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動因與條件：批判如何可能
古代士人議論，政治性突出，喜“言治亂”“議政事”或“論國事”。而政府對百姓的所謂惠民責任，被認為是一種隱形的鼓勵民眾抗議的政治文化。[1]不過中國政治傳統中的“社會抗議”，或是“以暴易暴”，如農民起義之訴求財富和社會身份，以及較為自覺形態的“替天行道”革命哲學[2]，或是知識精英道德自覺式“抗議”，局限於體製之內。當傳統士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體製內言論越過傳統政治體係，氣質不再是建言、上書的請求，而是構建輿論勢力以促成政治參與，日益難以為官方控製。言論場域的這種轉變深刻而影響深遠，它給了言論主體史無前例的空間，論說內容也隨之從建言、“上書”逐漸轉變為旁觀的批判、抗議。
上述變化的發生，重要動因在於報刊得以立足於體製之外，“站在社會的立場對政治發表意見，其本質即是批評的，因為不是批評的，便讓政府去做好了，何必發表意見”[3]。報人與官方體係的脫序一旦展開，批評勢必難以遏製。傳統士人向知識分子轉換，後者的社會職能正在於“批判”。如熊彼特對近代知識分子所定義的那樣：“知識分子集團不能不吹毛求疵，因為它以批評為生，它的整個地位依賴螫人的批評；對人的批評和對當前事務的批評，在沒有任何東西是神聖的形勢中，將注定成為對階級和製度的批評。”[4]
批判也是媒體監督的重要體現，它是現代媒體的核心功能之一。不僅如此，監督者或批評者的角色與中國士人的傳統角色一脈相承。抗爭的傳統內涵在於：“天理公共意識從天道性命的本體層麵立定公共性，本身蘊涵了高度的規範理想性，麵對現實的政治法度很自然生成批判和抗議的精神。”[5]可以說，士人轉型而來的知識精英本來就背負著憂患和批判意識，隻是新工具的出現（報刊），讓所謂道統對抗政統的局麵為之改變，立場從體製內轉向社會，並汲取了大量西方政治和媒體自由觀念以為新的後援。正如金耀基所言，“如果在政治之外，尚有抗衡政治之憑藉，則他的批評的自由將更大”[6]。此後報人所展開的論說和討論，氣質大異往昔。“這些製度媒介，不論透過傳統儒家‘公’的觀念或是新的民族主義與民主自由觀念，都是以理性的討論來表達批判意識。”[7]
將文字、傳播和觀念合為一體的報刊業，對過渡時代的知識精英的吸引還在於這種表達，開始時比附於上書和傳統清議，使之獲得“安全空間”，由此成為晚清政治討論、抗爭中為數不多的有效“文化資源庫”。一個威權國家中，“采用以傳統文化為基礎的抗爭方式也有它的現實好處”，畢竟“這種方式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使得政府一下子難以找到鎮壓的借口”[8]。報紙的批判可以上溯到王韜在《循環日報》發表的一係列政論文章，那被認為是“在實踐層麵首次詮釋了報刊傳媒的批判功能”[9]。
如此轉變需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經濟生活上的自立，社會地位的評價、賦予從國家轉向社會。唯其如此，報人對國家依附的脫離才有可能。毫無疑問，傳統精英的社會地位一般由國家賦予，其生成機製以官方舉辦的科舉為主，捐納獲取功名等輔助手段也由國家靈活加以設置。知識與行政職務的合一，令傳統的學者型官員將經濟收入與國家職務或功名特權緊密關聯，無論在社會地位還是實際生活上，都難以擺脫對體製的依附。無法展開獨立批判，可謂中國古典知識分子傳統中的一個痼疾。近代城市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崛起，催生了諸多機會。報刊業不僅作為文化思想組織存在，亦可視為近代新興產業的一種，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談到，“就報界自身言，亦知經濟獨立之重要，而積極改良營業方針”。通過報館經營和社會運營（讚助等），報人雖難以攫取巨大財富，卻可通過文字及衍生的收益獲得棲身之所。在社會地位方麵，由於傳統賦予者“國家”的衰敗，以及賦予機製（科舉製）的改變和瓦解[10]，19世紀中後期的知識精英，已通過國家之外的各種資源獲取力量。依托報刊的輿論生產，成為知識精英構建社會地位的新來源。在此轉變中，傳統士人千百年來所遭受的言論壓抑噴薄而出，一時報界眾聲喧嘩，泥沙俱下。究其要害，“當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在知識分子眼中越來越弱化甚至消失時，報刊的政論就傾向批判而不是建言。”[11]
對於報刊的批判，哈貝馬斯稱，“傳播信念的報刊是公眾的一個討論機製，它首先關注的是確立公眾的批評功能”，認為“在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取得永久的合法地方之前，政治報紙的出現和生存，就和爭取公共輿論的自由空間的鬥爭”[12]。就西方曆史而言，其公共領域承擔了市民社會獲得政治解放的諸多功能。中國的曆史情境，由於缺乏西方傳統的市民階層和文學公共空間，因此更加“直接地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社會變革等政治主題”[13]相聯係。所以公共空間從一開始就更具政治化，報人是其中最積極的人群之一，隻是中國近代媒體精英很少承擔職業媒體人角色，而作為批判的媒體角色卻得到過度發揮。
（二）從外交到日常生活：“抗議”的傳播
從發生學看，社會變遷常伴隨社會抗議，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國家權力擴張，向民間、基層社會不斷滲透和汲取資源，使得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衝突凸顯。庚子事變後，各地財政困難，尤其是1903年後，各種政治抗爭明顯增多，這與新政激發大量社會矛盾、中央對地方的介入加大密切相關。此時，經過甲午、庚子之變後的政府權威大為降低。“清政府在庚子以後，已經基本散失了統治的合法性。”[14]社會諸階層試圖通過抗爭，與正在進行“集權”的國家統治者博弈。由於這段曆史處於政治轉型期，各種經濟、社會問題非常容易被政治化或激化。
傳統的體製內“批評”與近代政治概念的“抗議”顯然不同，雖然在對象和涉及話題上，他們更多持負麵評價，但就思想資源看，中西雙方的“言論自由”來路不同。西方民主製度下的言論自由，很大程度上來自對基本人權的認定，一定程度上為自由主義的伴生品，而儒家政治思想資源中雖“亦無不以強製輿論為大戒”，但“這是出於統治者道德的自製，出於道德對人性的尊重”[15]。可以說直到甲午時期的“公車上書”，仍是一種古典批評，此後的報刊批判、國會請願運動等則帶有很大的現代政治抗議色彩。報刊言論抗議既是一種社會表達，也是“社會自由”的體現，畢竟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主要麵對國家展開。這種“抗議”為古代社會所無，破壞力和士人清議不可同日而語。
言論批判固然可視為傳統抗議精神的發展，本質上卻大異於古典。後者具有懇求色彩，並對懇求結果加以服從，前者則帶著一種現代政治下的“公民不服從”氣質。西方政治中的“公民不服從”是“指任何的一種對既定政府當局實施的某項法律政策公開違抗的行為或過程”[16]。這種不服從在某種程度上關係到正義概念與公共善[17]，羅爾斯認為，“公民的不服從”適用於具有民主政治形態。“作為一種訴諸多數的正義感的呼籲形式，其力量有賴於把社會看作一種自由平等的人們之間自願合作的體係的民主觀念”，而在一個君權被視為神授的社會，“臣民就隻有懇求的權利，他們隻可以申訴自己的理由，而如果君主拒絕他們的懇求的話，他們隻能服從”[18]。報刊言論，可視為一種訴諸多數（輿論）的呼籲形式，更重要的是，他們已不滿足於隻能“服從”的結局。無論是明知“非法”的拒不執行（如對報律），還是直接走向革命鼓吹甚至行動，都帶有現代政治抗爭氣質，而非傳統臣民式的請求與建言。當批評沒有得到積極響應，訴求無法得到滿足時，抗議更加明顯。
當然，“抗議”首先是作為“分析語言”來描述言論性質的。就語詞本身的使用來說，語義上的轉變則相對滯後。在晚清多數時候，“抗議”一詞如其古典含義，主要意為“議論”。無論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還是梁啟超的“下之誌士之發論，上之盈庭之抗議”[19]，都是如此。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抗議”的古典含義中一直存在以下議上或自下抵上之意，如《〈校邠廬抗議〉自序》中稱，“名之曰‘抗議’，即位卑言高之意”。
進入20世紀初，“抗議”開始有明確反對的意思。與早期權利意識自國際公法下的“國家權利”開始相似，“抗議”作為一種合法的反對，也從外交領域開始，從一開始就披上現代政治文明的外貌。在外交領域，抗議主要用以排除一國對另一國行為的默認或同意的推定，因此需對他國行為或正要做出的行為在需要時明確給予不同意或反對的意思表示。例如，《清議報》1901年的《英國抗議》[20]，《新民叢報》1902年的《德官抗議》[21]，《申報》1904年的《俄人抗議》[22]等。如果說早期“抗議”的語義尚有不同意見爭論之意，1904—1905年之後，“抗議”的“反對”含義則得到明確和強化，如《申報》的一則報道稱，在俄國擬派前駐朝鮮俄使柏勃羅夫為新任駐華大使後，“中政府電令出使大臣胡惟德向俄外部抗議謂中國不願接受”，訴求是讓“俄外部收回成議”[23]，而改任璞科第[24]。這項反對後來取得了成功。再如1905年中國政府就日俄兩國撤兵滿洲“過於延緩”，“又因兩國留兵防守鐵道”，“提出抗議反對此事”[25]。不僅明確表示反對，且主體從此前的西方國家之間轉向中國。這可從中國外交體係與國際接軌得到解釋。庚子事變後，李鴻章、張之洞等開明官員大力呼籲外交人才專業化，飽受外交失敗的最高當局不僅在1901年將總理衙門變革為外交部（位列各部之首），此後幾年內中國還將駐外使館人員定為實缺，使之成為正式外交官使領館員。一批專門化人才得到重視，由於外交的專業化依賴外交知識體係的西方化和現代化，熟悉西方政治、文化的出身於廣方言館、同文館的新式知識精英走上主要崗位。[26]他們迅速進入了國際外交語言體係。
作為抗爭和反對意思的“抗議”，主體無法被一直固化在國家之間，隨後逐步涉及一般社會群體和民眾，中國外交部在一次答複美國公使對抵製美貨的禁阻要求中，使用“華商之抗議”“紳商之抗議”等。[27]這顯然非傳統意義上的“議論”之議。
近代以降，一些政治概念被更多或首先使用於外交和上層政治中，並非罕見。比如，秦暉注意到，“平等”一詞“在外交方麵使用得最為頻繁”[28]。從外交體係延伸而來的“抗議”，很快頻繁出現在報刊報道中。開始時受到外交辭令和西方報刊的影響，畢竟很多報道轉自《字林西報》和西方通訊社，但不久便延伸到中國報刊之上，描述對象也從國際覆蓋到國內事件。約1905年之後，本土報刊上群體或個人針對官方的“抗議”報道明顯增多，如“鄂督自借英款為眾抗議後，專候湘粵紳士來鄂商定，所有各國招攬借款一概擱置不議”[29]，“湖北官派留德學生賓步程起而抗議”[30]。這些報道用“抗議”描述各種反對和抗爭，有意無意之中進行“命名”和價值賦予，即使一些事件當事人並無明確的政治“抗議”意識。[31]
通過大量使用“抗議”來描述事件與人物行動，使之合法化、日常化。報人們不僅大力傳播這種新“手法”，且通過示範、暗示以及指認，將之迅速逸出外交框架，運用於社會事件和民眾行動之中。在此過程中，“抗議”的內涵從傳統意義上的“議論”轉向現代政治“抗爭”意義上的“抗議”，由此對公眾構成了一種政治啟蒙和隱形賦權，報人自身也成為最具有“抗議”精神的人群之一。
晚清社會變遷中呈現出的“抗議”，特點之一正是言論抗議或以言論為先導，新式報刊成為釋放、放大的渠道。從表現手法上看，報紙抗議除了“開天窗”等形式，文本上大量使用諷刺（包括謾話）手法。此外，隱喻甚至侮辱性話語的使用，也充分說明了這種言論後果並不指向官方的肯定與解決，在很多時候隻是表達不滿和呈現反對姿態。
阿倫特對“公民反抗”和“良心反抗”的描述，對區別報人言論抗議與傳統清議頗有啟發。“公民反抗”以一種集體、公開的方式挑戰政治權威，而“良心反抗”更多基於個人的內心信仰、信念。傳統清議無疑更加私人化，與內心的道德信念密切相關。近代報刊的言論抗議，歸依者則是所謂“多數意見”，而非道德良心，目標指向為公共事務的改善，而非個人道德的自足和譴責。由於報刊內容的高度相似性（如關注政治改革）和連續性，造成了報刊言論在公開、集體性方麵具備現代政治抗爭特征。
社會抗議活動在傳統中國是社會穩定的一個閥門，經常鞏固政治製度，而非相反。“抗議”仍可視為在體製之內“反向建議”，抗議不成才會走向疏離和消極退隱。[32]
不過很多晚清報人卻走得很遠，已非“忠誠的反對”，在革命鼓吹助推下，日漸激進，走出傳統政治可控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