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天心、民意是“統治”最為核心的正當資源。長期以來，王朝的興衰更替以宇宙論作為基礎，直至近代，莫不如此。一方麵，在農業民族早期，掌握天象規律進而展開“敬授民時”，“往往成為最原始的權力的來源”[1]。早期天命觀念可視為對統治者政治正當性的宗教性敘述。另一方麵，“天”對具體統治者的超越，一直構成儒家的道德來源。直到近代引入“天賦人權”等西方民主觀念，開始時仍被中國精英投以天命或天理視角。
盡管天命、天理、天道構成了傳統政治的正當性源頭，但在實踐中除了觀察天象、占卜之術，很難界定天心、天命的指向或轉變，所謂天心難測、天命無常，或梁啟超所謂“以天為限，而天不言”[2]。因此，這一問題很早便與人世間的“民”結合，以期得到解決。《周易》描述商代崛起，已使用“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說。[3]“民”“百姓”在《殷本紀》中出現頻率頗高。[4]司馬遷用“得失民心”來為這次改朝換代尋求正當解釋。“君權神授”的概念並非始於商湯，不過“革命”權力來自“神授”始於商湯。湯在誓師大會上稱：“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因此“商王稱帝，有將自己神話的意蘊”[5]。不過商政權從開始就更重視與神的關係，而非人，真正將天的意誌與人匹配結合，則從周始。
王國維稱，周人將此前神權政治的解釋轉為與民心結合，對天命新的合法性解釋是周定天下的原因之一，核心是“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6]。以人為中心的天命論，“含義首先就是天命以民眾的意願為其具體內容”[7]。通過這一轉化，“殷代以天（上帝[8]）為中心的天命觀念轉化為以人為中心的天命論”[9]。此後，天命或天意需要通過具體的人間民意反映，後者成為對統治者的評價基礎。所謂天道遠，人道近，“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10]。民意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代表天心，即“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11]，“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12]，失去天下即源於“失其民者，失其心也”[13]。或《春秋繁露》裏所謂“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這構成了一種中國古典的公共性，“天人秩序的文明視野構成了先民公共意識的基線，這表現在，表征超越精神的天道天命與人們在此世間的日用常行緊密結合”[14]。
“民意論”天命觀[15]憑借體現上天的道德和神學基礎，人民意願至少在理論上具備對於君主的優先性，此後的中國曆史，“無論是王者的反抗還是民眾的反抗，也都與這一傳統緊密聯係”[16]。儒家經典思想中君王的合法性與民心、民意從此緊密結合在一起。“由於懷有深沉的惻隱之心和一種天人合一感”，這讓“學者們感到自己的力量比統治者更大，更有力”[17]。
中國政治思想傳統，由此也一直留存一個思想脈絡，即試圖控製那些野心勃勃的強勢帝王在政治生活中的主體性，讓君主之外的民眾集體力量發揮作用，無論這些力量被叫作天命、民意還是天理。“神、國、君都是政治中的虛位，而民才是實體”[18]。不過承認中國“很少著重於國家觀念的建立，而特著重於確定以民為政治的唯一對象”[19]，並不意味著“民意”可以擁有事實上的權力。
古代天命作為一種普遍性秩序，不能被簡單地化約為或等同於特定情境下的民意民欲——“眾意”[20]。數量政治意義上的“眾人”在古代中國沒有真正成為權力來源，而隻是作為一種超越性力量理論存在。究其原因，除了君主政治結構中缺乏真正約束機製等製度原因，所謂民意或民心，在汲取上也非常困難。傳統中國缺乏普通百姓通往上層的製度化、日常民意渠道。除了激烈的民變、暴動或造反（梁啟超所謂來自底層的狹義暴力革命）之外，日常的民意表達一般隻能通過士紳階層傳遞，後者“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君子使命感也促使其為民代言，士人階層以溝通上下為己任，試圖通過對人君建言諷諫和對民眾教化啟蒙，以期達到上下一心、天下大治。這是理想中的“同心同德”狀態，也是所謂“三代”古典政治理想的核心訴求。
然而這種代理或轉達發生了變異。一方麵，傳統社會傳播和溝通條件的局限，令數量意義上的“眾意”缺乏令人信服的生成機製。除了局部的地方訴求，士人階層很難掌握全國性民意。另一方麵，士人與君主皆屬特權階層，無論是儒家倫理的忠君要求，還是實際利益勾連，較之他們和民眾的關係更為密切。事實上，“民意”更多時候是在士紳與君主關係緊張之際或所謂亂世、天下無道時才被強調，此時它成為士大夫向統治者施壓的資源，而在更多的常態生活中，士大夫嘴裏的“民意”，更多的是精英群體或部分集團自身的道德論斷或利益訴求。此時，所謂天心、民意，很多隻是帶有道德訴求的士林議論。當然，從操作意義和實際功效看，這種轉換把民意、民心的判斷解讀權回歸到政治精英手中，無疑符合全體統治精英的利益。
此外，不能不提元和清對中國的兩次征服，為此後曆史留下深刻烙印。許倬雲認為，“最沉重之影響，應當是完全依仗暴力壓製的統治形態”，於是中國傳統的“天命”觀念以及天命應建立在“民視”“民聽”基礎之上，經過這段曆史的殘酷鎮壓後，“竟從此再不能支持百姓對絕對皇權的抵抗”，加之明代的專製與宦官廠衛製度等，三個朝代五六百年的壓製，中國人習慣屈從於專製製度，“中國文化似乎已經散失了與暴政抗爭的意誌”[21]。特別是清代，錢穆稱，這是“私心”最重的一個政權，也是最不願意向民眾開放的政權，在一個長期實施準軍事化管理的部族統治中，中國傳統中的讀書人主導的“士人政權”已不複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