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即為行動。
——維特根斯坦
緒論
一
近代報刊經由傳教士入華，傳統士人開始接觸並逐漸進入這一領域，從早期受雇於西方報紙到自主創辦，進而以報紙作為政治參與手段。在此過程中，報人群體的構成、社會地位以及他們對媒體“權力”[1]的感知均發生很大變化，社會地位也從邊緣日趨中心。從戊戌維新前開始，中國知識精英借助報刊論政，將辦報作為投身政治活動之起點或主要手段，成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曆史景象。
這些逐步成為新興意見領袖的報人，無疑是一批依托傳媒的新式精英，這種“大眾型”精英從世界範圍看是近代技術與社會結構變化的產物，而為古代所無。在中國，他們的出現較之西方更為晚近。那麽這一角色在近代中國是如何生成的？他們如何從邊緣走向中心，他們頭腦中的政治觀念和對報刊媒介的理解有著怎樣的變化？報刊言論這種帶有“社會自由”的現代表達方式，如何在一個對結社與言論皆有嚴格禁忌的國家獲取正當性和發展空間？報人聚構而成的報界或輿論界，對晚清政治文化塑造產生了怎樣影響？報刊輿論及其操作者在晚清政治改革和革命中，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應該說，上述問題在曆史學、新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研究中已部分得到回應。隻是研究角度和解釋力似仍有相當的開掘空間。這些貌似宏大的問題意識之下，有哪些方麵仍值得進一步探討？這種探討的意義究竟何在？這是本文展開的起點。
人們可以看到晚清中國此番曆史圖景：西學東漸後艱難而屢告失敗的現代化努力和由此帶來的危機感，令傳統知識精英走向分化，部分退出官方政治體係，發展為日益與政權相離異的一股勢力。報人身份的興起，是傳統士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的重要線索之一，與晚清政治發展、變化緊密相關，因為他們所建構、操縱的報刊輿論已非體製內議論，正如薩托利所言：“公眾輿論首先是一個政治概念。”[2]此前，“盡管儒家一向提倡社會責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並不是總能引起人們對國事的實際興趣的，何況當時清政府已經禁止公開議政。這樣一種政治意識隻是偶然存在於士大夫之間，而相互交流卻不容易。”1895年之後，中國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分散的觀點得到集中，《時務報》等維新報刊“這些新的渠道體係一經溝通，能夠很快地把分散的個人觀點集中起來並加以鼓吹”，而這被認為是“現代的公共輿論在中國的開端”[3]。報人的輿論建構日漸成為影響晚清中國政治走向的一個新變量，已得到公認。這種變量並非中國政治生活的舊有之物，由此曆史性地開啟體製外的公開討論和合法批判空間（雖尚不健全），力度和裹挾範圍之廣大，皆可謂史無前例。與此同時，近代報人啟蒙、塑造了現代意義上的“公眾”[4]和他們新政治意識，解構政府的權威感和合法性。在那些新興報刊閱讀受眾群裏，包括具有反叛精神的學生階層和握有軍事實力的新軍，他們日後成為實際反抗的重要行動者。
正如孔飛力所提醒的那樣，近代社會變遷過程中，中國現代根本性議程的背後存在幾個關鍵意義的難題，其中之一就是“怎樣才能利用並控製大批受過教育、卻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來的文人精英的政治能量”[5]，即政治參與問題。此時，覺醒的精英已逐漸意識到：“政治事項，其行之者不徒在國家機關，雖以人民個人之資格，亦常得參與之。”[6]從19世紀70年代前後開始，少數中國士人棲身於西人商業報紙，此時他們對媒體、輿論的功能與力量，並無多少自覺而深刻的認識，但這種接觸卻開拓出了傳統士人轉型的一條路徑。
上述曆史過程既是中國知識精英對輿論認識的不斷深化，也催生了新的政治動員。甲午戰爭之後，特別是維新運動前後，中國報刊“政治化”麵貌加劇，主要特色就是作為一種政治動員工具，而非社會信息交流平台。借助報刊論政，將辦報作為投身政治活動的起點，從維新運動始幾乎成為知識精英必經之路。[7]甲午後“由於政治改革運動的帶動，報紙雜誌數量激增”[8]。報人們此時所從事的既非古代“邸報”，也不是日後現代意義上的新聞業，而是一種“政治性出版”，擁有所謂基於印刷而派生出的新權力（the Power of Print）[9]，如康梁等人通過報刊成功集合言論對抗清廷。此後報人逐步有了言論獨立、監督政府等現代報刊理念，政治態度難以與官方保持一致，而更多地持批判姿態，日益彰顯疏離與反抗的氣質，從而超越傳統士大夫的“清議”式批評，後者本質上仍是君臣利益一體的建言方式。[10]在中國政治秩序尋找新的正當性過程中，“清議的淡出曆史標誌著儒學意識形態的退出舞台，而輿論背後的政治正當性有著一個從公理到公意到民意的變遷過程，客觀性逐步消解，民意成為政治權利可以操作的對象”[11]。這種“清議”向體製外報刊輿論的轉移，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關注。
從政治抗爭角度看，中國“由道德支撐的以德行休養對抗政治權勢的抗議傳統，沒有辦法透入中國古典政治社會之中，隻能作為醇化社會風氣和校正政治秩序的理想觀念而存在。文人沒有辦法下落為具體法將社會抗議上升為係統的政治理論，也無法下落為具體的政治行動”[12]。但是，走出體製的報人與政府不再有昔日強烈的一體感和恩主之情，這一點隨著政治日益衰敗而增強。通過開掘、汲取民意等傳統思想資源，更重要的是利用海外和租界空間以及舶來的各種西方政治思想[13]（包括出版、言論自由），報人群體得以率先突破“清議”，走向“抗議”。當這批知識精英從傳統士人轉向“報刊輿論”構建者，言論的主要特征就轉為不滿和抗議，並在戊戌變法後彰顯，也為曆史當事人所體察，如梁啟超所謂“政治上的對抗力”，就涉及了政治抗議及其社會功用。[14]
在另一方麵，1903—1905年開始的新政，是清朝“堪稱最認真的一次西方式改革，但是這場改革卻隻能依靠行政手段來推行，本來就已經陷入腐敗和失效的行政網絡，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後的瘋狂”[15]。新政的展開使得國家與社會各階層衝突加大[16]，激發了現代政治意義上的社會運動在中國展開。與西方社會運動不同，晚清社會抗爭特點之一就是報刊言論抗議先行或受其激發。尤其在開始階段，有著清議和公論想象的報刊言論成了為數不多具有合法麵貌的抗議手法，這對民眾特別是城市民眾形成了相當的示範和感染，激發和配合著其他政治抗爭行動，共同塑造了一種不滿和怨恨的新政治文化，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促進了革命的到來。應該說，晚清之所以出現“中國社會各階層都呈現離心的傾向”[17]，與報刊輿論大有關係，對此嚴複、陶湘、黃興、端方等各界精英均有近距離的觀察和體認（見後文），從上述視角對晚清政治特別是革命加以考察、分析，也是本書主旨之一。
二
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新聞工作者和所有的群眾政治家一樣，“有一項共同的命運：缺乏固定的社會分類”[18]。本文認為晚清報人[19]是一種流動而非固化的階層，因此以“群體”來指認和描述更加合適。他們仍帶有傳統士人氣質，也非此後的職業報人、機構化現代媒體人。不過他們已開始意識到使用報刊來達成訴求，進而從無意到自覺利用報刊參與政治、構建輿論，影響政府和民眾。
由於旨在從政治參與及其影響來考察報人，因此在承認這一群體多元、形象多義的曆史現實上，需對此籠統而模糊的身份加以研究上的界定，本文更多的是從現代報刊的媒體公共屬性和媒體人的社會角色來界定。所指涉的報人主要是那些參與新興政論或嚴肅商業報刊[20]，通過報刊言論、報道介入社會生活，進行輿論建構和政治參與的人士。從構成上看，本文所描述的報人主要包括具有傳統功名的學紳[21]、口岸知識分子及海外留學背景的新式知識人[22]，他們不在正式官場任職，也不是後世傳播機構的職業媒體人。作為一群新舊思想雜糅的報刊參與者，他們可視為傳統士人在新的時代環境下對報刊媒介的借用。這種“借用”具有相當的不穩定性，報刊對他們而言，主要是一種手段，其工具價值根據政局和自身的生活經曆、思想演變而變化，並因之不時選擇進入和退出這一領域，因此本文稱之為“流動的群體”。
這一群體在維新變法、甲午戰爭、立憲運動前後均顯示了明顯的身份或思想轉變。早期低級功名士人參與辦報，除了謀生目的，很大程度上源自對西方傳教士在華報刊的模仿，有借助這一手段達成上下溝通、促進自強的訴求，與洋務運動或自強運動頗有勾連，但此時報人對社會的影響非常有限。甲午之後，更接近政府上層的高功名士人投身其中，“維新運動時期出現的報紙顯然是一種新型報刊的開端，即一種與早期通商口岸報刊不同而屬於社會精英的報刊的開端”[23]。精英人物的加入塑造了一種更為權威和高尚的報人形象，令這一身份逐步去汙名化，出現了所謂的政治家報人或精英報人和精英報刊（elite press）[24]，其政治參與和訴求更加明顯。和傳統具備科舉功名的精英相比，走出書齋的他們向“大眾型精英”轉變，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是一種整合大量個人意誌、“依靠人民的精英”[25]，影響力大為提升，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新型“意見領袖”，擁有超越傳統的、可資動員的“受眾”資源。
此後，更多精英將報刊作為政治參與平台，他們借助租界、海外空間以及憲政、報律的合法框架，在傳統體製外發育出相對獨立的話語，構造出晚清新的公共空間，由此形成超越傳統清議的批判性言論，彰顯一種難以駕馭的體製外力量。本文所描述的作為分析語言的“抗議”，即是指這種遊離於體製外的對官方持續表達不滿的言論，主要圍繞對當局政治改革、各級官員活動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事件展開。不過，這種“抗議”雖顯露政治抗爭的色彩，但仍多在法律框架之內，此後隨著晚清政治改革的挫折日趨激烈甚至最後倒向革命輿論。而對革命派報人而言，報刊幾乎從開始就是革命的鼓動之物。
通過新聞紙公開表達不同政見和反對，可上溯到傳教士導入新式報刊上的政治批評，規模化展開則是戊戌變法前後特別是新政之後，立憲政治的開啟為輿論批判提供了新的合法框架。[26]1900年後的新政、科舉廢除和立憲運動等諸多政治改革，令包括出版自由在內的西方觀念在報人的思想世界裏得以強化，他們逐步認識到自己的言論和報刊批評所擁有的力量，開始更加主動、積極地構建一種對抗官方的力量，以表達不滿和利益訴求，試圖展開政治博弈，施加壓力推動政治變革。不幸結果令人失望，更多改革派人士在辛亥革命前轉向激進，成為革命的宣傳者或同情者。[27]與此同時，部分報人逐步固化在報刊陣地內，走向準職業化（如汪康年、黃遠生）。總體而言，在此時期，多數人將報刊視為一種工具而存在，以配合政治理想的表達和實際行動。但他們為此後民國更加獨立和職業的報人，拉開了曆史的序幕。
三
本書結構上分為兩部分，一至六章為較宏觀的圍繞報人和近代輿論的思想史研究，七至十章為典型報人的個案研究，其中主要脈絡如下。
按照時間順序，梳理考察近代報人興起與轉型的動因，身份、社會地位的變遷，以及在此過程中他們對報刊這一新式媒體有著怎樣的理解。
以體製內“清議”轉向報刊輿論為脈絡，分析報人如何依托輿論“生產”新的權力，進行社會動員，及其對晚清政治的影響；“抗議”如何依托報刊言論獲得合法空間，如何影響塑造了一種“不滿”的政治文化。作為結果，這種政治上的反對和抗爭如何促進了革命的到來。
以幾位重要報人為個案研究對象，考察他們的個人生活與思想變化經曆，分析報人在不同曆史階段的政治參與及其與社會的互動。
[1] “權力”基本上是指一個行為者或機構影響其他行為者或機構的態度和行為的能力。（參見〔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編，鄧正來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95頁）媒介權力的主要表現為影響力，包括對當局的監督批評，動用輿論的壓力，以及對民眾的動員和“培養”，設置社會議題，影響公眾對社會環境的判斷等。
[2] 〔美〕薩托利著，馮克利、閻克文譯：《民主新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3頁。他注意到，“公眾輿論”這個詞在法國革命前的幾十年裏才出現。
[3] 〔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329～340頁。
[4] 塔爾德認為，群眾是“基本上靠實在的接觸而產生的多種心理聯係的集合”，而公眾則是精神的扭結，“他們之間的紐帶在於同步的信念或熱情，在於和許多人共享同樣的思想或意願”。公眾形成必需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報紙，19世紀是公眾的時代。（參見〔法〕塔爾德著，〔美〕克拉克編，何道寬譯：《傳播與社會影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7～38頁）
[5] 〔美〕孔飛力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8頁。
[6] 《憲政淺說》，《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061頁。
[7] “事實上，從晚清以來，舊中國報紙著名與否不在新聞報道多寡，而在政論傾向和水平，這一點和西方國家報業發展起來以後的特點不同，其背後的原因是中國政局長期動**不寧。”（參見李斯頤未刊書稿）
[8] 張灝援引布裏滕（Roswell S.Britton）的統計，1895年中國報刊共有15家。1895—1898年三年間，數目增加到60家（張灝的統計是64家），1913年是487家。（參見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5～139頁）
[9] Judge J.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0] 清議是一種由士人議論構成的言論場，強調的是言論的合道德性，不限於政治但政治議論是其重要部分。在通常使用中，“清議更指非居權利中樞的士人幹預朝廷政治的言論形式”，某一地域主持清議者，往往是遭貶黜或致仕、家居的著名官員，主持清議甚至是被視為“正人”的官員卸任居鄉的一種政治義務。（參見趙園：《明清之際士人的“清議”批評》，《開放時代》，1999年第2期）
[11] 唐小兵：《清議，輿論與宣傳——清末民初的報人與社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
[12] 任劍濤：《從社會抗議、社會理論到社會批判——社會思想的三種類型及其遞進關係》，《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
[13] 此時“民權”為核心的自我權利觀念開始在中國興起。1900—1911年，權利一詞成為最常用的政治文化詞匯。“不僅涵蓋了西方rights的法律和個人普遍價值兩方麵的意義，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權利’的了解最接近西方rights的原意的時期，對權利觀念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已接近一種不等同於道德的正當性。”（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14] “苟一國而無強健實在之對抗力以行乎政治之間，則雖有憲法而不為用”，梁氏認為有了“不肯服從強者之指命”的政治上的對抗力，“國有失政，不必流血而可以得救濟之道”。此外，“凡國民無政治上之對抗力，或不能明對抗力之作用者，其國必多革命”。（《政治上的對抗力》，《梁啟超全集》，第2595～2597頁）
[15] 張鳴：《民意與天意——辛亥革命的民眾回應散論》，《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646～1647頁。
[16] “國家在汲取社會資源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與社會發生著結構性的衝突。與國家的中央集權化相對應，社會各階層也通過反對和抗議性的行動與統治階層討價還價。”（Tarrow S.The people's two rhythms：Charles Tilly and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A review articl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96，38（03）：586-600）
[17] 陳誌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8頁。
[18] 〔德〕馬克斯·韋伯著，錢永祥等譯：《政治與學術》，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28頁。
[19] 一般並不包括報業中的基本體力工作者和不具備主創能力的普通勞動者。例如，有定義為“以辦報為生活，以報業作為主要事業舞台，並對報業具有獨立創建與貢獻的人物”。
[20] 嚴肅或高級報紙的稱謂，源自19世紀末《紐約時報》等為區別煽情“黃色新聞”而開創的一種傳統。本文的使用則主要用以區別晚清的各種娛樂“小報”。
[21] 所謂學紳，“既不屬於統治階層，也不屬於被統治階級，他們屬於一個中間集團，他們並未加入正式的官府，但卻享受很大的威望、特權和統治階級權利——這一事實將他們作為精英與普通大眾區別開來”。（瞿同祖著，範忠信、宴鋒譯：《清代的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2頁）
[22] 支持或在幕後試圖操控報刊的官員，如張之洞、熊希齡等人，以及政府主辦各類官報的人員，筆者不將其作為本文研究範疇，與民間和商業報紙相比，一則他們的主要崗位仍是官方職務，且較為固定；二則官報的政府立場十分明確，可視為政府內部傳播體係的延續，甚至有些就是對抗民間報刊的產物，從根本上缺失真正的媒體公共屬性，相對獨立的立場和構建公共輿論也無從談起。
[23] 〔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第328頁。
[24]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第135頁。
[25] 〔意〕帕累托著，劉北成譯：《精英的興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頁。帕累托認為精英循環是一類精英被另一類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現象。“人類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斷更替的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則衰落了。”（第14頁）他認為革命可視為新精英出現的表現。經典的精英循環可以精英—精英流動，以及社會底層群眾—精英流動。從晚清精英報人構成看，最初主要仍來自傳統知識精英。
[26]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主義者更重視的是政體，即國家如何統治，是否按照憲政的原則統治。梁啟超把憲政（立憲）看作政體問題，更關心的是權力製衡與政府管理的秩序化，因為隻有憲法下的秩序才能給予政治鬥爭以有序的空間。（參見林來梵、褚宸舸：《中國式“憲政”的概念發展史》，《政法論壇》，2009年第3期）
[27] 甚至如《中國日報》開始也沒有“革命排滿”，而是提倡開風氣，“破中國人之拘泥舊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