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
中國的讀書人，自古以來，除了少數人之外，一般都會有點家產。即使是窮秀才，謀生的機會，也比一般販夫走卒要多些。所以，他們的地位，從經濟到政治，都比較高。自西漢以來，民間士大夫的議論，朝廷是要聽的。所謂禦史的彈劾，其實消息來源，就是這些議論。至於選拔官吏，一度要看民間士人的評議，所謂“月旦評”是也。後來實行科舉考試了，但報考的人，也需有民間士人的擔保，如果一個讀書人品行很差，擔保的都找不到。地方官到一個地方，懂事的，首先要拜門，把當地有名的士紳拜上一拜，以後好辦事。所以，後世有人說，中國的鄉村，實際上是鄉紳自治。
其實，鄉紳自治的說法，多少有點誇張。如果地方官真的安心要搜刮，而且他的來頭又足夠的大，那麽，鄉紳是擋不住他的。不到萬不得已，鄉紳不會動用自己在京裏的關係彈劾他。因為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一動，就意味著翻臉。翻臉之後，扳倒了這個人也就罷了，萬一扳不倒，以後的麻煩可就大了。所以，鄉間的士紳議論，對於朝政的影響，其實沒有像後人想象的那樣大。所謂自治，也隻是在宗族治理和鄉村的互助事業上，有那麽點意思。清朝是“異族”統治者，對於漢人鄉紳天生懷有敵意，所以，清朝的鄉紳自治，就更談不上了。
然而，這種狀況，到了太平天國之亂的時候，出現了變化。當家的統治者，在大亂之際，已經完全喪失了控製力，不得不祈求漢人士大夫出來幫忙。在這種情況下，不喜歡太平天國的士紳冒了出來，從而顛倒了清朝政治，開始了地方坐大的曆史，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由於此後的洋務運動的加持，使得士紳以及後來演化出來的紳商，力量越來越強大。到了戊戌變法失敗，朝廷亂政，義和團興起的時候，居然可以策動東南地方，實行暫時性的獨立。
到了清廷實行新政之時，在內外壓力之下不得不開放報禁的朝廷，麵對各地的報界輿論，已經隻能做乖乖寶了。此時，地方勢力的膨脹，已經到了紳商當家，新舊士人幫忙的階段。過去的讀書人中，出現了留學生，學堂學生，中國的記者編輯和撰稿人，用手中的筆，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輿論場。在這個輿論場麵前，沒有什麽權貴人物敢於瞞天過海，胡為亂來了。
此後，在民國期間，輿論場的作用更是可怕，任你是誰，都不敢輕忽。袁世凱的稱帝，敗於梁啟超的一支筆，而張勳複辟，也同樣在輿論麵前吃了癟。爾後的軍人派係之間的混戰，首先開打，不是用槍炮，而是先打電報戰，在報紙上互相攻擊，誰打得好，後來真刀實槍的戰爭，還就真的占便宜。
近代中國，從古代變過來，變得很大，最大的，其實就是出現了輿論場。這種轉變意義深刻，影響深遠，本書由此展開廣闊的曆史思考，值得細細品味。
這種輕蔑可以理解。在中華帝國，公共輿論從來不是一股真正的力量，如果有，它也來自於朝廷中的言官；唯一的聲譽的來源則是科舉考試，這些記者與主筆們，往往是落第者，他們雖然以文字為生，卻無力取得功名。公共輿論也與對西方的排斥有關，報館最初是西方商人創辦的，它不僅是“野蠻人”的事物，而且是商人的產物，看起來隻以贏利為目的。
這些記者與編輯們似乎也用行為來響應這種輕蔑。他們往往自暴自棄、沉迷於一種**的生活方式，在他們編輯的報紙上則充斥著種種不實的傳聞。
梁啟超與《時務報》是對這種看法的有力扭轉。它的三位主要創辦人不僅擁有科舉功名，還是官僚係統的一部分。黃遵憲是官員，汪康年是進士，梁啟超則是舉人。
它在編輯與論述上代表嶄新的敘述，不局囿於宮廷的鬥爭，或是瑣碎的社會見聞、簡單的翻譯，而是新型的知識人對於世界與國家變革的看法。透過奏章，來看到內部改革的進展，翻譯國外文章，看到中國在世界圖景中的位置，被瓜分的危險性。《時務報》隨即也創造出獨特的閱讀公眾。從地方大員張之洞到安徽的一個普通秀才陳獨秀，它變成了中國第一份精英讀物，塑造了一個全國性的精英網絡。改革話語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呈現。
孤立的改革者們，突然找到了認同，他們在紙上形成一個“想象的共同體”。
在閱讀這本《轉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變（1872—1912）》時，我想起了在福州路上的閑逛。因為這本書，我多年來對晚清的報人的興趣，得到了更充分的滿足。在這本書中，梁啟超隻是更漫長傳統的一部分。作者追溯了近代新聞業的興起，它在現代民族國家塑造中的作用。他也描繪了王韜到章太炎這些性格迥異的人物的生平與思想。我尤其喜歡他對於《申報》之分析，一份印刷品如何將重大政治、社會事件轉化成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很多時刻，曆史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