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軟實力戰略的鞏固：國際責任的履行
國際責任是國家對國際社會所負擔的與自身國際角色相適應的應為的行為和所承擔的義務。國際責任的履行過程，往往是一國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理解、尊重與支持，樹立良好國際形象和國際聲譽的過程。“任何一個大國崛起的重要標誌是其外部影響力，而外部影響力的主要標誌又是該大國能否履行國際責任。”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無論是國際地位的提升，還是國家利益的維護和拓展，都要求將國際責任作為一種鞏固手段，塑造和構建中國軟實力戰略框架。
一、中國國際責任觀的曆史演進
1．“世界革命”與反霸鬥爭下的國際責任觀
新中國誕生在冷戰的初始階段，在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尖銳對立中，剛剛通過戰爭贏得獨立和自由的中國人民，真切地體會著“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特征。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集合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開創了新中國外交的偉大事業。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對世界格局的認識經曆了由“一邊倒”到“兩個拳頭打人”的轉化，與此相適應，中國的國際責任觀也在隨之發生了變化，“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和反對霸權主義是這一時期中國國際責任觀的典型特征。
“一邊倒”是新中國成立後，基於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做出的戰略抉擇。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中國正式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取得了國內革命的勝利，但外有帝國主義勢力的孤立、遏製和封鎖，國內建設步履維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有朋友，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我們同蘇聯的友誼固定下來，建立同盟關係。帝國主義如果準備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請好了一個幫手。”可見，備戰是毛澤東考慮同蘇聯結盟的一個重要原因。麵對嚴峻的形勢，從建國之初到中蘇關係破裂之前，新生的中國在國際上致力於打破資本主義陣營的封鎖，國家安全在中國的內外政策考量中居於最高地位，在此基礎上盡力爭取國際社會的承認和支持；在國內，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在滿目戰爭瘡痍的土地上進行著積極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可以說，在這個時期，中國並沒有完整的國際責任意識。但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和周恩來為新中國外交開創了如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一係列到今天仍有指導意義的原則。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中蘇兩黨關係的惡化擴大到兩國關係的全麵惡化，社會主義陣營最終解體。“中蘇分裂後，一方麵，中國結束了‘一邊倒’時期按社會製度劃線來處理國家關係的做法；但另一方麵，一種更加‘革命化’的意識形態因素卻更廣泛地滲入了外交工作，影響到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中蘇關係的破裂促使中國在國際鬥爭中尋找新的依靠和團結新的力量，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在此期間，民族解放運動的滾滾洪流不斷衝刷著殖民主義體係的根基，也成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基本力量。在中蘇關係惡化的同時，中美兩國仍處於相互敵視之中，中國唯有選擇“兩個拳頭打人”，四麵出擊。
既然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的蘇聯已經變成“修正主義國家”，出於國際鬥爭的需要，中國就承擔起了推動世界革命的責任。在中國國力有所增強和國際局勢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中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了第一次調整，即放棄“一邊倒”，提出團結廣大亞非拉國家，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推進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 加拿大學者卡列維·霍爾斯蒂（Kalevi Holsti）將當時的中國形容為“革命解放者的堡壘”、“解放的支持者”。此外，“由於決定獎懲的‘民意’主要由激進的第三世界國家和革命運動組成，中國對於外部批評是不屑一顧的。”
然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左”傾思想，以至於“**”的爆發，不僅對中國的國內建設，也對中國的外交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例如，當時《毛主席語錄》在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發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為革命標誌輸出國外。“毛澤東改造世界的宏圖大略，總體上是趨於理想主義的。這種理想主義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國際關係的實際。過於高估自己的力量、誇大民族解放運動的作用、用階級鬥爭的方法分析國際
問題、把國家關係同意識形態聯係起來、把中國的前途命運同世界革命聯係在一起等等都帶有這種色彩。受‘左’傾思想的影響，此時的中國外交重點是發展同廣大的亞非拉國家的關係，即單一性；外交政策是以打倒三個敵人為主，即鬥爭性；外交目標是推進世界革命，即世界性。”
然而，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中國的“革命者”形象使中國遊離於世界體係之外。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多個場合說過：“對於西方國家來說，中國這個國家好像不存在一樣，但又好像存在。”
可見，在這一時期，基於國內革命的慣性、“左”傾錯誤的影響和對國際形勢的錯誤估計，以“革命的社會主義”自居的中國，把推動“世界革命”作為中國的國際責任，結果卻使中國處於極為被動和孤立的境地。
2．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下的國際責任觀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中美關係正常化為契機，中國外交政策進行了第二次調整。
1973年2月，毛澤東在同來訪的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會談時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緯度劃一條線，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戰略線，並團結這條戰略線以外的國家（即“一大片”），以對抗霸權主義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蘇聯。“70年代初，當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啟動之時，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係的進程也同時被啟動了。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承上啟下的轉折，很難設想‘文革’結束後中國能迅速而順利地實行改革開放並廣泛參與國際事務。”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不久便迎來了第三次建交**。1965年至1970年的6年時間裏，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隻有7個，而1971年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就有15個，1972年更是達到18個。在此後的若幹年中，中國以平均每年3至4個新建交國家的速度穩定發展對外關係。在70年代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總數達71個。到1979年底，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達120個。
改革開放啟動了中國發展的新紀元。鄧小平在總攬中國內政外交的基礎上，對中國的國情和國際身份定位進行了精辟的概括。談到中國的基本國情，鄧小平說：“中國是個大國，又是個小國。所謂大國就是人多，土地麵積大。所謂小國就是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比較窮。”談到中國的國際身份定位，鄧小平說：“第三世界國家盡管窮，但在國際政治中的分量已經大大增加，這是任何人不能忽視的。當然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目前協調得不理想，這個問題複雜得很，在這方麵要做工作。至於中國，中國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人們說，中國在第三世界處於特殊的地位。我們說，中國隻是第三世界的一員，作為第三世界的一員，要盡到我們自己的責任。很多朋友說，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頭頭。我們說，頭頭可不能當，頭頭一當就壞了。搞霸權主義的名譽很壞，當第三世界的頭頭名譽也不好。這不是客氣話，這是一種真實的政治考慮。”在整個80年代，中國始終奉行“不當頭、不稱霸、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始終以國家利益作為外交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靈活務實的外交為中國迎來了全新的局麵。
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上就指出過，建立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基礎上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使得貧國愈貧、富國愈富，貧國和富國的差距越來越大，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解放和進步的最大障礙。他積極主張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強調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來壟斷，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參與決定國際貿易、貨幣、航運等方麵的事務。1988年，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談話中指出：“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關於國際經濟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聯合國發言時，就用了很長時間講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一直在提，今後也還要提。至於國際政治新秩序，我認為，中印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經得住考驗的。”
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後，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成為壓倒性多數。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特別注意在聯合國內反映發展中國家的聲音，並與他們團結一致、互相配合，使聯合國通過了一係列保護發
展中國家的決議，以至於美國攻擊這一時期的聯合國是“多數的暴政”。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密切合作，使聯合國建立了進行多邊經濟合作的製度性保障。如1974年5月1日，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通過了《關於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宣言》。同年12月12日，聯大又通過了《經濟權利與義務憲章》。該憲章規定，各國的一般義務是“進行合作以促進較為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關係，並在一個均衡的世界經濟意義上鼓勵結構變革，要符合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和利益。”
這一時期，另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是在1981年的秘書長選舉中，一向慎用否決權的中國堅持“一否到底”，堅決捍衛第三世界國家的權益，並最終贏得了勝利，使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德奎利亞爾當選。德奎利亞爾在當選後說：“我不能不優先注意影響到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切問題。作為聯合國秘書長，我將捍衛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亞非拉地區的代表強調指出，新的秘書長的任命是第三世界國家反對超級大國控製鬥爭的一個意義重大的勝利。可以說，中國這次在否決權使用上的堅定立場，不僅對秘書長產生機製有所觸動，也對聯合國工作的重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做出了傑出貢獻。
3．構建和諧世界理念下的國際責任觀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格局經曆了重大變化。冷戰後的國際關係形式更為複雜——全球化、相互依賴、多元文化主義、信息革命、知識經濟等新名詞所包含的新現象層出不窮；與之相應的是反全球化、恐怖主義、生態危機、極端主義等讓人不安的現象和論調不絕於耳。連一向自信的美國人都在這紛繁複雜的世界中發出了“我們是誰？”的疑問。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趨勢艱難前行但不可逆轉，經濟全球化向縱深方向發展，科技革命日新月異，全球和區域合作快速發展，國際相互依存日趨緊密，國際力量的對比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的方向發展，國際形勢總體穩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太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陰霾並沒有因冷戰的結束而散去，地區衝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全球經濟失衡加劇，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人類和平與發展的事業麵臨諸多挑戰。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頂住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籌資援助受危機衝擊的有關國家，成為抗擊那場金融風暴的中流砥柱，贏得了東南亞各國以及國際社會的讚譽，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姿態。此後，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等多次在國際場合宣布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大國”。一般認為，這標誌著中國確立了謀求世界大國地位的戰略。
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聯係在一起，“和諧”成了內政外交的關鍵詞。內構和諧社會、外建和諧世界，是中國向世界做出的莊嚴承諾。
弱國無外交。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為外交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長，經濟總量增加77倍，位次躍升世界第2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2.4倍，年均增長6.5%。國家財政收入增長985倍，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調控能力日益增強。外匯儲備增加近14000倍，中國由長期以來的外匯短缺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
21世紀的前20年，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擴大對外開放，集中精力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是當代中國的整體戰略目標。同時，隨著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融入國際社會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中國將以更加積極、建設性的姿態成為國際體係和世界秩序的參與者和塑造者。
當然，中國麵臨的機遇更多，挑戰也更大。“要建立一個穩定的、符合世界人民福祉的多極世界，有賴於三股潮流——和平與發展、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民主化——能否在21世紀得到延續。準確判斷和把握這三股潮流的方向，對中國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