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文學理論學科發展置於三十年時段中予以考察，與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有關。[2]這也說明文學理論學科曆史不可能回避社會曆史的變遷。不少學人在書寫文學理論學科曆史的同時，甚至強調文藝學學科發展的經驗與社會政治曆史的關聯，比如曾繁仁。

曾繁仁曾以“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新時期文論發展與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體係建構研究”為課題，主編了《中國新時期文藝學史論》。該著作非常全麵地對新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古代文論、西方文論、文藝美學、審美教育、文化理論、網絡文藝學、生態美學和生態文藝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各個二級學科領域的知識生產進行了總結回顧，一定意義上起到了反思文藝學學科發展的作用。這裏僅以曾繁仁撰寫的《中國新時期文藝學史論》的導言為依據，考察其學科反思成果。[3]

首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方針對於文藝學學科發展甚為重要。

在確立新時期起點的時候，曾繁仁將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為標誌年份。在他看來，這次會議所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對文藝學的改革創新起到了重要作用。確立1978年這一起點非常重要，它意味著“進一步明確了我國新時期文藝學發展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思想指導主線，而今後的發展也仍然需要堅持這樣一條主線。這應該是新時期文藝學發展的最重要經驗之一”[4]。

曾繁仁以對三十年文論發展中的古今中西關係問題的處理為例予以了說明。不可否認，“我國新時期文藝學的發展與其他文化形態一樣，是在古今中西複雜的矛盾與關係中進行的，但主要麵對的中西之間的關係與矛盾問題。古今之間的矛盾與關係盡管在新時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讓位於中西之間的矛盾與關係，並滲透其中”[5]。那麽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待西方文論？如何為西方文論尤其是西方現代文論定性？這時候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就非常重要了。在新時期的文藝學發展過程中，正是依靠這一思想路線，我們承認西方現代文論在相對意義上有一定的先進性，對於我們有極為重要的參照價值。在評價“西馬”文論時，“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我們以科學的眼光來看待‘西馬’，肯定了它作為‘左翼激進主義美學’總體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與結合新時代特點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發展與補充，從而將‘西馬’的許多有價值的內容吸收到我國當代文論建設之中”[6]。這足以見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於文藝學學科發展的重要價值。

曾繁仁還以文論的“時空錯位”為例進行說明。西方後現代文論雖然可能與我們有“時空錯位”，但後現代文論本身也是複雜的，既有解構的後現代，也有建構的後現代。建構的後現代能夠滿足我們的現實需要，對於我們有積極的借鑒意義。解決錯位的重要途徑不是拒絕一切後現代，而是從中國的現實與語境出發，有針對性地去借鑒。換言之，隻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能合理地對待西方文論，解決所謂錯位問題。曾繁仁因此指出，中西文論的關係總體而言處理得較好，中西文論的交流對話比較健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始終是在新時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思想路線的指導之下”[7]。

其次，不可忽視西方文論的重要作用，對西方文論要“給予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曾繁仁首先肯定了西方文論的重要作用。他列舉了西方文論之於中國文論發展所起到的三個方麵的作用。一是它“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論的現代轉型”。毋庸諱言，新時期初期，由於蘇聯模式的文論限製了我國文論的發展，因此首當其衝地就是要擺脫機械唯物論的文論。此時引進的西方現代文論，由於具有突破“主客二分”思維模式的特點，對於機械認識論文藝觀念也嗤之以鼻，因此正契合我們的需要。於是，它與重新研究闡發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論一起，最終使我們的文論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實踐觀的理論基礎之上，實現了現代轉型。曾繁仁還對新時期以來在文論的哲學基礎之由“物本”到“人本”，再到“主體間性”的軌跡轉變過程中，西方文論所發揮的積極影響進行了肯定。同時，他還考察了西方文論對於新時期以來的文論“由外向內”轉變和“由內向外”轉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二是西方文論有力地促進了“思想的解放，視野的拓寬，使我國當代文論呈現出從未有過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多元共存的良好態勢”。當代文論良好發展格局的存在，不能否認製度所讓渡的公共空間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認西方文論起到的直接作用。若沒有西方文論在知識形態上的“眾聲喧嘩”，當代中國文論的“百家爭鳴”狀況恐怕難以出現。就此而言，曾繁仁的觀點是符合實際的。三是在西方文論的影響下，我們找到了我國當代文論發展的古今中外綜合比較的發展道路和方法。

與此同時，曾繁仁也意識到，我們雖然引進了較多西方文論，但是存在吸收不夠的現象。我們並沒有借此完成有中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建構。

最後，始終不忘如何建設當代中國文論，這無疑是文學理論學科發展的目標。

在曾繁仁看來，在新時期西方文論的影響下，我國文論界使用“綜合比較”的方法來發展中國當代文論，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換言之，西方文論的引進，其根本目的還是幫助我們更好地建設當代中國文論。同時，回顧學科發展三十年的曆史，其目的也是更好地建設今天的中國文論。我們可以看出，曾繁仁始終以如何建設當代中國文論作為問題意識。依其之見，當代中國文論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具體而言，要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與“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指導下，走有中國特色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之路。我們認為，就西方文論之所以能夠對中國文論發揮重要作用而言，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不可想象的。為此，繼續回到現實語境中，從實際出發，更為自覺地學習西方文論，既而找到一條有益於當代中國文論發展的道路，這與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和旨趣目標是契合一致的。

應該說，曾繁仁對新時期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三十年文論發展史的描述和評說是符合事實的。他對西方文論的重視和公允的評價，尤其值得當前某些對西方文論持偏見的學者重視。他所總結的學科發展經驗和成績也是非常值得我們珍惜的。雖然在萬餘字的論文中，他不可能做到更為細致地結合社會文化語境反思這些經驗和成績之所以可能的社會條件和學理原因，也因故沒有批判性地提出學科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但這些較為合乎文論發展實際情況和應然存在的肯定性觀點，對於一個學科的持續健康發展來說已然有重大價值。因此，這種類型的學科反思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