：《跨越世紀的思考——“20世紀文藝理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學術研究》，1996（5）。1997年9月14—19日，學界召開了“中國文學研究的世紀回眸”學術研討會。參見孫先科：《百年文學研究的學術性反思——“中國文學研究的世紀回眸”學術研討會綜述》，載《中州學刊》，1997（6）。2012年11月10日，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辦了“百年文學理論學術路徑的反思”學術研討會。參見袁晶：《“百年文學理論學術路徑的反思”學術研討會綜述》，見童慶炳：《文化與詩學》第2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014年10月17—19日，學界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辦了“百年文學理論研究中的中國話語”學術研討會。參見於阿麗：《反思與展望：如何建構中國文學理論話語——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第十二屆年會暨“百年文學理論研究中的中國話語”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藝理論研究》，2015（3）。
[27] 該書2001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
[28] 全書緒論又以《文藝學百年》為題收錄在其《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中，還曾以《從現代文藝學建設談到百年學術史研究》[《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對中國20世紀文論和美學的回顧與反思》（《南都學壇》2005年第1期）、《反思百年文論——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年第6期）等為題非連續地刊發。2013年，這部分內容又被其納入《從“詩文評”到“文藝學”——中國三千年詩學文論發展曆程的別樣解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一書第七章中，但有增刪。鑒於引用的方便，這裏主要以《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所收錄的完整版本為參考。
[29] 1981年，趙一凡去美國哈佛大學讀博士；1986年，王逢振去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做博士後；1988年，王一川去英國牛津大學做博士後；1990年，王寧去荷蘭烏得勒支大學做博士後。參見胡疆鋒：《西風東漸30年——西方文論與新時期中國文論建設》，載《當代文壇》，2008（3）。
[30] 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124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31] 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125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32] 王一川在反思百年文論發展時，呼籲用“知識製度保障學術健康發展”，這是有價值的說法。參見王一川：《百年中國現代文論的反思與建構》，載《文藝理論研究》，2013（1）。
[33] 學界已然有學人在嚐試做此工作。可參考以下相關文獻。陶東風：《重建文學理論的政治維度》，載《文藝爭鳴》，2008（1）；陶東風：《文學理論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何言宏：《當代中國文學的“再政治化”問題》，載《當代作家評論》，2008（3）；劉鋒傑：《試構“文學政治學”》，載《學習與探索》，2006（3）；劉鋒傑：《文學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關於“文學政治學”的思考之三》，載《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6）；劉鋒傑等：《文學政治學的創構——百年來文學與政治關係論爭研究》，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曾永成：《文藝政治學導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朱曉進等：《非文學的世紀：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文化關係史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34] 比如，王寧就有一定的國際知名度。筆者近來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江教授與歐洲科學院院士、比利時魯汶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西奧·德漢先生的交流對話，得知連對中國學界不甚了解的西奧·德漢先生都知道中國有個王寧教授。參見張江、西奧·德漢、生安鋒：《開創中西人文交流和對話的新時代》，載《探索與爭鳴》，2016（1）。
[35] 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125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36] 杜書瀛甚至退一步說：“實際上，這樣單一的文藝學，即使它是科學的，也不足以說明那麽複雜的文藝現象。”參見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132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37] 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129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38] 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129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39] 錢中文先生曾以“走向交往對話”作為文學理論著作的書名，並且該書也非常強調多元差異的存在，認為對話交流是好的解決多元差異的理念和方法。這是值得學習的。參見錢中文：《文學理論：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杜書瀛曾經對新時期二十年的文藝學進行總結展望，並且意味深長地說道：“如果說最初那20年由多元化走向大一統——最後特別是到40年代以後，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一統天下。那麽，最末這20年，由於當今時代性質所決定，未來的文藝學發展將不是由多元走向一統，而是走向對話，而且在可以預計的曆史範圍內將長時間地維持這種多元對話的局麵。”參見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134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順便提及一件筆者經曆的事情：童慶炳曾親自為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生創辦名為“對話”的刊物，並且為該刊物題寫刊名。
[40] 參見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128～130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41] 參見錢中文：《文學理論：走向交往與對話的時代》，279～33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2] 學者靳大成曾非常誠懇地指出，我們今天不可能像曹丕時代那樣思考和寫作，甚至也不會如桐城派那樣寫作。於是，他斷言：“在20世紀初的十幾年時間裏發生了一些曆史性的變化，使我們與偉大的古典傳統斷然劃開了一道鴻溝，而在這個斷層的此岸，現代學術體製及其規範已然出場。由此我們形成了一套關於曆史合理性、關於現代性、關於知識的合法性、科學方法論等觀念體係，形成了我們觀察問題、思考問題的認識論框架。這才是前人所驚歎的千年未遇之變局。棋局已換，定式和下法還能重複嗎？”參見靳大成：《研究文學理論，為什麽要反思學術思想史？》，見王曉路：《中外文化與文論》第8輯，100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錢中文先生也曾就此寫道：“我們不可能再來使用古語說話。如果直接轉向古代文論，那麽很可能我們一時連話都不會說了。因為，古代文論中不少話語，我們已對它們十分隔膜，在語義上，與當代文學理論已不相通用，我們不可能用古代文論的話語來闡述當代文學現象。雖然有個別學者使用古代話語撰寫著作，但也隻是針對古籍，而難以對現代文學進行評論。”他認為，我們隻能在現代文學理論的基礎上，充分地研究古代文論，把其中的有用成分，包括它的體係與各種術語，最大限度地分離出來，不是表麵地使用一些古代文論的術語，而是豐富其原有的含義，賦予其新義，與現代文學理論、西方文學理論融合起來，使其成為當代文學理論的血肉，形成當代文學理論的新形態。這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的新形態，一種在長遠時間裏不斷生成、不斷豐富、體現現代性的文學理論的新形態。參見錢中文：《文學理論：走向交往與對話的時代》，329～33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有曆史感的，也是負責任的。
[43] 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98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44] 杜書瀛：《文學會消亡嗎——學術前沿沉思錄》，103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45] 參見王一川：《百年中國現代文論的反思與建構》，載《文藝理論研究》，2013（1）。該文是較為全麵地對百年中國文論進行反思與建構的重要文章，這裏因篇幅所限沒有做專門介紹。但要說明的是，我們已經自覺吸收了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