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開始關注機器的哲學意蘊，主要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以摘錄的方式表達他對機器的定位，即機器對人的類本質的背離和壓抑，以及機器成為資本家獲得利潤的重要工具。在第一手稿關於工資、利潤和地租的討論中，馬克思在工資和利潤欄下都摘錄了古典經濟學家關於機器的討論。
在“工資”欄，馬克思主要摘錄了舒爾茨的《生產運動》一書關於機器的部分討論。舒爾茨指出了機器的社會運用所導致的二律背反：（1）人類社會的發展、一個民族在精神方麵的發展，需要有能夠進行精神創造的自由時間，機器的發展和應用會贏得這種時間，但在現實中，機器的運用卻導致工人勞動時間的增加、自由時間的減少。（2）機器的應用，本該表現為工人使用機器，但在現實中，由於分工的發展以及機器的應用所形成的單調勞動，使人本身變成了機器的附件，甚至變成了機器，這體現出“人們借助於機器來勞動和人們作為機器來勞動”的根本對立。（3）本該為人類未來生活提供幫助的機器，在現實中卻成為壓迫和奴役工人，並使工人內部產生分裂的工具，導致工人處境日益惡化。[1]當機器日益取代工人的勞動時，既加劇了對工人的剝削，也加劇了工人之間的競爭。
在“利潤”欄，馬克思在討論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時指出，這種競爭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改變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之間的比例，他摘錄了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即認為固定資本維持費的節約意味著純利潤的增長，而機器就屬於固定資本。[2]另外，斯密也指出，隨著工業的發展，大資本在積累時，更易帶來固定資本的積累和簡化，采用新的勞動工具的組織方法，形成競爭優勢。斯密沒有區分固定資本、流動資本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馬克思此時也沒有這種區分，因此，這個摘錄是為了說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與利潤的關係，主要重複了斯密的討論。
馬克思將工資、利潤和地租並置起來討論，主要是為了說明三個階級之間的對立關係。這種帶有實證性的分析思路，在“異化勞動”部分，則成為勞動異化的經濟學例證。由於馬克思此時的理論焦點在於人的類本質及其現實異化，經濟學本身還隻是這種異化批判的“現實”材料，這注定了馬克思此時雖然已經關注到機器，但這種關注並不是自覺的，隻是餘光所及，機器也隻是作為說明人的類本質異化的工具。
對機器的曆史意義的第一次揭示，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關於“曆史”的討論中。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的“曆史”理論具有雙重維度：一是建立在一般物質生產基礎上的人類曆史，這也是我們過去在曆史唯物主義的框架中所討論的曆史，它體現為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人類交往範圍的擴大，體現為家庭、社會關係和製度結構的變遷。在這個維度上，隻要有人類存在，就有人類的曆史。“曆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麵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麵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3]二是與現代工業直接相關的曆史，可以說是狹義的曆史。雖然對狹義的曆史的討論離不開人類學意義上的曆史，但它們之間存在著差異。馬克思在討論了曆史的三個前提之後指出，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都離不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在現代社會，就需要把人類的曆史與工業和交換的曆史聯係起來加以研究。“但這樣的曆史在德國是寫不出來的”，為什麽呢？“因為對於德國人來說，要做到這一點不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還缺乏‘感性確定性’；而在萊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關於這類事情的任何經驗，是因為那裏再沒有什麽曆史”[4]。在這裏，馬克思強調的是現代工業所創造的曆史，即一種“曆史性”的曆史。這種曆史在當時是由英國經過工業革命而開創的，對於當時仍處於城邦割據時代的德國來說，這個狹義的曆史的確缺乏“感性確定性”。這也是德國的曆史學陷入曆史編纂學的重要原因。
從這一曆史觀出發，馬克思對機器的理解關注的是其在曆史變遷中的意義，特別是在與工業相關的曆史發展中的意義，這主要體現為以下兩點：第一，以機器為代表的現代生產方式，是打破傳統生產方式、開創現代生產方式的重要力量。“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製”[5]，正是以上述兩種機器的發明與使用為標誌的工業革命，才開創了現代工業，促進了現代交往關係的形成，推動著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在這個轉變中，機器的使用成為一個世界曆史性的事件，“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麽，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曆史性的事實”。[6]第二，在資本主義社會，機器的發明與應用，在開辟世界曆史的同時，也成為一種破壞性力量。馬克思指出，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催生了大工業，“采用機器進行最廣泛的分工”，成為現代工業生產的重要特征。大工業在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不僅使工人對資本家的關係，而且使勞動本身都成為工人不堪忍受的東西。”[7]
馬克思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對機器的討論，以新創立的生產邏輯為基礎，強調的是機器的社會曆史意義，沒有對機器與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關係進行深入地討論。這時馬克思的主要興奮點在於如何從曆史觀上批判青年黑格爾派，其理論建構的經濟學參照係主要是斯密，馬克思與斯密一樣，在討論分工與社會發展時，也是從社會分工出發來推導出工場內部的分工的，他對機器的討論，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軌跡中展開的。機器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在生產邏輯的構架中，主要是作為工具出現的。
對機器問題的意識轉變，開始於《哲學的貧困》。與《德意誌意識形態》相比，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對機器的討論體現出以下特點：第一，馬克思不再一般地從曆史進程中去理解機器的作用，而是從曆史性的視角去看待以機器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建構意義。在這篇文獻中，馬克思強調社會結構的總體性與曆史性特征，而這些特征都與特定的生產方式相聯係，在生產方式的建構中，馬克思將機器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手工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8]這裏，馬克思強調的是兩個社會階段的根本區別，區分的根據就在於機器對社會的構型作用，因此，兩種機器之間的轉換不隻是技術上的連續與轉變，更是社會構型意義上的根本轉變，它們產生的是兩個根本不同的社會。對機器的這一理解，與馬克思此時強調社會分工與工場內部分工之間的差異相一致，這是邏輯思路的轉變。第二，針對蒲魯東將機器看作分工的合題，馬克思指出，機器隻是勞動工具的結合，而不是工人的各種操作的組合。機器與分工之間的關係在於，機器的每一次發明與應用，都會加劇分工，因此，機器並不是分工的否定。第三，機器的使用會進一步導致工人與資本家的對立。機器的應用不僅會替代工人，而且成為資本家對付工人反抗的武器。同時，機器的應用會使相應的產品的價格下降，增加資本家的利潤。
馬克思對機器的這些討論，聚焦於機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雖然整個討論受製於論戰對象的議題，但他對於機器的根本觀點已經確立。一個重要的方麵在於，馬克思不再從一般的人類曆史進程中去討論機器的作用，而是從資本主義的曆史性規定出發來理解機器的地位和作用。雖然馬克思此時還談不上從生產邏輯向資本邏輯的轉變，但從資本主義曆史性出發的討論，是他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向《資本論》的資本邏輯轉變的方法論前提。從機器這一主題來看，《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討論，已經轉向了資本邏輯，並在《資本論》中得到了係統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