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主體問題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過去的研究中有兩次重要的理論建構：一是肇始於第二國際時代，通過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確立的物質本體論模式，這一模式直接影響到蘇聯與東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也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主導邏輯。這構成了哲學傳統教科書的主要內容。二是強調實踐的社會存在本體論意義，形成了實踐主體性的解釋思路。這一思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盧卡奇、葛蘭西、柯爾施等人那裏，表現為張揚人的主體性，強調馬克思哲學的批判性。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展開，國內學界逐漸形成了實踐唯物主義的解釋思路，這是中國學者麵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與變遷，通過重新解讀馬克思的文本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解釋構架。這是從物質決定論向實踐主體性的轉變，這一轉變改變了學界對馬克思哲學的理解，不僅推動著西方學者對馬克思哲學的理解，而且促使國內馬克思哲學思想研究取得諸多創造性成果，甚至形成了具有學派特色的解釋體係。重新探討馬克思哲學中主體的地位與作用問題，就需要對過去的研究史進行一個簡要的清理，以便為新的討論提供契機。

哲學傳統教科書從三個層麵對主體進行了定位。第一，在本體論上，強調物質決定意識。這種決定作用，既體現為時間意義上的物質優先性，又體現為意識內容上的物質決定性。第二，在認識論上，強調認識是主體對客體的反映。第三，在曆史觀上，強調客觀規律的決定作用。嚴格說來，我們這裏所討論的主體，在哲學傳統教科書中，隻存在於認識論與曆史觀領域。由於這一思路將本體看作超於人之外並先於人而存在的物質世界，因此，主體在這個世界中實際上處於可有可無的位置，當主體進入這個世界時，也隻能處於一種從屬性的地位，這使得整個解釋體係具有了“宿命論”的特征。

上述的這種解釋模式引起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柯爾施認為，這種解釋是將超越了德國古典哲學的馬克思拉回到了前康德哲學的水平，從而回到了法國機械唯物主義的傳統中，他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就是要重新回到黑格爾的主體性理論傳統，重新將馬克思哲學解釋為一種批判的哲學。在盧卡奇看來，物質本體論的解釋模式，沒有認識到馬克思的哲學是以曆史運動中的主體—客體為內核的革命的辯證法，因而陷入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物化現實及對這一現實的拜物教意識中。如何實現階級意識的自覺並打破資本主義社會的物化統治，構成了他的《曆史與階級意識》中的一個重要主題。身陷牢獄的葛蘭西，通過反思意大利共產黨的理論前提與革命實踐，認為這種帶有機械決定論的解釋模式，與超驗唯心主義兩極相通：“當你在鬥爭中不具有主動權，而鬥爭本身最終等同於一係列失敗的時候，機械決定論就變為道德抵抗、團結一致、堅韌不拔和不屈不撓的一種巨大力量。”[1]這時在“大眾的意識中，這個概念是對‘如上帝的意’這一呼告的替代品”，[2]無法改變的現實也就被披上了某種合理性的目的論外衣，機械唯物主義隨之變成了一種超驗的唯心主義，“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宗教曾經是而且還繼續是一種‘必然性’，一種人民群眾意誌所采用的必然形式，一種使世界和現實生活合理化的特定方式”。[3]在他們看來，作為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馬克思的哲學從根本上來說所關注的是與人相關的世界，即以實踐為基礎的社會曆史生活。因此，這裏的根本問題不在於人之前的世界是否存在，而是在人與世界的關係中，如何通過作為主體的人來改變這個世界，實現人的解放。因此，馬克思的哲學從根本上來說是強調主體及其曆史作用的哲學，對馬克思哲學的解釋需要在這一維度上來展開。

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的馬克思哲學研究實現了解釋構架的轉換，即從傳統教科書體係轉向了實踐唯物主義體係，實踐、主體成為這一解釋構架的核心範疇。從理論研究的視角來看，這一轉換改變了對馬克思哲學的理解，改變了對馬克思哲學文本的閱讀方式，形成了新的理論構架，並為獨創性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從哲學實踐的視角來看，強調主體與主體性的實踐唯物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呼應，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社會發展注入了精神力量。雖然國內實踐唯物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從主體出發的探索，在理論目的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從馬克思哲學思想研究來看，這些探索為發展和創新馬克思哲學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構架。

第一，將馬克思的哲學聚焦於社會曆史領域，把實踐看作社會存在的基礎，有的學者因此提出了實踐本體論或勞動本體論。在盧卡奇看來，馬克思通過批判改造黑格爾的辯證法，把黑格爾哲學中的曆史傾向推到了它的邏輯頂點。“他把無論是社會的還是社會化了的人的一切現象都徹底地變成了曆史問題，因為他具體地揭示了曆史發展的真正基礎，並使之全麵地開花結果。”[4]在《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盧卡奇進一步認為“勞動過程乃是在人與自然之間發生的過程，乃是人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的本體論基礎”，[5]並以此來展現馬克思對社會存在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批判性認識。與此相應，柯爾施同樣認為，馬克思使一切科學所探討的經驗領域的一切現象，“無條件地服從於他在理論上批判的、在實踐上革命的社會研究的新的唯物主義原則。從一個方麵來看，他並不承認一種‘更高級的’、脫離曆史與社會範圍的所謂‘精神’生活的領域與現象。……從另一方麵來看，馬克思在他的唯物主義的社會研究中，還運用曆史的與社會的範疇如工業、‘經濟’、物質生產，論述了曆史與社會現象本身的整個自然基礎”。[6]在關於馬克思社會曆史理論的具體討論中，柯爾施同樣以物質生產作為實踐的基本形式，並以此作為馬克思社會曆史理論的根基。

在國內實踐唯物主義討論中，學者們同樣強調實踐的社會存在論意義。雖然對實踐的理解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如有的學者強調實踐超越論，有的學者強調實踐本體論，還有學者試圖將實踐與物質本體論協調起來，但從總體上來說，強調實踐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基礎性地位，幾乎成為學者們的共識，與此同時國內出版了不少以實踐作為馬克思哲學基礎的理論著作。對以人類學意義的生產邏輯為原型的“實踐”的社會存在論意義的強調，構成了實踐主體性解釋構架的基礎。

第二，將主體性作為馬克思哲學建構的基本原則。自近代以來，西方社會的發展過程首先體現為人與自然相分離的過程，將自然作為與人相對立的客體加以觀察和研究，以便控製自然。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自然體現了人與外部世界的統一性，當這種統一體被資本主義社會打破後，人們必須重新尋找新的統一性，在哲學邏輯中，對這種統一的追求，就體現為主體—客體的辯證法。盧卡奇認為，在馬克思的辯證法中，置於中心地位的就是“曆史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法關係”。[7]按照他的理解，由於物化現實以及相應的拜物教意識，德國古典哲學並沒有真正解決主體與客體在曆史中的統一性問題，當馬克思將主體—客體的辯證法置於曆史運動的過程中，凸顯無產階級的主體意識時，才可能真正解決這一哲學難題。

與盧卡奇的這種學院式哲學話語表述不同，葛蘭西則直截了當地認為：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曆史上占統治地位的因素不是自然的經濟事實，而是人，他們創造著社會，他們彼此聯係、相互理解。在這種相互聯係（文明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集體的社會意誌。他們了解經濟事實，對經濟事實做出判斷並使之適應自己的意誌，直到這種意誌成為經濟的動力並形成客觀事實，這種客觀現實存在著、運動著，像火山熔岩一樣，能夠按照人的意誌，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開始道路。[8]

正是對無產階級主體性的強調，使得葛蘭西在評論俄國十月革命時認為，相比於將《資本論》解釋為一種經濟決定論的“資產階級化”的思路，十月革命是一場反對《資本論》的革命，因為正是在這一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主體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在國內關於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中，不管是反對實踐本體論還是讚同實踐本體論，對主體性的確認並將之作為馬克思哲學闡釋的基本原則，以強調主體的社會曆史地位和作用，還是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這種認同，一方麵是實踐唯物主義討論的邏輯一致性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麵也體現了馬克思哲學對中國社會發展現實的回應，即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對人及其主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實踐唯物主義討論不僅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學論證，而且即使對這一問題有不同理解，也還是為後來富有個性的解釋框架的形成提供了條件。[9]

第三，強調曆史與自由時間是人的主體性得以實現的境域。在盧卡奇看來，要打破資本主義物化現實及其拜物教意識，隻能求助於在曆史實踐中形成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因為無產階級在其曆史實踐中，不斷感到自身被物化和被邊緣化，從而才能有距離地審視自身在社會存在中的地位與作用，與物化現實和拜物教意識相脫離，並最終能夠將人從這種思想與現實的雙重奴役中解放出來，達到階級意識的自覺。這是一種辯證法的逆轉，這種辯證法來自於曆史。在這裏，曆史意味著真正主體的生成，推動著無產階級的意識上升為曆史發展著的社會的自我意識，“如果資本的物化被溶化為它的生產和再生產的不停的過程，那麽在這種立場上，無產階級就能意識到自己是這一過程的真正的——盡管是被束縛的和暫且是不自覺的——主體”。[10]在這裏，曆史是擺脫物化統治後與物化勞動時間相對立的自由時間，是真正的主體得以生成的境域。

在國內實踐唯物主義討論中，學界關於“曆史”概念的重新討論，同樣體現了對主體解放境域的思考。在一些學者看來，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曆史”主要指以工業生產為基礎的主體活動所創造出來的過程，這同樣是主體得以對象化自身的境域，這樣的曆史才是人的自由得以實現的可能性空間。與此相一致，在關於自由王國的討論中，學者們除了關注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的傳統討論之外，更為關注自由王國對異化或物化世界的解放意義。

上述討論的內容，構成了馬克思哲學中主體性解釋的基本構架。這種以實踐為基礎的主體性解釋思路，實際上是對馬克思文本中所展現的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的解讀與延伸。從馬克思思想發展曆程來看，這一思路不僅不能勾畫出其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邏輯複雜性，更不能呈現《資本論》的邏輯構架。為了更好地探索資本邏輯構架中的主體問題，我們還需要對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對主體問題的理解加以討論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