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描述曆史唯物主義的雙重邏輯、雙重邏輯在當代所遇到的批評以及對這些批評的反思，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研究曆史唯物主義，不僅要在閱讀經典文獻中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同時還要從邏輯上揭示曆史唯物主義當代化的理論途徑。前者很難，後者更難。在這一理論化的過程中，既要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核心理念，又要能在此基礎上吸收當代學術的有意義成果，並真正地整合到曆史唯物主義的內在邏輯中，從而真正地推動對馬克思思想的研究。
雖然曆史唯物主義的雙重邏輯都受到了批評，在前麵的討論中我們也對這些批評進行了再批評，但如果透過這些批評看到其所具有的積極意義，那麽曆史唯物主義的再建構就不能無視它們提出的問題。就生產邏輯而言，雖然當代的一些人類學研究成果表明，在一些原始土著那裏，生產並不具有現代社會所具有的意義，這些社會也並不總處於匱乏之中，但這並不能駁斥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對人類曆史的基礎性意義。其實，對生產邏輯的批評關注的是當代語境中的生產邏輯，這是資本邏輯支配下的生產邏輯，在這一邏輯支配下，生產的過程涉及人對自然的掠奪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構，對生產邏輯的批評就意味著想尋求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文明模式的另一種文明樣態。鮑德裏亞對象征交換的討論、莫斯關於禮物的揭示、薩林斯關於原始豐裕社會的討論，等等，其意圖都在於引進另一種文明樣式以實現對現代文明的批評。如果從人類生存的可能性而言，這些批評並不能否定生產邏輯的地位。就資本邏輯而言，當代的批評提出了另一個層麵的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我們能否簡單地運用馬克思的資本邏輯來麵對當下的社會？
從曆史發展的視角來看，可以將迄今為止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馬克思所麵對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19世紀後期開始的組織化資本主義時期、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後組織化資本主義時期。雖然如何概括這三個曆史時期，在學界存在爭議，但在這些不同的曆史階段，資本邏輯的現實運行方式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是許多學者都能接受的觀點。這就要求我們在重讀馬克思的過程中，必須關注曆史形態的變遷，從而揭示資本邏輯的形態變化。在資本主義的第二個曆史階段，列寧、盧森堡、希法亭、葛蘭西、伯恩施坦等都曾在這方麵做出過有益的探索，很多批評馬克思的學者也力圖在這方麵做出新的研究。如果我們的研究不能充分吸收這些成果，還是簡單地以過去的曆史唯物主義框架來說明當下的現實，也許永遠都無法真正地麵對當下的批評與挑戰。因此，我們既要將馬克思作為一個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來研究，又要從當代發展的視角來閱讀。這是我們重新回到馬克思時無法繞過的。
從雙重邏輯出發，曆史唯物主義的重構主要麵臨的問題是資本邏輯的建構，這是傳統研究中沒有深入的問題。這一問題的研究依賴於以下三個環節的突破：第一，研究方法的突破。將資本邏輯作為曆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構件，有賴於對馬克思思想的整體性研究，需要將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內容即哲學、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社會主義進行整合，隻有在這種整合中，我們才能理解資本邏輯為什麽構成了曆史唯物主義的核心。第二，研究主題的重新構建。資本邏輯到底應該怎麽去勾勒，特別是如何在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的整合中去揭示它，這是我們在重讀馬克思文本時有待思考的問題。第三，研究視野的開拓。這種突破不僅體現在對馬克思思想的研究上，更體現在對馬克思之後的曆史與思想史的研究上，特別是要揭示曆史與思想的內在關係。如果不能將馬克思之後的曆史與思想史作為參照係，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地揭示馬克思思想的意義。
另外，吉登斯的批評倒是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否與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發展具有同構性？雖然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最初規劃中，想對國家問題進行專門研究，但這一研究在後來並沒有真正展開。在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雖然也散布著關於現代國家問題的思考，但這些思考更多是從性質上來界定現代國家，而對於其與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發展的內在關係，缺乏更為深入的討論。這也是葛蘭西後來為什麽能取得重大影響的原因。在我看來，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當代建構中無法繞過的問題。在本書中，由於關注的是資本邏輯，並不打算對民族國家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總之，曆史唯物主義的雙重邏輯是馬克思麵對資本主義社會時的理論基礎，雖然雙重邏輯在現代遇到了種種批評，並且某些批評本身就是對雙重邏輯在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與作用的混淆，但有些批評中所呈現的問題有助於曆史唯物主義的當代發展。曆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建構，就是在重新理解馬克思思想的基礎上，通過整合與吸收當代的成果，真正地實現從馬克思的思想走向當下的曆史。在這一工作中，就需要重新回到資本邏輯，並以此為基礎對馬克思的哲學展開進一步的討論。
[1] ［比利時］厄爾奈斯特·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馬清文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頁。
[2] ［英］詹明信（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1頁。
[3] ［英］詹明信（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張旭東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47—148頁。
[4] ［美］道格拉斯·凱爾納、［美］斯蒂文·貝斯特：《後現代理論》，張誌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頁。
[5] ［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頁。
[6] ［美］阿裏夫·德裏克：《後革命氛圍》，王寧譯，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頁。
[7] ［美］麥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裏：《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範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8] ［美］麥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裏：《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範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
[9] ［美］麥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裏：《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楊建國、範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頁。
[10] 哈貝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概念，與曼德爾的概念在意義上並不相同，主要指稱的是曼德爾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二階段。
[11] ［德］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李黎、郭官義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頁。
[12] ［德］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頁。
[13] ［德］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14] ［德］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
[15] ［德］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151頁。
[16] ［德］哈貝馬斯：《重建曆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17] ［德］哈貝馬斯：《重建曆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頁。
[18] ［德］哈貝馬斯：《重建曆史唯物主義》，郭官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頁。
[19] ［英］吉登斯：《現代性——吉登斯訪談錄》，尹宏毅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20] 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1981，p.1.
[21] Ibid.，p.3.
[22] ［英］吉登斯：“沒有革命的理性：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見《為社會學辯護》，周紅雲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3] 參見［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卷，孫周興編，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383頁。
[24] ［法］費迪耶等：《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丁耘譯，載《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第57頁。譯文中認為這句話引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實際上，這句話出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頁）。
[25] ［法］費迪耶等：《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
[26] ［法］費迪耶等：《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丁耘譯，載《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第57頁。
[27] ［法］費迪耶等：《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丁耘譯，載《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第53頁。
[28] ［法］費迪耶等：《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丁耘譯，載《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第57頁。
[29] ［法］費迪耶等：《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丁耘譯，載《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第57頁。
[30] ［法］鮑德裏亞：《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31] ［法］鮑德裏亞：《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32] ［法］鮑德裏亞：《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頁。
[33] ［法］鮑德裏亞：《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
[34] ［法］鮑德裏亞：《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頁。
[35] ［法］鮑德裏亞：《生產之鏡》，仰海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