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研究對象問題十分重要，所以才能引發爭鳴。童慶炳曾指出，文學邊界問題“隱含了許多重大問題。比如，我們究竟處於什麽時代？是後現代，還是現代，還是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共存？又如，當今社會流行的‘主義’是什麽？是消費主義，還是求溫飽‘主義’，還是消費與求溫飽並存？再如，文學是否會消亡，還是已經消亡？對於費瑟斯通一類學者的舶來品，我們是拿來就用，還是要加以鑒別和批判？當我們吸收外來東西的時候，是否還要主體性？對於今天高科技的發展給我們帶來的東西，我們是否要加以分析？在商業大潮麵前，人文知識分子是否要保持批判精神？”[61]
對於爭鳴本身的重要性，早有學者發覺並做了相關反思研究。這裏我們僅以李春青的研究為例。李春青以自覺的反思意識，對這一邊界之爭進行了多維度的解讀，這恐怕也是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關於此一問題的最深入解讀。
李春青認為，邊界之爭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學術事件，其背後乃是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兩種研究範式的較量，因此牽涉到文學理論學科的發展走向問題。[62]為此，他對討論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挖掘。依他之見，論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存在多方麵的分歧。
第一，在言說立場方麵，文學理論研究模式持20世紀80年代的人道主義精神和精英意識，表現出一種審美中心主義的姿態，將審美與自由、人性相勾連，把維護文學的審美特征視為對知識分子自身的社會擔當和價值理想的堅守。而文化研究模式則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傾向，已然不相信任何本質，也失去了人文**，往往很理性地與其研究對象保持相當的距離，即使批判，也是隱微書寫其關於社會政治體製的具體批判。
第二，在言說者身份方麵，相對而言，文學理論研究模式偏於認同“立法者”身份，而文化研究模式則往往以“闡釋者”身份自居。持前一種身份的文學理論研究者往往以社會導師自居，試圖引領文學趣味；而持後一種身份的文化研究者則以平等的姿態與他人從事“有教養的交談”。
第三，就文學場域中的位置而言，持文學理論研究模式者在場域中占有有利位置，他們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文化資本，不甘於被文化研究模式所取代；而持文化研究模式者為了改變場域位置，另起爐灶，操新話語以獲得文化資本，既而改變在場域中的位置。
第四，就常識而言，堅持文學理論模式者，因為其知識結構比較適合闡釋文學，因而對新出現的日常生活審美化難以接受；主張文化研究模式者無非是對新出現的東西比較敏感，有興趣。[63]
李春青承認這四個方麵的見解非個人見解，隻是理論視角下的一些說法。但這樣的解讀的確有助於我們看清邊界之爭的“真相”。這裏，我們接著李春青的研究，勉為其難地再提出幾點與文學邊界及文學理論學科發展有關的問題予以簡要討論。
首先，對學科專業的理解問題。
在現代學科體製下，保持必要的學科界限是可取的。隻有通過學科才能實現專業化。而既然需要學科，那麽如果一個學科沒有獨特的研究對象，其存在的必要性恐怕將大打折扣。就此說來，文學理論的確要研究文學。通過研究文學，文學理論研究者具備了專門的“文學知識”，在麵對文學文本時，能夠說出非文學理論專業人士說不出來的“文學話語”，這當是學術研究的目的之一。如果能成為專業的文學理論家，就再合適不過了。這當是持文化研究模式者也會認同的。然而，如果把文學理論視為“意識哲學”，局限在學科專業術語裏思辨，而不去關注文學在當今時代的生存處境，由此恐怕很難確證當下文學理論學科的合法性。從這個方麵看，文學理論開放自我是有其必要性的。這種開放既包括學科與學科之間的開放，也包括學科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開放。隻有學科間的開放，才能保證知識生產的有效。事實上，麵對複雜的研究對象，也隻有打破學科壁壘，實現學科串聯，才能獲得關於研究對象的有效闡釋。同時，任何學科都隻有在積極回應現實生活提出的問題時，才能循此介入現實，實現學科研究的目的。
文學理論學科也不例外。它在從事專業知識生產的時候無疑有開放自我的內在訴求。如果認同文學理論並非原發性的生產知識的學科[64]，那麽文學理論甚至隻有在這種開放中才能獲得關於文學的知識。而由於今日的文學有了新變化，所以出現了學人描述過的新景觀：“今天社會的審美活動已經大大不同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的界限和範圍。從某種程度上看，今天占據大眾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經不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繪畫、雕塑等經典的藝術門類，而是一些新興的泛審美泛藝術門類的活動，如廣告、流行歌曲、MTV、KTV、電視連續劇、網絡遊戲乃至時裝、健美等。藝術活動的場所也已經遠遠逸出與大眾的日常生活隔離的高雅藝術場館，深入到大眾的日常生活空間之中。”[65]這時，文學理論無疑是要突破既定的學科體製在研究對象選擇上的慣例，對新的文學現象開放，並將其接納為研究對象，從而實現文學理論的創新。如果文學理論上述兩種意義上的開放都有需要的話，那麽它自然而然地會有文化研究轉型的訴求。因為文化研究有意識地突破學科體製的束縛，因而是反學科甚至後學科的智識領域。對此，金元浦寫道：“文化研究本質上的多樣性，呼喚人文社會學科的‘綜合治理’——形成由不同學科切入、遵循不同學科方法進行研究的多元話語方式。因此，文化研究是多種範式指導下的各種不同的話語形成的共生並在又相互對話、相反相成的集合形態。”[66]同時，文化研究又有積極介入現實、回應生活的衝動與能力，即“關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審美現象，這是文藝學文化轉向的題中應有之義”[67]。文化研究的這兩個特點，使得當前危機中的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有了關聯。不妨說，這正是文藝學學科反思過程中需要處理的關鍵問題，是持文學理論模式者所要特別加以重視的。
其次，對文化研究的理解與選擇問題。
就實際的情況看，文化研究至少有兩種形態：一種可名之為研究文學的文化研究，另一種可名之為不研究文學的文化研究。前一種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優化現代學科體製下的文學理論，這種文化研究並非不研究文學，隻是對文學的理解不循規蹈矩，不承認故有的文學慣例與等級區隔，不主張僅對象性地研究文學本身，不以鑒定文學的好壞優劣為最終目的。毋寧說，它是要反思一種文學之所以如其所是的社會條件和生產機製。通過這種分析，我們一樣能夠達到人文學科的社會關懷效果。同時，它一改立法者身份，不再直接地抒發文學理想及彰顯社會倫理規範，而是將知識生產的目標鎖定在切實地闡釋現實處境上，告訴人們當今時代的文學為什麽會是這個樣子的。這樣的文化研究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不可否認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已然市場化，並出現了重大變化，一如有學人所概括的那樣：“一是文化作為精神活動開始向物質活動靠攏，物質活動的產出方式與目標結果為文化‘產業’所仿效和跟隨；二是文化的消費需求被高度重視，策劃營銷、包裝炒作等商業活動手段被引入文化實踐活動中，催生了市場條件下中間行業的出現；三是社會文化發展的最終目的，雖然仍是不斷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文化需求，使人們獲得相應的精神享受和審美愉悅，但是，人們對利潤的追逐向往，造成了社會文化終極目標的變異。”[68]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還守住原來的文學研究範式，恐怕難以奏效。此時，文學理論適當地借鑒文化研究的理念與方法無疑是可取的。這也是持文學理論模式者所認同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實尚有另一種文化研究，它不承認現代學科體製，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也不拘於一格。依其之見，整個世界都是文本，都是表意實踐的符號。對於研究者而言，關鍵是通過解讀、分析這些文本符號建立與這個世界的真實聯係，實現人們對身處其中的世界的自覺認知。這種文化研究是跨學科甚至反學科的，具有明顯的後現代性。諸如關於影視、網絡、微信、酒吧、廣告、時裝、拍客、惡搞、禦宅等大眾文化現象的研究都算是這種文化研究。伯明翰文化研究代表作之一《識字的用途》即這樣一種文化研究。持文學理論模式者所反對的，正是這種文化研究。然而，持文化研究模式的陶東風先生對這種文化研究卻甚為認同：“秉承英國文化研究的傳統，中國當代的文化研究/批評已經極大地超出了體製化、學院化的文藝學藩籬，拓展了文藝學的研究範圍與方法，從經典文學藝術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如酒吧、廣告、時裝表演、城市廣場等）。這種研究進入了文化分析、社會曆史分析、話語分析、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綜合運用層次，其研究的主旨已經不是簡單地揭示對象的審美特征或藝術特征，而在於解讀文化生產、文化消費與政治經濟之間的複雜互動。”[69]倘若明白了文化研究的這兩種形態，則會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爭論。但問題是，後一種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是怎樣的關係呢？這就牽涉到文學泛化時代文學理論如何可能的問題了。
最後，文學泛化時代的文學理論如何可能的問題。
如果文學已經泛化了，已經幽靈化為文學性，那麽文學理論便沒有理由不發生轉型，並從事文學性研究。這裏我們非常認同餘虹的說法：文學理論學科的危機一定意義上就是研究對象的危機，在文學邊緣化而文學性中心化的語境下，調整和重建文學理論的對象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70]為此，餘虹認為：“我們可以嚐試跨越現代學科分類的界限，將形形色色的人類話語經驗作為總體文學來設想，而不同的話語隻是總體文學的特例，它們都具有文學性。如果這樣，我們就可以將一篇社論、一條廣告、一個企業的營銷手冊、一條新聞報道、一個理論甚至一個政治家、一個企業家、一個學術明星當作文學作品來研究。這種研究不是說被研究的對象隻是‘文學作品’，而是說可以對它的文學性加以研究，這種研究將有助於對其政治的、經濟的、曆史的、道德的、宗教的意義之理解。”[71]從事文學性研究有助於我們的文學理論介入現實，參與到當前的社會構造中來。否則，文學理論與文學文化及社會現實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很難建立起來，更遑論臻於互證互釋之境。20世紀90年代以來，麵對文藝的泛化，文學理論研究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一是對文藝的泛化，尤其是對泛化過程中出現的新文藝/文化現象持排斥態度。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用過去的理論觀念看待新文藝/文化現象，正如譚好哲所指出的那樣：“有一些文藝研究者和批評家對新的變化中的文藝創作現象缺乏審美上的敏感和理論上的把握，依然從舊有的慣常的思維定式和文藝觀念出發，用老舊的話語來闡釋甚至欲圖規範新的現象，在理論武器的陳舊與創作實踐的新銳之間形成明顯的脫節和反差。”[72]這典型地體現在大眾文化/大眾文學的研究上。有些學人持精英的立場和故有的知識觀念，因此認為新出現的大眾文學/文化現象不值一顧。例如，用經典的文藝規範要求新出現的文學/文化現象，以至於對它們或置若罔聞或大加撻伐。[73]對此，李春青曾指出，由於大眾文化不是在知識階層的審美趣味的影響或引導下出現的，它完全取決於市場和新傳媒的力量，因此，僅僅簡單地否定無濟於事，“唯一恰當的態度就是積極地介入”[74]。
二是對於文學泛化以及新出現的文藝/文化新現象、新問題，僅停留在口頭關注上，而沒有展開研究實踐。這種口頭關注又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有學人認為要積極關注新文藝/文化現象，並且也意識到這種新文藝/文化的新特質，但是未曾切實對這些新文藝/文化現象文本進行分析，也不切實地對這些新文藝的生產、消費機製做深入、具體的“民族誌”式的研究。另一方麵，有學人也在積極關注文學泛化的新現象和新問題，但是以一種立法者的身份對這種新文藝/文化現象做出批判，指責新文藝/文化現象的種種局限，並且提出理想的新文藝/文化規範，可就是沒有去分析這些新文藝/文化何以如其所是，也鮮從受眾的角度考察新文藝/文化接受和消費效應等重要問題，這終究是於事無補的。對此，李春青有過一段精彩的分析，我們不妨引用於此：“知識階層安之若素的那種言說立場已經失去了物質基礎，本身就具有意識形態功能的高科技、現代傳媒、文化消費需求已然悄然無息地取代了知識階層‘立法者’的社會角色，它們成為真正的‘立法者’。經過長期啟蒙精神的熏陶與文化普及而改變了精神狀態的平民百姓成了新的‘立法者’的忠實擁護者，他們之間業已形成‘共謀’關係，而靠話語建構為社會立法的知識階層實際上被擠壓到了社會的邊緣地位。對於知識階層來說，這當然是令人沮喪的事情，但這還不是其悲劇性之根本所在。悲劇性的真正根源是那些精英知識階層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的這種社會境遇的根本性變化，依然認同著原來的社會角色，並且苦心孤詣地進行著話語建構。”[75]與其以一種悲劇情懷去做否定性的批判，還不如改變策略，通過對這種新文藝/文化的具體分析和闡釋，提出具體的意見與建議，並通過各種渠道來多多少少地對它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產生一些影響。
三是將新文藝/文化現象用作他國理論的例證，而不做切合語境的具體研究。對此，譚好哲做了很好的總結：“有一些所謂學院派研究者和批評家則熱衷於以追‘新’逐‘後’的心態操練從歐美引進的新潮理論，僅僅把中國的文藝實踐作為證明其演練之舶來理論的例證，實際上完全脫離了對中國文藝實踐的具體分析……不能解決任何實踐問題。”[76]不對文藝/文化新現象、新問題做具體研究，直接套用他國理論的做法，表麵上是做了研究，有時也能說出一些驚人之語，實際上卻無論如何都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他國理論的引進終究不能替代地方性的知識生產。
誠然，麵對文學泛化和借此出現的新文藝/文化現象及問題，恐怕唯有介入參與才是文學理論的正途。陶東風早已指出：“文藝學的出路在於正視審美泛化的事實，緊密關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現的文化/藝術活動方式，及時地調整、拓寬自己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呼籲重新建立新的‘文學—社會’研究範式，彌補單純的內部研究的不足。”[77]陶東風之見或已逐漸成為共識[78]，然而時至今日，如何具體地展開研究卻依然是一個任重道遠的問題。
[1] 趙勇曾視當今文學泛化為“文學現實”，並描述道：“大眾文化的勃興首先把種種文化產品變成了泛文學的作品，它們一經出現就既改變了文學的既定結構，也形成了一種新的生產與消費模式，還把許多人對文學的理解引導到了大眾文化的思路當中。這不僅意味著文學的生產已規模化與批量化，而且意味著文學受眾接受文學的渠道與途徑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參見趙勇：《新世紀文學理論的生長點在哪裏？》，載《文藝爭鳴》，2004（3）。
[2] 趙勇：《新世紀文學理論的生長點在哪裏？》，載《文藝爭鳴》，2004（3）。
[3] 參見錢中文：《文藝學的合法性危機》，載《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2）。
[4] 關於文學性蔓延的描述，可參考如下文獻。餘虹：《文學的終結與文學性蔓延——兼談後現代文學研究的任務》，載《文藝研究》，2002（6）；金元浦：《別了，蛋糕上的酥皮——尋找當下審美性、文學性變革問題的答案》，載《文藝爭鳴》，2003（6）；陳曉明：《文學的消失或幽靈化？》，載《東方雜誌》，2003（1）。
[5] 參見陶東風：《大眾消費文化研究的三種範式及其西方資源——兼答魯樞元先生》，載《文藝爭鳴》，2004（5）。
[6] 參見《文藝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頁的“當代文藝學學科反思”編者按。
[7] 陶東風、和磊：《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1949—2009）》，61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8] 陶東風、和磊：《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1949—2009）》，62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9] 這組文章是2004年5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和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聯合召開的“文學理論的界限”研討會的會議論文。
[10] 其他相關文章數不勝數，亦包含以下重要文章。李春青：《在消費文化麵前文藝學何為？》，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2）；王元驤：《文藝理論中的文化主義與審美主義》，載《文藝研究》，2005（4）。
[11] 參見李亞萍、楊鐧：《文藝學：危機與突破——第四屆全國文藝學及相關學科建設研討會綜述》，載《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1）。
[12] 參見賀玉高等：《“身體寫作與消費時代的文化症狀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4（4）。
[13] 參見李媛媛：《“文學理論研究中心”成立暨首屆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4（2）。
[14] 參見陶東風、和磊：《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1949—2009）》，62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15] 參見王淑林：《文學的流散與理論的邊界——“多元對話語境中的文學理論建構國際研討會”述評》，見王傑：《東方叢刊》第4輯，桂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16] 參見李誠、閻嘉：《消費時代的文學與文化研究走向》，載《文學評論》，2004（6）。
[17] 參見楊俊蕾、田歡：《“全球化語境下的文藝學應對策略”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5（3）。
[18] 參見李明彥、蘇奎：《全球化語境與中國經驗——“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發展狀況”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藝評論》，2005（3）。
[19] 參見張晶：《“交叉與融通：文藝學學科建設2005高峰論壇”記略》，載《文學評論》，2005（3）。
[20] 參見歐陽友權、聶慶璞：《文藝學的學科邊界與問題意識——新時期文學理論的回顧與展望會議綜述》，見曹順慶：《中外文化與文論》第13輯，198～202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
[21] 相關會議還有一些。比如，2003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南陽師範學院聯合舉辦“文論何為”學術研討會，會上也討論了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參見張德禮、陳定家：《“文論何為”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4（6）。
[22] 楊光：《文藝學、美學新焦點：日常生活審美化》，載《中華讀書報》，2003-12-17。
[23] 需要說明的是，圍繞著文藝學學科反思所發生的一係列爭鳴具有非常自覺的學術自主性，這裏不妨以童慶炳的一段話為例證：“我和曾經是我學生的陶東風爭論問題，純屬學術討論。從我們建立起師生關係以來，我們的學術觀點常有不同，討論甚至爭論是經常的。我認為這是最為正常的最模範的師生關係。我為此感到自豪。因為這表明我們的關係是建立在一心一意追求真理基礎上的。如果我後麵還要寫文章與某些青年朋友討論問題，也要作如是觀。無端的猜測是毫無根據的。”參見童慶炳：《文學理論的邊界——從當前文學圖書印數談起》，載《江西社會科學》，2004（6）。
[24] 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1）。
[25] [美]詹明信、張敦敏：《回歸“當前事件的哲學”》，載《讀書》，2002（12）。本文將詹姆遜譯為詹明信。——編者注
[26] 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1）。
[27] 陶東風：《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新文化媒介人的興起》，載《文藝爭鳴》，2003（6）。
[28] 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1）。
[29] 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化研究的興起——兼論文藝學的學科反思》，載《浙江社會科學》，2002（1）。
[30] 這裏，我們主要關注在文藝學學科反思框架下直接批評陶東風的相關文章。
[31] 趙勇：《誰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怎樣做“文化研究”？——與陶東風教授商榷》，載《河北學刊》，2004（5）。
[32] 趙勇：《再談“日常生活審美化”——對陶東風先生一文的簡短回應》，載《文藝爭鳴》，2004（6）。
[33] 陶東風：《研究大眾文化與消費主義的三種範式及其西方資源——兼談“日常生活審美化”並答趙勇博士》，載《河北學刊》，2004（5）。
[34] 參見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藝學的學科反思》，載《天津社會科學》，2004（4）。
[35] 陶東風：《研究大眾文化與消費主義的三種範式及其西方資源——兼談“日常生活審美化”並答趙勇博士》，載《河北學刊》，2004（5）。
[36] 趙勇：《誰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怎樣做“文化研究”？——與陶東風教授商榷》，載《河北學刊》，2004（5）。
[37] 王德勝：《視像與快感——我們時代日常生活的美學現實》，載《文藝爭鳴》，2003（6）。
[38] 王德勝：《視像與快感——我們時代日常生活的美學現實》，載《文藝爭鳴》，2003（6）。
[39] 需要說明的是，魯樞元該文主要針對王德勝《視像與快感——我們時代日常生活的美學現實》一文，但也涉及陶東風、金元浦。另外，魯樞元該文標題乃刊物所取，為此他曾寫信給陶東風等人致歉。參見魯樞元：《價值選擇與審美理念——關於“日常生活審美論”的再思考》，載《文藝爭鳴》，2004（6）。
[40] 魯樞元：《評所謂“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審美日常生活化”的價值取向析疑》，載《文藝爭鳴》，2004（3）。
[41] 魯樞元：《評所謂“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審美日常生活化”的價值取向析疑》，載《文藝爭鳴》，2004（3）。
[42] 王德勝：《為“新的美學原則”辯護——答魯樞元教授》，載《文藝爭鳴》，2004（5）。
[43] 需要說明的是，其一，王德勝、魯樞元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爭鳴，也並非完全在美學領域內爭鳴。因為對一個牽涉到生存價值的社會文化問題的爭論，很難不突破學科限製。換言之，我們也可以認為要討論日常生活審美化便不得不從原來的哲學美學、文藝美學向文化美學轉型。其二，圍繞王德勝“新的美學原則”的批評，尚有一些值得關注的文獻，如毛崇傑：《知識論與價值論上的“日常生活審美化”——也評“新的美學原則”》，載《文學評論》，2005（5）；朱誌榮：《論日常生活的審美現象與審美本質》，載《文藝爭鳴》，2004（5）；桑農：《“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中的價值問題——兼為“新的美學原則”辯護》，載《文藝爭鳴》，2006（3）。此後，美學界還出現了一些與日常生活審美化相關的研究文章，陳望衡、張玉能、高建平、楊春時、彭峰、劉悅笛等學人都有相關著述。
[44] 童慶炳先生在討論文藝學學科邊界的時候就提及“日常生活審美化”學派的審美觀問題。依其之見，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審美是“感覺的評價”，是眼睛的美學，而非“感情的評價”，更非心靈的審美。而在中國國情下，“感覺上的悅目、悅耳的審美，對於多數人來說還不是第一位的”，因此日常生活審美化不值得提倡。參見童慶炳：《文藝學邊界三題》，載《文學評論》，2004（6）。
[45] 趙勇：《價值批評，何錯之有？——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再思考》，載《文藝爭鳴》，2006（6）。
[46] 就文獻看，童慶炳主要針對的是2003年第6期《文藝爭鳴》的8篇文章和2004年第1期《文藝研究》以“文藝學的學科反思”為題的4篇文章。其中，8篇文章分別是：王德勝《視像與快感——我們時代日常生活的美學現實》、陶東風《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新文化媒介人的興起》、金元浦《別了，蛋糕上的酥皮——尋找當下審美性、文學性變革問題的答案》、朱國華《中國人也在詩意地棲居嗎？——略論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語境條件》、閻景娟《從日常生活的文藝化到文化研究》、黃應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中西不同的“美學泛化”》、魏家川《有關身體的日常語匯的審美生活分析》、陶東風等《日常生活審美化：一個討論——兼及當前文藝學的變革與出路》。4篇文章分別是：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陳曉明《曆史斷裂與接軌之後：對當代文藝學的反思》、曹衛東《認同話語與文藝學學科反思》、高小康《從文化批判回到學術研究》。
[47] 參見賀玉高等：《“身體寫作與消費時代的文化症狀候學術研討會”綜述》，載《文學評論》，2004（4）。
[48] 參見陶東風、和磊：《當代中國文藝學研究（1949—2009）》，62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49] 童慶炳：《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藝學》，載《中華讀書報》，2005-01-26。
[50] 參見童慶炳：《文學理論的邊界——從當前文學圖書印數談起》，載《江西社會科學》，2004（6）。
[51] 童慶炳：《文藝學邊界三題》，載《文學評論》，2004（6）。他一再強調：“文藝學的對象就是文學事實、文學問題和文學活動。”參見童慶炳：《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藝學》，載《中華讀書報》，2005-01-26。
[52] 童慶炳：《文學理論的邊界——從當前文學圖書印數談起》，載《江西社會科學》，2004（6）。
[53] 童慶炳：《文藝學邊界三題》，載《文學評論》，2004（6）。
[54] 童慶炳：《文藝學邊界三題》，載《文學評論》，2004（6）。
[55] 童慶炳：《文藝學邊界應當如何移動》，載《河北學刊》，2004（4）。對於一個學科而言，確保其與其他學科相區隔的關鍵因素是什麽？在這個問題上，陶東風持有不同意見：“一種研究是否屬於文藝學研究並不取決於對象是否屬於純正的文學（何況‘純正’的標準也是變化的、曆史性的），而更多地取決於研究方法與研究旨趣。即使對於《詩經》《紅樓夢》這樣的經典文學，也存在諸如天文學、醫學、農學等非文學角度的研究；而對於那些審美因素、商業因素、經濟因素等混合一體的對象（如廣告），則可以借用文藝學的方法研究其中的審美/藝術、文化、意識形態維度（巴爾特從符號學角度對廣告的研究是經典性的例子）。在我看來，後者離文藝學的研究更近一些。”參見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載《文藝研究》，2004（1）。
[56] 陶東風：《移動的邊界與文學理論的開放性》，載《文學評論》，2004（6）。
[57] 陶東風：《移動的邊界與文學理論的開放性》，載《文學評論》，2004（6）。
[58] 陶東風：《移動的邊界與文學理論的開放性》，載《文學評論》，2004（6）。
[59] 朱立元、張誠：《文學的邊界就是文藝學的邊界》，載《學術月刊》，2005（2）。
[60] 朱立元、張誠：《文學的邊界就是文藝學的邊界》，載《學術月刊》，2005（2）。
[61] 童慶炳：《文藝學邊界應當如何移動》，載《河北學刊》，2004（4）。
[62] 參見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25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63] 參見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250～25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64] 參見李春青：《談文學理論在社會文化係統中的位置》，載《文藝爭鳴》，2005（4）。
[65] 金元浦：《當代文學藝術的邊界的移動》，載《河北學刊》，2004（4）。
[66] 金元浦：《當代文學藝術的邊界的移動》，載《河北學刊》，2004（4）。
[67] 金元浦：《重構一種陳述——關於當下文藝學的學科檢討》，載《文藝研究》，2005（7）。
[68] 方偉：《當代文學的市場化傾向》，載《河北學刊》，2004（2）。
[69] 陶東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載《文藝研究》，2004（1）。
[70] 參見餘虹：《文學的終結與文學性蔓延——兼談後現代文學研究的任務》，載《文藝研究》，2002（6）。另外，可參見餘虹：《白色的文學與文學性——再談後現代文學研究的任務》，見錢中文等：《中外文化與文論》第10輯，2～7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歐陽文風：《從文學到文學性：圖像時代文學研究的重心轉移》，載《理論與創作》，2008（2）。
[71] 餘虹：《白色的文學與文學性——再談後現代文學研究的任務》，見錢中文等：《中外文化與文論》第10輯，6～7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72] 譚好哲：《走向文藝理論研究的綜合創新》，載《文史哲》，2003（6）。
[73] 對此，趙勇曾做了很好的分析。他認為過去的經典是印刷文化語境中的產物，而今天的文學與大眾文化是電子文化或數字文化產品，因此要用適合對象本身的方式去把握對象。而且，趙勇認為，“無論從哪方麵看，大眾文化都成了當今主要的文學形式”，因此研究大眾文化就順理成章了。他為此寫道：“文學理論有必要改變自己既成的思維方式，調整自己的僵硬姿態，把一種麵向經典的闡釋模式轉換為直麵現實的闡釋模式。文學理論必須麵向大眾文化發言。”參見趙勇：《新世紀文學理論的生長點在哪裏？》，載《文藝爭鳴》，2004（3）。
[74]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23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75] 李春青：《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反思》，231～23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76] 譚好哲：《走向文藝理論研究的綜合創新》，載《文史哲》，2003（6）。
[77] 陶東風：《文化批評的興起及其與文學自主性的關係——兼與吳炫先生商榷》，載《山花》，2004（9）。
[78] 關於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人們對日常生活審美化討論的評價中獲得。例如，曾繁仁認為：“這場討論已經遠遠超越了討論自身具體的內容，而具有在嶄新的社會與文化形勢麵前如何建設真正適應現實需要的文藝學理論的重大意義。”參見曾繁仁、譚好哲：《當代文藝理論問題》，9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