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曆史唯物主義看作是馬克思的哲學理念，而生產邏輯構成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那麽首先就需要說明生產邏輯的引入在哲學史上的意義，並從中說明馬克思哲學的本性。

自近代以來，哲學的探索都是以理性為基礎的，這種理性不僅構成了人的存在的依據，而且構成了社會存在的本體。如果我們將社會曆史生活劃分為物質生活世界與精神生活世界的話，很顯然，哲學關注的是與精神生活相關的問題，即使是麵對物質生活世界，也是從與精神生活相關的理性來反思物質生活，物質生活世界的存在是第二位的。在這樣一種邏輯構建中，物質生活世界是理性的附屬品，以致在很長的時間裏，許多哲學家都認為物質生活世界及其曆史是不值得研究的，因為這是一個雜亂無章的世界，得不出什麽讓人滿意的東西。到了維柯之後，這一局麵才得到初步的改變。在維柯看來，自然界是上帝創造的，因此隻有上帝才能認識它。人隻能認識自己創造的東西，即曆史。由此，人的曆史生活本身成為哲學探討的對象。

這就給哲學研究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透視物質生活世界？在這一問題上，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給出了新的思路。雖然在哲學前提上，古典政治經濟學以經驗論為基礎，但其關注的是當下的物質生活世界是如何建構與發展起來的，在這一分析中，自然需要與勞動構成了其理論建構的兩個立足點。

從人的自然需要出發，就涉及人的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問題，這就將對人的理解與人的發展問題與物質生產世界聯係起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就與勞動聯係起來。這兩點正是斯密的理論基礎。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斯密開篇討論的是“分工”，以分工作為促進勞動的重要動力。“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1]正是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提高了產品的質量和數量。在說明分工時，斯密借助的正是人的自然需要。他認為分工的原因就在於人們不可能生產出滿足自己需要的全部產品，因此人們有互通有無的自然傾向。這是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在斯密的論述中，自然需要與勞動分工是相互關聯的，自然需要構成了促進分工的原因，而勞動分工則是滿足需要的手段，他的整個經濟學論述由此展開，並力圖通過分析當下的經濟生活過程揭示物質生活世界的規律。[2]這一思路構成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線，並直接影響到黑格爾的哲學理念。

在黑格爾那裏，需要與勞動也是其哲學建構的兩個重要構件。根據他的思想，隻有到自我意識階段，理性才真正地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升華的道路。在他關於“自我意識”的討論中，需要與勞動就是其理論思考的起點。這是其《精神現象學》第四章的核心主題。為了滿足自然需要，人與人相聚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才展開了鬥爭，產生了主人與奴隸的關係。他關於主人與奴隸的關係辯證法，強調勞動是自我意識建構的重要條件，正是在勞動過程中，奴隸不僅內化了主人意識，而且通過吸收自然意識到自身力量，實現了對主人意識與自我意識的雙重承認，這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識的生成。有了自我意識，才能談及理性後來的發展及其最終形態——絕對精神。理性的這一過程是《精神現象學》的主題。這也就意味著，對理性的考察，離不開對物質生活世界及其曆史的分析。這一世界和曆史是理性的外化存在，理性就是通過不斷地揚棄其外化存在而回到自身，最終達到了理性的自由狀態。這樣一種對物質生活世界的理性反思，在《法哲學原理》中得到了具體的呈現，需要與勞動也構成了黑格爾分析“市民社會”的基礎。在黑格爾看來，市民社會既體現了理性的自由發展，同時也體現了理性在現實生活中的局限，他關於勞動分工體係的論述、關於警察與同業公會的分析等，都意在揭示市民社會的內在悖論。但他認為，這一悖論可以通過國家理性得到解決。

在黑格爾的思考中，市民社會與國家具有理性的同質性，雖然在現實中它們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使他認為可以從理性的高級階段來解決理性的低級階段存在的問題，也就是在國家理性階段真正實現市民社會中還不能達到的自在自為存在的理性。在這樣的視野中，他對市民社會本身的體係關注得並不夠，而且他關於同業公會的討論還有著將行會階段的組織當代化的想法。因此從總體邏輯上來說，物質生活世界仍然是理性的表現場地，是倫理精神自我實現的一個階段。這仍然是傳統哲學的理念。馬克思的思想發展過程正是對這種理性哲學的變革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首先將哲學視野聚焦於市民社會領域，然後對市民社會進行經濟學哲學的分析，也正是在這一視野轉換中，一種不同的哲學思路才得以呈現出來。

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對市民社會的分析需要到政治經濟學中才能實現。進入政治經濟學之後，勞動生產的邏輯就必然會呈現出來。即使我們承認存在著人的原初需要，但隻有通過物質生產，這種需要才能得到滿足。雖然這隻是一個簡單的事實，但對此的論述卻改變了物質生活的生產與思想的關係，即物質生活及其生產過程是思想的曆史基礎，而不是相反。這不是簡單的物質與精神的關係，而是物質生產與精神的關係，物質生產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也是精神生活得以發生與發展的曆史前提。隻有在這樣的視域中，生產邏輯才能確立起來，也才能解決精神與物質的二元論。青年馬克思的思想進程，正是從思辨哲學中解放出來，發現生產邏輯的人類學意義的過程。

結合馬克思的相關論述我們可以看出，生產邏輯不僅是一種經濟學的話語，而且是一種哲學的話語，在這一基礎上，傳統哲學的理念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按照我的理解，傳統哲學是一種強調意識內在性的哲學，而在馬克思哲學的新視域中，哲學的基礎發生了變革，即哲學的基礎不再是意識的內在性或與之相對立的外在物質，哲學發生於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意識與物質的關係都隻有在這一曆史過程中才能得到理解。這才是馬克思對傳統哲學理念進行變革的意義所在。

馬克思的新哲學體現為兩個層麵：一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思考。在這一思考中，理念及其邏輯運演是哲學的核心。在《神聖家族》與《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都曾從思辨層麵來批判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理念。二是物質生活世界的建構過程。這正是物質生產邏輯得以展開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正是傳統哲學中被忽視的內容。這兩個層麵並不是相互獨立的。理性並不獨立於物質生活之外，理性有其特定的曆史基礎，需要揭示的正是這兩者之間的內在建構關係。正是在這樣的新哲學視域中，馬克思才能辨識出青年黑格爾派的問題。青年黑格爾派想要批判黑格爾哲學及當時的德國現實，但他們隻是停留於思辨的層麵來解構黑格爾哲學，而不能揭示這一哲學與當時生活之間的聯係，這決定了他們並不能真正超越黑格爾，更不能真正地批判德國現實。馬克思嘲笑他們在進行“跪著的造反”。對於馬克思來說，當他進入市民社會的具體分析並揭示了思想與物質生產過程的內在關聯之後，他才真正地超越了青年黑格爾派的問題域，同時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域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問題域，才能將對傳統哲學的批判推進到對社會曆史生活本身的批判，這才是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真正意義所在。[3]當生產邏輯進入哲學話語之中時，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與哲學研究才真正地合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