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論的哲學》中,廣鬆涉在討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時這樣寫道:
在馬克思經濟學中,雖說研究了使用價值和價值這“商品的二因素”,但兩者並非處於同等位置的考察對象。“使用價值雖然是社會需要的對象,因而處在社會聯係之中,但是並不反映任何社會生產關係”,“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不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那麽,在何種意義上使用價值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隻有當使用價值本身是形式規定的時候”,認為“它直接是表現在一定的經濟關係即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3]
廣鬆涉的這個評說,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關於商品的討論為文本基礎。由於廣鬆涉主要關注的是價值的社會形式,因此具有自然特性的使用價值並不是他要討論的對象。在這樣的研究視野中,廣鬆涉雖然意識到當使用價值作為形式規定的時候,它是表現在一定的經濟關係即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這一重要思想,但他並沒對這一問題做任何進一步的討論。他提及使用價值,是為了更好地說明價值和交換價值,一旦進入交換價值的哲學探討後,使用價值也就被放棄了。
實際上,這種對使用價值的放棄在馬克思主義研究史上並不罕見。羅曼·羅斯多爾斯基就說:“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中,忽視使用價值並把它置於‘商品知識’的範圍中已成為傳統。”[4]他以希法亭與斯威齊為例加以佐證。
希法亭在與龐巴維克的論戰中,針對龐巴維克的效用價值論,指出:“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而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方麵看待這個統一體,作為自然的物,它是自然科學的對象,作為社會的物,它是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經濟學的對象是商品的社會方麵,在這個範圍內,它是社會的內在聯係的象征;另一方麵,商品的自然方麵,它的使用價值,在經濟學領域之外。”希法亭的這個表述,與我們上文引用的馬克思本人的表述似乎一致。後來者斯威齊在《資本主義發展論》中重複了這一結論:“馬克思把使用價值排除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之外,理由是,它並不直接體現一種社會關係。他堅持一個嚴格的要求,即經濟學範疇必須是社會範疇,也就是代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範疇。看出這一點同現代經濟理論的態度針鋒相對,是有其重要的意義的。”[5]斯威齊強調這一點,是想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與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對立起來,尤其是與效用論的觀點對立起來,因為在當時的經濟學中,使用價值或效用“居於中心地位”。
希法亭的另一個意思則更加明確,即在資本主義社會,使用價值受到了交換價值的束縛,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當使用價值作為社會的自覺的目的時……在社會主義社會它會變成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自覺的管理以使用價值為生產的目的,這與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6]這樣,使用價值成為社會生產的目的,將使用價值從交換價值中解放出來,這是未來社會的重要特征。實際上,這兩個結論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聯係。如果把使用價值置於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之外,那麽當把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看作是廢除商品、廢除資本的社會時,受到交換價值束縛的使用價值,理所當然地隨之獲得了解放的意義。
對使用價值的忽視加重了這樣一種印象:商品的有用性與交換價值無關,因此,使用價值並沒有陷入到交換價值的同質化邏輯中。馬克思將使用價值看作有用性,是滿足人的需要的物,使用價值並不表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隻是體現了人與物之間的原初需要的滿足關係。不僅在政治經濟學中無須對此多加追問,其哲學意義更是無須探討了。
鮑德裏亞的批評正是針對上述的理解展開的,並將這一理解的根源指向馬克思。在他看來,馬克思在使用價值的看法上存在著以下問題:第一,馬克思指出商品存在著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前提。鮑德裏亞由此指出:“由於將要進行經濟的交換與交換價值,所以有用性原則成為物或產品的現實原則是非常必要的。”[7]這就將具體的有用性上升為抽象的一般有用性。第二,由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存在著如此密切的關係,等價的邏輯已經進入到有用性之中,一般有用性就是這種等價邏輯的體現,這與馬克思將使用價值視為不可比較的特性的看法完全相反。第三,使用價值涉及物的一般形式,它的一般等價物就是有用性。“每一個物都被納入到普遍的抽象的等價符碼之中,這一符碼是物的理性、物的法則、物的意義……物的功能性使其成為符碼。這種符碼奠基於物滿足於其(有用的)目的的基礎之上,讓所有真實的或者潛在的物都歸屬於它,而不考慮任何其他要素。”第四,把使用價值看作是滿足人的需要的物的有用性,這是一種人類學的幻象。“在人類學幻象中,它僅僅關注於人類的需要與物所包含的能夠滿足需要的有用的特質之間的關係,與此相反,使用價值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關係。”[8]在這種人類學幻象中,主體被設定為有需要的人,客體被設定為滿足主體需要的物,而在現實中,主體並不是作為需要的滿足者而存在,主體的需要是經濟活動中的抽象的消費力。這種被設定的個體隻是經濟學反思中的個體,同樣,與之相應的物及其有用性,實際上也是被經濟學反思設定的使用價值。由於商品交換過程與物的使用價值看似毫無關係,這種被設定的有用性也隨之為人所忽略。政治經濟學批判如果不能對使用價值本身展開批判,其整個論述也就沒有真正觸及政治經濟學的根本設定,即主體及其需要滿足的設定。這才是支撐著政治經濟學行而上學的基礎,它保證著政治經濟學的合法性。
鮑德裏亞的批評,進一步展現了傳統研究中忽視使用價值的理論後果,即一種理論無意識層麵的意識形態結構。這種無意識結構在斯密關於需要的設定中就已經存在,並一直支配著政治經濟學的內在邏輯。這個批評也再次表明,對於使用價值需要重新加以思考,以確定其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理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