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責任論”的出現與反思
1．崛起大國的國際責任及其困惑
稽考國際關係史不難發現，“那些最終成長為世界性大國的國家，往往把自身的利益界定為國家利益和一部分國際利益的總和，也就是說，大國的利益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國際社會的要求，是國際責任加國際利益。”
國際社會不同於國內社會的一個根本點在於，國際社會沒有一個中央權威和政府組織形式，即所謂的“世界政府”。許多著名的思想家曾提出“世界政府”的理論構想，但這樣的理論至少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是無法實現的。沒有政府，不等於國際社會處於沒有秩序的、以“叢林法則”為主導的狀態，否則就沒有辦法解釋這個世界。而國際責任在這裏就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國際責任的內涵十分豐富。一般認為，自覺地遵守國際規則、堅決地履行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是一國履行國際責任的最基本方麵。對於在國際社會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來說，提供國際公共物品就顯得尤為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最主要的國際責任。
在近代國際關係史上，國際公共物品主要是各種類型的國際製度，這些製度安排對一定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等關係起著重要的調整作用。近代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基本國際製度的建立，國際公共物品更多的是世界和平和地區安全。“9·11”事件之後，恐怖主義、全球氣候變化、金融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領域受到了空前的關注，如何麵對和解決這些問題，現實地考量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的態度。當然，向不發達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技術支持和道義聲明，甚至是一定規模的軍事行動，往往是國際危機產生後大國的主要國際責任履行形式。
美國在二戰中及戰後的行動是一個典型案例。二戰中，英國和蘇聯在德國進攻下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羅斯福總統努力說服美國人民，放棄了美國長期以來奉行的孤立主義政策。他在著名的“出借水龍帶”談話中指出“大不列顛成功地保衛它自己”，不但有助於“整個世界民主的存在”，也有利於“美國的防禦”。那麽我們應該怎麽辦呢？“假如我的鄰人的家宅著了火，而在四五百英尺以外我有一節澆園子用的水龍管子。如果他能夠把我的澆園水管接到他的自來水龍頭上，我就可能幫助他把火滅掉。”羅斯福進而提出了美國向英國等盟國租借武器裝備的政策，美國國會接著順利地通過了《租借法案》，向英國、蘇聯等反法西斯國家提供了十分急需的價值500萬美元的軍事裝備和糧食，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持久進行，對於反法西斯勢力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美國也由此獲得了“世界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和“民主堡壘”的稱謂。1942年1月1日，美國倡議26國聯合發表聯合國家宣言，實際上意味著美國不僅從物質力量積累上而且從國際社會影響力上接近於世界性大國。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為世界大國，部分原因在於其能夠適應國際政治經濟發展要求，倡議並維持了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世界各國提供了集體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公共支持。
對於大國的作用，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爾作了下述精辟的歸納：“大國總是麵臨著如何使其他國家認同自己在國際體係中發揮特殊作用這個問題。大國在國際社會中發揮管理作用的前提是，在國際社會中有足夠多的國家明確承認大國的這種作用，從而使得大國的行為具有合法性。”在他看來，大國有以下幾個條件：第一，大國不能使自己的特殊地位正式化和明確化。國際社會建立在否定國家按等級排列和主張國家平等的觀念基礎之上，同一類型的國際社會實體具有相同的基本主權權利和義務。第二，大國自己必須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壞秩序的行為。第三，大國必須滿足世界上某些公正變革的要求。第四，在世界的某些地區，大國的政治地位受到二流強國的限製，大國可能努力把這些國家視為自己的夥伴，從而維持相關地區的均勢。
由此可見，大國成長要始終考慮到國際社會的現實需求，而且要在本國國家利益的實現中積極推動國際社會需求的實現，國際責任的履行是大國無法回避的一個客觀問題。至於國際責任履行的方式和原則，則因時代不同、國際格局的客觀態勢以及大國的曆史文化傳統不同等因素而有所區別。
2.“中國責任論”的非理性與理性
談起“中國責任論”的出現，就不可避免地談到美國國務院前常務副國務卿的佐利克。2006年9月21
日，佐利克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就美中關係問題發表題為《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的演講。
談到現在中國的發展和由此而來的問題，他說道：“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在成長，中國將影響未來的世界。對美國和全世界來說，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將如何運用自己的影響力？……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在政策方麵需要看得更遠一些，不僅僅考慮為中國加入國際體係打開大門的問題：中國需要促使中國成為這個體係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接著，佐利克闡述了他的理由，“國際體係幫助中國獲得成功，中國也有責任加強這個體係。如此，中國就有可能實現鄭先生（鄭必堅）闡明的目標：‘走新興大國從未走過的道路’。”佐利克不無擔心地說：“中國需要認識到，別的國家會如何看待中國采取的行動。中國與那些有問題的國家發生牽連，輕者說明不了解會產生什麽後果，重者可能引起更嚴重的問題。中國的行動，連同缺乏透明度的問題可造成風險。難以預料中國將如何運用其力量，將導致美國及其他國家做好兩手準備處理對華關係。很多國家都希望中國走‘和平崛起 ’之路，但誰也不會以自己的未來作賭注。”
2006年10月24日，歐盟出台了名為《歐盟與中國：更緊密的夥伴、承擔更多責任》的第六個對華政策文件。文件指出，自2003年歐中決定建立全麵戰略夥伴關係以來，雙邊關係日益成熟和務實。因此，歐盟的對華政策必須保持當前所實施的“接觸”與“發展夥伴關係”的戰略，而且“隨著戰略夥伴關係更加密切，互相的責任也在增長”。
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和西方並不友好的國家，希望中國能夠在國際舞台上成為美國西方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也就是說，希望中國能夠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代表發展中國家的聲音。這也就是近來國際社會有關“中國責任”的聲音日益凸顯的主要原因之一。
國內學者將這種輿論概括為“中國責任論”。那麽，這種所謂的“中國責任論”是一種期待，還是一種憂慮呢？它背後有哪些值得中國去仔細深思的問題呢？筆者認為有三：
第一，這是對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多極化進程中，中國日益發展壯大、國際地位逐步提高、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的必然反應，屬於情理之中的事情，中國要以坦然的心態去麵對。
如果從改革開放30多年這個視角來看待中國的發展，會有三點深刻的體會：
首先，伴隨國內改革進程的深入發展，中國對外開放不斷加速，在短短的30多年中，從過去封閉、半封閉的狀態轉變為立體化、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從經濟特區的建立到沿海、沿江、沿邊、內陸地區的逐步開放，並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大規模的外資和智力資源的引進，到中國企業大踏步地走向國際市場，對實力強勁的外資企業進行重組和並購，中國政府和企業在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水平上有了顯著提高，國際競爭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其次，中國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綜合國力不斷邁上新的台階。“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45億元增長到24.95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9.8%，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中國經濟總量上升為世界第三。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了13億人口吃飯的問題。中國主要農產品和工業品產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湧現，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推進，城鄉麵貌煥然一新。”
最後，中國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外交事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中國積極倡導建立維護世界持久和平、促進各國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同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關係穩步發展，同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合作不斷深化，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友誼更加穩固。近年來，中國在多邊外交領域表現活躍，“中國聲音”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此相伴的是中國國際地位的穩步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逐漸擴大。
可見，在國際格局轉型、大國關係深刻調整、國際關係轉軌的大曆史背景下，國際社會提出中國承擔責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要以坦然的心態去麵對。
第二，麵對中國的迅速崛起，西方政界、學界等人士的擔憂是客觀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現今的中國正在努力走的，確實是一條完全不同於國際關
係史上所有大國崛起的非凡之路，中國唯有用時間和實踐去做出最好的說明。
從一定意義上說，佐利克的擔憂代表了西方政界和學界的一種較為普遍觀點，其典型性自不待言。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時代，隻要隨便打開一些國家的新聞網絡，這樣的觀點比比皆是。
那麽，中國的崛起究竟能不能打破國際關係史上常見的，通過對外擴張和戰爭的老路呢？中國可以信心十足地說，“有”。這樣的觀點，許多學者作過很多論述，主要的觀點有三：一是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出發，“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這正如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震人心魄的“和”字表演；二是和平和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和平、合作、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流，中國的發展必定有時代性的特征，這以鄭必堅先生提出的“和平崛起論”為代表；三是，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還是“全心全意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那麽，對於非常熟悉中國的智者，基辛格博士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呢？他說：“在美國，有很多朋友和同事與我談論這個問題時，我總是告訴他們，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對此中國沒有任何辦法，我們做不了什麽，而且我們也不應該去阻止它的崛起。我們必須要麵對這樣一個國家，必須要跟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進行合作，共同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要學習。”
基辛格接著強調指出，在現今的國際社會，傳統的權力製衡觀念已經不適用了。展望未來，他說：“任何學過曆史的人都知道，誰也無法預測20年或者25年後將會發生什麽。但是，對於在座的年輕人，你們將會塑造20年後或者25年後的國際體係和世界，那麽，你們就不應該把別的國家看做是對手。你們不應該在成長的過程中有這樣的信條，那就是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實力會導致兩國之間的對抗。你們應該學到的，我們應該努力傳達的，就是我們的未來取決於我們的合作，我們的未來依賴於我們能夠創建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國際體係。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和我的同事們都做出這樣一個承諾的原因，我們要一起來促進美中兩國之間的友誼。”
事實上，中國做一些必要的解釋是非常必要而且是重要的，但西方的擔憂也必定會長期存在，這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事實勝於雄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隻要我們按照內構和諧社會、外建和諧世界的大戰略不動搖，構建全麵係統的中國軟實力戰略去積極應對，問題就會減少乃至消失。
第三，正視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在“中國責任論”的喧囂中保持冷靜。
在“中國責任論”的喧囂背後，國際輿論界似乎在擔憂中燃起了對中國的過分期待。當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陷入泥潭時，往往把目光投向中國，仿佛中國就能夠把這些事情解決掉，如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緬甸問題、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根據他們的“能力—意圖”的思考線路，擁有能力卻不作為的國家，是不道德的、不負責任的國家。另一方麵，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對中國寄予期望，希望中國承擔起主持國際正義的責任。剛剛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中國，麵對雙重批判與壓力。
因此，對中國來說，一方麵必須警惕有人借國際責任誇大中國的實力，以此為“中國威脅論”造勢；另一方麵又必須防止發達國家“捧殺”中國，使得中國承擔超過自身能力的責任，影響改革發展的大計。
說到這裏，不免要重溫鄧小平同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風雲驟變的當口，鄧小平高瞻遠矚地提出了“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16字方針，為維護中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穩住人們的心態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那麽，在中國綜合國力快速增強、國際影響力日益提高，把構建和諧世界作為一項宏偉目標的今天，鄧小平同誌的16字方針是否過時了呢？中國資深外交家、前APEC高官王嵎生大使說：“和諧世界是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經過外交實踐，高屋建瓴地提出來的新理念，是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新形勢下的反映，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明顯的針對性。構建和諧世界，並非權宜之計，也不是一種勸人立地成佛的主張。它需要世世代代的潛心探索和艱苦奮鬥，其間充滿著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矛盾和艱苦鬥爭。正是因為這些原因，今天不僅不能放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而且應該更好地繼續奉行這一方針。現在有一些人主張中國應該放棄‘韜光養晦’，認為是‘大有作為’的時候了，我覺得是不合適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