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軟實力戰略的效能提升

基於以上分析，中國軟實力戰略的合成具體應該如何展開呢？本書嚐試提出以下三點操作之術：

1．形象的塑造與變革

通過國際形象的提升促進國際責任履行、國際製度參與的戰略效能。國際形象本身具有的曆史性、多麵性的特征，世界各國曆史、文化、發展模式的多樣性，以及國際關係中尖銳的政治規定性，決定了在任何一國眼中，其他國家的國際形象必然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這在崛起中的中國身上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

關於當前的中國應該在國際社會中是一種什麽樣的形象，政界、新聞界、學界、普通公眾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在這樣的大討論中，一個非常危險和嚴重的傾向是，在“過度關注”、“過分在意”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的迷霧中不能自己，表露出群體性的不自信。甚至在一些討論中，中國的國際形象被異化成了所謂的“中國的麵子”。這樣的不自信也掩藏了國人在自卑與民族主義噴發之間強烈反彈的現象。這不僅自亂陣腳，更讓心懷叵測的西方媒體抓住了進一步攻擊中國的把柄，令中國的有識之士以及真正了解中國的外籍人士深感憂慮。

中國國際形象應以“自信”為基礎。“自信最本質的來源是相信平等，相信自己。中國不用太在意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如何評價中國，不用每次都要問他們，對中國國家怎麽看，他們怎麽看那是他們的事情。其實，他們也沒有中國想象中的那麽在意中國對他們的評價。中國應該關注自己是否真的有自己的目標，真的對人類的進步做出了貢獻。將目光轉向自己，自信也許更加長久和堅實。”正如溫家寶在國際金融風暴中向世界發出的“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的鏗鏘之聲，所帶來的全球性影響。歸根到底，自信才會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是當前中國最應著力培養和打造的國際形象的公眾外交戰略的終極指向。

正是在自信的基礎上，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中國各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水平史無前例的改善與提高，進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得到提升，獲得了自我發展以及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偉大事業貢獻力量的戰略機遇。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改革與發展正在向縱深方向發展，麵臨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麵與世界級難題。在複合相互依賴快速發展的當今世界中，在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中，還有很多的困難和挑戰，更需要中國以自信的態度來看待來自各方麵的讚譽和批評。

因此，更要在國內層麵“不誘於譽，不毀於非”，積極而穩健地推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堅持以改革突破發展中的困境，以發展的現實成果來進一步推動改革向縱深方向發展，以實現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在國內早日實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從而在國際層麵，為中國國際責任的履行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踐行負責任大國的莊嚴承諾，同時，為提高中國在國際製度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進而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構建提供強有力的戰略支撐。

2．責任的界定與充實

以國際責任的履行推動國際形象的提升、國際製度參與的水平。“聽其言，觀其行”是對外部世界觀察的一種視角，“言必信，行必果”是安身立命之本，體現了中國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和人倫觀念，這樣的價值理念深刻地體現在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實踐當中。

冷戰結束之後，國際格局經曆了重大而深刻的調整。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以及融入國際社會進程的加速，中國的自我認同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在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並積極為有關國家渡過災難提供援助，為防止那次危機在全球造成更加嚴重的影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受到國際社會的高

度評價。也正是在那次危機的洗煉中，中國明確地向世界發出了“中國是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鏗鏘之聲。在這裏，負責任大國既是一種戰略宣示，也是一種堅定的行動，更為重要的是在總結曆史、立足現實，為中國麵向未來的國際身份定下了基調。中國在國際責任的履行上也更為積極主動，特別是在“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不和諧的國際輿論中，始終以負責任的大國姿態積極履行國際責任，塑造了良好的國際形象。

中國一如既往地遵守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律體係和國際關係行為準則，積極履行國際責任，成為提高國際製度參與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引人關注的一點是，中國以對國際社會高度負責任的精神，推動涉及人類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的解決。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麵禁止、徹底銷毀一切化學武器，在中國和有關國家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4月29日，《禁止化學武器公約》正式生效。作為該條約的原始締約國，中國支持公約的宗旨和目標，積極參與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的有關活動，在該組織中發揮了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中國政府根據公約規定，按時提交了各類宣布資料，接受國際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的數十次現場核查，曆次核查的結果都表明中國政府和企業嚴格履行了公約義務。

中國在全球氣候變化上也發揮著積極的作用。2002年9月3日，朱鎔基在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講話時宣布，中國已核準《京都議定書》。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並非《京都議定書》的簽字國；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京都議定書》並沒有規定中國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上的指標。這表明，中國履行國際責任的決心是堅定的。麵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壓力，中國政府采取積極的措施予以應對。在2009年12月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哥本哈根峰會上，溫家寶用“四個第一”雄辯地闡述了中國業已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所取得的進展與成績：“中國是近年來節能減排力度最大的國家。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13%，相當於少排放8億噸二氧化碳。中國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水電裝機容量、核電在建規模、太陽能熱水器集熱麵積和光伏發電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中國是世界人工造林麵積最大的國家。中國持續大規模開展退耕還林和植樹造林。目前人工造林麵積達5400萬公頃，居世界第一。”

隨著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和融入國際社會進程的加快，中國會一如既往地履行國際責任，為中國國際形象的提升起到進一步的促進作用，對國際製度的參與水平將達到新的高度。

3．製度的參與與創設

以國際製度的參與為國際形象提升、國際責任履行搭建有效平台。當今世界，國際製度在涉及人類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上，發揮著日益突出的作用。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隨著國際間相互依存關係的日益密切，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協作、各負其責才能有效解決的問題會越來越多，國際製度作為一個磋商的舞台將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對崛起中的中國而言，既是挑戰，更蘊含著無限的機遇。中國必須抓住機遇，運籌帷幄，通過對國際製度的有效參與，使之成為提升中國國際形象、履行國際責任的重要平台。

如上文所述，中國與國際製度的關係經曆了一個曲折的發展曆程。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進程的加速，國際製度在中國外交戰略中的地位顯得越來越重要。“從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僅參加了20個國際組織和30多項國際條約以及5000多項雙邊條約。而改革開放30多年間，中國參加了13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締結了300多項國際條約和15000多件雙邊條約，近幾年締結的雙邊條約更以每年500至600項的數量遞增，成為主要國際機構和國際談判中不可或缺的

一方。”

以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為例。大會召開才2天，2009年12月9日，一份名為“丹麥草案”的所謂“大會最終文件”出籠，這份草案是由大會東道主丹麥牽頭，與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私下製定的，草案內容明顯偏向發達國家，並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了諸多限製，因此遭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大會現場一度火藥味濃重。鑒於此，大會主辦方不得不表示這份草案不是官方正式文件，也不會成為所謂的“最終文本”，暫時平息了各國怒火。

12月16日大會接近尾聲之時，傳出多個消息：第一，峰會主席康妮·赫澤高突然宣布辭職，由丹麥首相拉斯穆森接任主席；第二，本已引起巨大爭議的“丹麥草案”再度被提出，引發了第二輪關於這份草案的激烈爭論。事實表明，有關各方準備繞過雙軌製和兩個特設工作組，將這份草案強加給大會峰會，供與會首腦討論。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氣候談判中方首席談判代表蘇偉在大會上三次拍案而起，對拉斯穆森直言：“這一舉動將嚴重影響到哥本哈根大會的成功。” 巴西、印度、南非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對中方的表態予以支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德波爾在當天晚上的記者會上就此表示，所謂“丹麥草案”有關方麵仍在討論，還遠遠不是正式草案。德布爾認為，隻有在雙軌製談判模式下，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長期合作特設工作組和《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提出的文案討論，才是大會唯一的談判基礎。 這一過程顯示出中國對氣候製度的影響力。

本次大會召開前後，中國把握機遇，充分利用大會提供的平台，顯示出積極姿態以及在國際製度框架內運籌帷幄的能力。

在從北京出發之前，溫家寶就分別同印度、巴西、南非、埃塞俄比亞、丹麥、德國、英國等國領導人及聯合國秘書長通話，深入交換看法，增進相互了解，為下一步外交斡旋作了積極而有效的鋪墊。抵達哥本哈根後，溫總理展開密集的穿梭外交，真誠、務實、細致、耐心地做有關各方的工作，呼籲各國必須著眼大局，立足現實，照顧彼此關切，迅速凝聚共識，求同存異，有效推進談判，積極向世界傳遞希望和信心。溫家寶多次與印度總理辛格、巴西總統盧拉、南非總統祖馬舉行“基礎四國”領導人會晤，強調四國是發展中大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麵有重要的共同利益、相同立場和一致的目標，應增進團結，加強協調，堅定為發展中國家仗義執言，爭取最大的利益。小島國、最不發達國家、非洲國家受氣候變化影響尤為嚴重，在資金、全球溫控問題上的特別需求。溫家寶向有關國家領導人表達了充分理解和同情，堅定支持他們的合理要求，同時表示中國願在南南合作和雙邊框架下，繼續向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在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德國總理默克爾、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英國首相布朗時，溫家寶有理、有利、有節地做工作，敦促發達國家切實履行承諾和義務，增強互信。溫家寶還積極做東道主丹麥首相拉斯穆森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工作，希望他們兼聽各方意見，主持公道，重視發展中國家的關切，特別是本著公平、公開、透明的原則，有效推進成果文件的起草和磋商。

毫無疑問，借助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這個極佳的平台，中國既展示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莊嚴承諾、積極行動所取得的實際效果，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又以極具自律精神、責任意識的減排目標，以及尋求與世界各國在製度性的合作框架內更好地實現目標的決心，展現了對人類前途命運負責任的國際主義精神，使這一平台發揮了最佳效果。

有理由相信，日益融入國際社會的中國，會在國際製度的舞台上，越來越多地發出聲音、展示形象，在與世界有關各國的合作中，更好地承擔起應承擔的責任，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