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的資本邏輯出發，全球化是資本在世界範圍內的全麵展開，這是繼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之後出現的跨國資本主義時代[14]，有的學者甚至將之看作是一種新“帝國”的形成[15]。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於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傳統模式提出許多挑戰，並開啟了傳統研究中許多被忽視的領域，特別是全球資本主義運行中資本的空間布展問題，使得空間的生產與規劃與資本的權力結構關係日益凸顯出來。如果說在自由資本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時間以其絕對的優勢支配著空間的話，而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隨著時間的極限化，空間取得了主導性的支配地位，全球化就是資本邏輯在空間的布展，正是在這一布展中，才可能產生後殖民主義所謂的區域性抵抗問題，這當然是資本邏輯的另一麵。

正如列斐伏爾所說“任何一個社會，以及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會生產出自身的空間”[16]，被社會實踐生產出來的空間與時間，與社會的展開過程具有同構性，但在不同的時期，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在特定曆史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從資本邏輯在曆史時空境域中的運行方式來看，自由資本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體現的是時間支配空間的過程，與空間相比，時間起著主導性作用。這種征服體現在兩個方麵：第一是資本生產過程中的時間空間化。資本的本性在於追求剩餘價值，而要獲得剩餘價值，一方麵依賴於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這主要通過延長絕對勞動時間實現；另一方麵依賴於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這主要依賴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主義社會中時間對空間的征服尤其發生於這個過程中。協作、分工帶來勞動空間的縮小、生產費用的節約，同時也就意味著生產市場的不斷擴張。

但由於原料市場與生產場所本身並不是直接聚集在一起的，加上消費品也不可能在同一地方銷售，因此，如何突破空間的距離，縮短原料、商品的流通時間以有效地實現資本的再生產過程，這構成了時間征服空間的第二個維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流通時間本身不是資本的生產力，而是對資本生產力的限製……由於加速或減少流通時間——流通過程——而可能發生的一切，都歸結為由資本本性所造成的限製的減少。”[17]“因此，資本一方麵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製，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麵，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減到最低限度。”[18]現代交通方式的產生，不僅解決了原料與商品運輸的問題，而且更有助於吸引資金，促進工業發展。現代交通工具使空間具有了可被資本規劃的特征，這種規劃不僅體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而且促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征服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力量，這實際上是以資本主義生產中的時間優勢征服了小農生產中空間的無組織生產狀態，凡是資本主義所到的地方，小農生產都將遭到根本性的打擊。可以說，自由資本主義的產生及其發展，實際上是以時間為境域實現著資本擴張，正是在這個擴張中，實現著對空間的規劃，現代意義上的同質化空間，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才能形成。

這種時間對空間的優勢作用，在福特主義的生產體係中達到了最充分的表現。福特主義首先是一種生產體係，它不僅力圖實現生產過程與資料、運輸過程的結合，而且在生產內部，通過流水線將空間的結合過程所需要時間大大降低，使工人成為機器的配件。其次，福特主義還是一種消費體係，這是將消費納入標準化生產體係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它解除了商品從生產到消費的一跳過程中的“風險”性，這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距離的預先操控。

管理、構想、控製與實施之間的分離（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在勞動過程之中要從等級製的社會關係和非技術化著眼），在很多企業中也已經在積極進行之中。福特的獨特之處（以及最終使福特主義與泰勒主義分別開來的東西）就是他的眼光，是他對此的明確認識：大規模生產意味著大眾消費、勞動力再生產的新體製、勞動控製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學和心理學，簡言之，意味著一種新的理性化的、現代主義的和平民主義的民主社會。[19]

特別是在戰後，由於國家幹預作用與福特主義的契合，福特主義對於發達國家的社會化進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特主義的發展，實現的是一種縱深化的總體性空間建構，但這也是以一個總公司為核心的分散化空間建構，中心與邊緣的模式可以說是這種空間模式的主要特征。

但這種福特主義的體製，在20世紀70年代遇到了自身發展的極限。按照當代學者的分析，1973年有兩個重要情況影響著福特主義的發展：第一，通貨膨脹暴露出西方經濟中存在過量的生產力，引發了世界範圍的資產市場的崩潰；第二，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油價，以及1973年阿以戰爭中阿拉伯國家決定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這導致了所有經濟部門必須通過技術和體製變革來尋找節約能源的出路，這就導致了資本空間布局的改變，即由福特主義的大規模集中生產轉向世界各地的分散生產。由於剩餘石油美元的再循環問題與世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導致了資本投資空間布局的轉變和世界金融市場自主化的加強，而福特主義的“刻板”特征，無法實現這一轉變。在這些動**和非確定性所建構的社會空間中，工業結構領域和政治及社會生活領域產生了一係列新奇的實驗，形成了一種全然不同的政治和社會調節係統，這是與福特主義完全不同的階段，“它依靠同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產品和消費模式有關的靈活性”。[20]這就是學者們所謂的“彈性生產”時代，“靈活積累”構成了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積累機製。

根據哈維的描述，彈性生產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即從過去的全日製勞動為主轉向了以非全日的、不定期的、固定條件的合同工作人員，臨時的、轉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貼資助的受訓人員。第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轉變，伴隨著工業結構中的變化，最根本的是已經增加了的轉包的轉變，這個轉變使傳統的家庭勞動、手工業勞動得以生長起來，這也導致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與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相趨同的傾向。這種變化直接侵入到階級意識的形成，階級意識再也不是超源於勞資之間直接的階級關係，並朝著更加混亂的家族間衝突的範圍、在家族中或在有等級秩序之社會關係的類似幫派的體製中爭奪權力的方向發展。而家庭勞動體製的恢複使婦女勞動力代替其他勞動力的機會更多。第三，上述轉變導致了經濟空間的變化，即區域經濟已經開始壓倒規模經濟，這是小批量生產的結果。小批量生產和轉包具有繞過福特主義體製的刻板、滿足更大範圍的市場需求包括快速變化的需求的優點。第四，在文化上，靈活積累在消費方麵更加密切地關注快速變化的時尚，調動一切引誘需求的技巧和它們所包含的文化轉變。福特主義的現代主義相對穩定的美學，已經讓位於後現代主義美學的一切**、不穩定和短暫的特質，這種美學讚美差異、短暫、表演、時尚和各種文化形式的商品化。彈性生產是一次全麵的社會轉型，正是這時，對全球空間的規劃構成了資本邏輯的內在對象，全球化也正是在這個全球的空間規劃中才得以展開。

這種全新的全球空間規劃，空間對時間的優先地位的倒轉，是以現代電子技術為基礎的。現代電子技術給時間的“0”度化規劃全球空間提供了前提條件，“數字化的生活將越來越不需要依賴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現在甚至連傳送‘地點’都開始有了實現的可能”[21]。正如卡斯特所說的，隻有以新信息與通信技術為基礎，才可能產生經濟的全球化。先進的電腦係統支持全新而強大的數學模型，能夠掌握複雜的金融商品，並且以高速執行交易。複雜的電信係統即時連接全球的金融中心。線上管理讓公司得以跨越國界，橫越世界而運作。以微電子為基礎的生產促成零件的標準化，以及最終產品能夠以量產、彈性生產的方式定製，而以國際組裝組織起來。[22]這造成了一種流動的空間。以電子通信為基礎的流動空間具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由電子交換的回路所構成，在這種網絡中，任何地方的邏輯都已被吸納進網絡中；第二個層次是由其節點與核心所構成，正是這些節點與核心，保證著一切元素的順利流動，形成了支配性的邏輯，並分配每個地方獨特的角色與權力；第三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間組織，正是這些精英體現了資本的全球特征，而民眾在一定意義上則是地方的代表。正是這種流動的空間，刺激著地方空間的發展，它們共同構成了新工業空間。

新工業空間的特征是其技術與組織能力，可以將生產過程分散到不同區位，同時通過電子通信的聯係來重新整合為一體，以及在零組件的製作上具有以微電子為基礎的精確性和彈性。再者，生產過程中每個階段的地理特殊性，都適當地搭配了每個階段所需要的獨特勞動力特性，以及這種勞動力裏相當特殊的部分，其生活條件的不同社會與環境特色。[23]

全球化滲透到世界的不同角落，使得每一特定場所的特色與資本在全球的布展聯為一體，這造成了全球與本土之間複雜的關係。

麵對全球化的全麵滲透，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在否定資本的總體化邏輯時，強調差異與本土的解放作用。如果從資本的全球布展來看，這一批判資本全球化的方式，在深層上恰恰合乎資本全球布展的內在邏輯要求。全球化不僅是一種具象化的資本布展，而且是一種抽象化的邏輯，資本在全球布展中的異質性與本土性的存在方式，一方麵體現了這種抽象總體性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麵使任何本土都被納入到全球之中，沒有經過全球洗禮的本土已不再存在，這時將本土與全球分離開來，已經是一種懷舊式的幻想。當然這並不是說本土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而是必須放到資本邏輯的全球空間布展中進行分析，這是曆史唯物主義在麵對全球化時，需要深入分析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