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邏輯的軸心是追求剩餘價值，這一看不見摸不著的邏輯需要通過一些物質性的環節來實現自己。根據馬克思的討論，獲取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獲取絕對剩餘價值，這是通過延長工作日實現的，也就是前麵說過的時間維度的重新規劃；二是獲取相對剩餘價值，這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實現的，這是《資本論》第四篇“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的主題。也正是在這一部分，馬克思通過“協作”、“分工與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等章節，指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空間的壓縮聯係在一起。我們以“協作”為例來進行具體說明這一點。

從勞動的視角來看，在資本主義產生之後，空間的意蘊發生了重要改變。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的空間是第一自然，人們與自然融為一體，這是第一自然中的勞動空間。資本主義產生之後，勞動創造出了“第二自然”，空間變成了第二自然意義上的空間，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的過程就是對這種空間進行重新規劃的過程，即將分散在不同空間的個體聚集在同一空間下，形成一個獨特的勞動空間。“人數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1]雖然“勞動場所”開始還隻是作坊的擴大，是一種量的增加，但當勞動人數增加，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形成社會平均勞動，發生質的變化。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工場中的“協作”通過空間的凝聚而降低了生產費用、提高了勞動效率。空間在資本邏輯展開過程中的這種作用體現為以下幾點：第一，人數較多的工人在同一場所中的聚集，會使每個人的工作日成為總工作日的一部分，就更容易使每個工人的勞動時間接近平均勞動時間，隻有當工人一開始就推動社會平均勞動的時候，價值增殖規律才能實現。第二，這種空間的聚集提高了一些勞動資料的共同消費。“容納許多人做工的廠房、儲藏原料等的倉庫、供許多人同時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總之，一部分生產資料，現在是在勞動過程中共同消費的。”這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麵，商品的交換價值，從而生產資料的交換價值，絲毫不會因為它們的使用價值得到某種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麵，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的規模會增大。”[2]這時，共同使用的資料轉移到商品中的總價值分配到較大量的商品上，每個商品所負載的不變資本的價值組成部分就降低了。生產資料的節約一方麵使商品便宜，從而使勞動力的價值下降；另一方麵，它改變了剩餘價值同全部預付資本的比例關係。第三，當許多工人在同一個空間中聚集時，他們不僅相互聯係，而且能夠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協作不僅創造了生產力，而且也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關係。“且不說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3]除了通過空間的壓縮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之外，協作還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範圍。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有些勞動過程由於勞動對象空間上的聯係就需要協作，比如築堤、灌溉、修路等活動。這種空間壓縮與空間擴大並不矛盾，正是因為數量眾多的人在空間上聚集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提高勞動的機械力，並在短時間內動員大量的勞動力，以激發個人的競爭心，發揮個人社會種屬能力。

協作促進了空間的規劃，這是對第二自然的空間的重新設置，使之更合乎資本邏輯的要求，或者說正是資本邏輯的展開創造了合乎自己需要的空間。這種空間的變化同樣引起了時間的變化。聚集在一起的人數眾多的工人，他們在勞動過程中或者還像過去一樣，每個人都做同樣的事情，或者通過分工形成總體的合作關係，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會導致勞動時間的相應變化。對於同種工人來說，聚集在同一個空間下使個人之間有了競爭力，這是推動平均勞動時間形成的重要條件，並有助於通過激發個人的能力，以減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對於不同種工人來說，這種分工式的協作更能降低平均必要勞動時間，這是斯密在《國富論》第一章討論分工時就已經說明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分工與工場手工業”部分對此進行了更為係統的論述。

空間的壓縮不僅帶來了勞動組合方式的變化，而且也帶來了勞動管理方式的變化。協作的規模取決於資本家的購買力，而協作在促進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後，又能進一步提高資本家的購買力，這使得協作越來越有助於資本的積累，單個資本家也就越來越能積聚較大量的生產資料，購買更多的雇傭工人。可以說，協作進一步推動著單個人的勞動轉變為社會勞動。這時，對特定空間中的勞動管理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起初資本指揮勞動隻是表現為這樣一個事實的形式上的結果：工人不是為自己勞動，而是為資本家，因而是在資本家的支配下勞動。隨著許多雇傭工人的協作，資本的指揮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4]在資本的監督下，聚集在特定空間中的工人的勞動形成一個生產總體，勞動管理與監督似乎成為這一總體的保證。在這一總體中：第一，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動機和目的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相對剩餘價值更大。第二，工人之間的聯係處於工人的主體意識之外，他們在勞動中的聯係，是資本家觀念的現實展現，工人的活動成為他人意誌的體現。這使得資本主義的管理體現出二重性：一方麵它體現為製造作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麵則體現為資本增殖過程。就前者來說，這種管理具有社會性，就後者來說，這種管理具有專製的特征。也隻有在這種協作以及其進一步的發展中，工人才能在特定的空間中將自己的工作固定下來，社會越發展，這種固定性也就越明顯，工人的能力也就越聚焦於勞動過程的某個環節，其工作也就越來越具有物化的特征。到了20世紀初的流水線生產時代，這種物化開始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整體結構中，這正是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中討論“物化”現象的社會曆史基礎。

在本書第三章中，我曾經論證：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著生產邏輯與資本邏輯，前者強調物質生產的人類學意義，後者則是對以剩餘價值為目的的資本邏輯的批判。協作所導致的空間壓縮以及由這種壓縮所帶來的空間擴大，在這雙重邏輯層麵都存在，但在不同的邏輯基礎上，這種空間壓縮具有不同的曆史性規定。在馬克思看來，在古代世界、中世紀都存在著偶然采用的大規模協作，但這是以直接的統治關係和奴役關係為基礎的，這與資本主義的協作具有不同的性質。他甚至認為，相對於農民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來說，資本主義的協作並不表現為協作的一個特殊的曆史形式，而協作倒是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固有的特征。按照本文的論述邏輯，前一種協作是對第一自然的順應，而資本主義的協作則是對新創空間的重新安排，這種安排是以資本邏輯為內在靈魂的。這時的空間就不再表現一種先驗的存在，而是表現為一種創造性的存在，它與資本邏輯同體而生，這是一種新空間的生成。馬克思說協作作為起點是與資本本身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這種空間也是與資本本身結合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社會有其特定的空間，由這種空間的擴張形成的第二自然逐漸覆蓋第一自然，從而重新建構了一個新的世界。

一個新的世界就會有一個相應的新的權力結構。如果說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權力體現為直接的統治關係和奴役關係，那麽在新世界中，權力一開始就是一種隱性的統治力量，在權力的表層，恰恰表現為一種個體之間的自由與平等狀態。這就是資本的權力。在資本權力的作用下，特定空間中處於協作關係的個人，成為一個工作有機體的肢體，他們本身成為資本的一種特殊存在方式，工人在協作中發揮出來的生產力仿佛成為資本天生就具有的生產力。當工人在新空間中的位置越來越固定時，資本的權力就越來越大，工人也就越來越成為資本的附屬物。到了韋伯所討論的科層製時代，這種權力也就越來越隱性地發生作用，資本的統治也就越來越匿名化。資本、空間、權力，成為新空間結構的重要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