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完善國際製度的路徑選擇
1．學習“遊戲規則”
圖1． 中國與其他國家參與國際組織數量的對比 資料來源：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8th ed. (Brussels: Union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融入地區和國際政治經濟體係的速度越來越快，合作的態度也越來越積極，這突出地體現在中國加入國際製度數量的變化上。圖1是中國與美國、日本、印度在同一時期參加跨地區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數量對比情況的一種直觀體現。由圖可見，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加入國際組織的數量上，中國大體達到了上述三國的80%。Of International Assoeiations,2000/2001)
圖2則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中國對國際組織參與率的變化。按照加拿大著名學者江憶恩先生的統計方法，用國家發展水平來預測國際體係中所有國家對國際組織的參與率。所設的假定是：資源局限較大並且與全球經濟聯係較少的國家較少參加國際機構。發展水平的高低與相互依賴程度是密切相關的，所以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對能夠協調國際交往的機構的需求很大。因此，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可以充當對國際製度需求的指標。從圖2可以看出， 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的參與率低於回歸曲線，即中國參加的國際組織太少了，與當時的發展水平不相稱。而到了90年代，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程度則超過了自身的發展水平。
圖2． 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實際與預測數量 資料來源：江憶恩：《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態度》, 《國際政治科學》2005年第2期（總第2期），第32、33頁。
以上兩圖可以說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越來越由“中國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國”轉變。中國以更加積極開放的姿態，躋身於聯合國等多邊外交舞台。總體上說，“近代以來的中國在融入國際社會還是閉關自守幾經搖擺，但沒有停止深化與國際製度接軌的腳步，中國選擇全麵、積極參與國際製度戰略是一個曆史性的結論。”
任何國家加入國際組織，首先要承認和遵守該組織的規則、認同該組織的目標。中國加入國際組織的過程，首先就是逐步學習國際規則的過程。因為，唯有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利用國際組織更好地推進國際合作，進而實現國家利益。那麽，中國對國際規則的遵守情況如何呢？江憶恩在研究了中國對主權、自由貿易、核不擴散和軍備控製、民族自決權、人權等五大國際規則體係的遵守情況後指出，“總的看來，在一係列關於國際準則的問題上，中國似乎比過去更遵守現存的國際社會準則。”不過，他也指出，“有時，判定什麽是國際準則是相當簡單的；但有時，這種判斷則顯得較為困難，從而使得遵守規則成了一個複雜的問題。”“那種認為國際準則是邏輯連貫的並得到國際社會一致支持的看法是有問題的，因為這些準則往往相互衝突。”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速發展的今天，中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與國際製度現狀與未來關係的研究，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典型性、針對性和前瞻性。本書嚐試從與江憶恩不同的視角，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的情況進行審視。主要考察中國學習國際貿易規則方麵的進展與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就是在較深層次上考察中國遵守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情況。
第一，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學習。
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今國際經濟體係規則的最重要製定者，也是裁判國際經濟貿易糾紛最具權威的組織。可以說，世界貿易組織就是全球經濟運行規則的中樞，其主要職責涵蓋製定全球性的國際經濟與貿易的遊戲規則，組織實施多邊貿易協定，提供多邊貿易談判場所，解決各成員間貿易爭端，審議成員方的貿易政策等，其管轄範圍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及政府采購等。2001年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屆部長會議上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法律文件，這意味著中國開始參與到國際經濟規則的製定、實踐及修正進程當中。回憶剛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情形，時任中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孫振宇說：“最難的事情，是我們很多同誌都是新手，對多邊貿易體製的議事規則及各方麵的情況、曆史背景等還有待進一步的熟悉。在多邊的會議中需要大量的材料。”也就是說，作為分析中國對國際製度學習的一個範本，中國適應並學習國際製度規則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培養相應的專業人員吃透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規則。隻有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精神和專業能力，我國才可能從被動地接受規則轉向積極主動的利用規則並進一步修改規則。中國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學習是一個由少數專業人員、相關企業部門再逐漸到全民理解的曆程，這一曆程本身就是公共外交的實施過程。通過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內化，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學會了如何吸納國際通行慣例，自覺按照通行多邊規則製約和要求自身行為。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第二個經驗就在於建立可持續性的應對規範體係，確保學習進程的針對性和目的性。中國加入國際製度是改革開放及全球化進程的自然要求，但是對規則的理解和學習對於中國而言既是一個嶄新的挑戰，又是帶有現實迫切性的工作任務。這就意味著科學規劃對規則的學習過程是保障有效、全麵吸收國際貿易組織規範的前提。針對中國不同曆史時期的工作重心、經濟建設重點和對外貿易中麵臨的突出性問題，中國對規則的掌握要保障極強的針對性和明確的預見性。由個案問題、局部問題和戰術問題到常態問題、全局問題和戰略問題，中國對規則的掌握沒有因為思考貿易組織轉變為WTO出現大的波動，設計周密良好的學習過程給了中國相關部門和經濟貿易體係從容應對各種危機和挑戰的底氣。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三個經驗就是保障學習能力的提升。中國對國際經濟規則的掌握不僅僅是一個應對的過程，也包含了中國理解和把握國際經濟基本精神和規章實質的內容。中國通過加入各種經濟組織、最終目標在於提升利用這一平台的能力，各經濟部門與主管單位可以依據自身長期的學習與實踐針對複雜多變的局麵自行作出符合實際情況的判斷，保障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中央政府層麵的學習。
（1）修改法律法規。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無疑對中國的現行法律體係提出了挑戰。這就要求結合中國做出的承諾，對國內法律法規采取相應的措施，履行中國承擔的遵守世貿規則、國內法律法規與世貿規則銜接的義務。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在法治建設方麵明顯加速。自1999年11月中美雙邊談判結束之後，中國政府即著手對國內法進行全麵清理，針對有關可能與世貿規則相違背的法律法規和其他政策措施製定了詳細的“立、改、廢”計劃，並確定了各項計劃完成的具體時間表，修法範圍涉及外商投資、進出口管理、知識產權、金融行政許可法等多個方麵。
2001年11月25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製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春生表示，中國已經對與“入世”直接相關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6部法律進行了修改，實現了與世界貿易組織有關規則的一致。國務院各有關部門清理了法律法規2300多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1200多件司法解釋。
2002年9月19日，朱鎔基在會見來北京參加“世界貿易組織與法律服務” 國際研討會的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門多薩和15個國家的司法部部長、副部長和前政要等人時表示，“中國已按照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完成了全國性的相關法律、法規、規章的清理工作，廢止、修改和製定了一批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了法製，世貿組織及各方麵對此給予了肯定。”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在修改關涉到世貿規則的法律法規時，並沒有“關起門”來立法，而是主動聽取在中國投資的海外客商的意見。例如，在修改外貿法時，中國曾召集歐盟商會和美國商會征求意見，並根據他們提出的應該取消除八類指定經營商品外的外貿商品經營權的限製意見，全國人大在立法時對相關條款進行了修改。
（2）相應職能部門組織機構的建構和完善。
中國商務部成立了世界貿易組織司（中國政府世界貿易組織通報谘詢局），該司的職能是“承擔牽頭組織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多雙邊談判工作；承擔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製工作；履行在世界貿易組織中承擔的關於貿易和投資等方麵的政策審議、通報、谘詢義務；推進進出口貿易標準化工作。”瀏覽世界貿易組織司的主頁，可以看到，“新聞要覽”、“政務公開”、“專題信息”、“政策發布”、“WTO谘詢台”、“政策發布”、“技術法規和標準”、“在線辦事”、“網上調查”、“統計數據”、“重要專題”、“公眾留言”、“民意征集”等欄目，裏麵的信息基本上能夠保證更新的及時和準確，是溝通政府和企業及公眾的一個重要平台。
（3）積極行動，減低關稅。
2005年11月，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5周年。5周年意味著中國入世“過渡期”的結束，中國從此進入“後過渡期”，它標誌著中國全麵對外開放的新起點。
按照相關承諾，中國的平均關稅水平已從加入世貿組織時的15.3%成功降至2005年的9.9%。而在決定多哈回合命運的農產品問題上，中國也為別國樹立了榜樣。農產品平均關稅從加入世貿組織時的23.2%降至2005年的15.2%，降幅達34.5%。這一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遠低於62%的世界平均水平，不僅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低，甚至比歐盟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還低。此外，中國的工業產品關稅也是發展中國家最低的。
2005年9月6日於上海舉行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五周年：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上，WTO總幹事拉米對中國入世之後的表現打了“A+”。
入世五年中國在承擔義務中，也獲得了發展的機遇，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跨越了2萬億美元，2005年居全球第4；進出口貿易額跨越了1萬億美元，2005年居全球第3。與此同時，實際利用外資平均每年近550億美元，累計實際吸引外國直接投資2741億美元。時任中國商務部副部長易小準說：“5年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凸現了三個重大轉變：一是區域性推進的對外開放轉變為全方位對外開放；二是開放領域由傳統的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延伸；三是市場準入條件更加法製化、更加透明和規範。”他認為，5年來，世貿組織所倡導的理念已逐漸為中國人所了解，“透明度”和“非歧視”等世貿組織原則已成為中國立法的原則依據，全球視野、創新眼光，競爭意識、發展意識，法治觀念、知識產權觀念正在深入人心，現代企業製度和會計製
度逐步建立，企業素質與國民素質得到了更深層次和更具普遍意義的提升。
第三，地方政府層麵的學習和實踐。
200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適應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程清理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意見》（中辦發〔2001〕22號）下發全國，隨即中國各省、市、自治區也正式下發文件，開展了地方性法律法規的清理工作。修改後的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和地方製定的其他政策措施以及以前沒有公開但仍需執行的政策措施，都要及時在地方官方刊物上公布。至2005年底，地方法規的清理工作也已完成。
中央及各級政府組織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出國學習，零距離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2003年10月19日至11月 4日，國務院法製辦公室和美國亞洲基金會共同組織的“統一實施WTO協議”中國地方政府法製工作人員培訓班赴美國考察交流活動就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活動之一。
第四，中國科研機構和社會團體加強了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研究。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是經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批準，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主辦的一個實體性研究機構。其前身是1991年5月成立的關貿總協定研究會，1996年1月該研究會更名為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2000年1月，研究會改組為一個實體性機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不久經嚴格評審，成為教育部百家“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2002年9月，經教育部備案、批準，世界貿易組織研究中心正式更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研究院下設WTO規則研究中心、貨物貿易研究中心、服務貿易研究中心、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跨國投資研究中心、信息中心、WTO專業圖書館等部門。多年以來，研究院及其前身開展了廣泛的學術交流和學術研究工作。與國內外許多相關的學術研究機構、高等院校、政府部委和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並與世界貿易組織及其秘書處建立了密切的聯係，多次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舉辦的各種國際性會議。研究院及其前身在GATT/WTO的研究中成就斐然，出版了大量學術專著和課題研究報告，並多次獲得國家和省部級獎勵。此外，經國務院批準成立的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China Society fo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udies），是從事世貿組織有關經濟和貿易問題研究及國際合作的全國性社團組織。全國各地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也都在相應的院係設立了關於世界貿易組織的專業和課程，出版了大量專著、報告和論文。
圍繞WTO的各種學術研討會和論壇無疑是中國政府、民間和企業界深入了解和學習WTO 的一個很好的平台。“WTO與中國：北京國際論壇”自2001年創辦以來，已連續舉辦五屆，由於每屆論壇主題緊緊圍繞當年發生在WTO領域的國內外熱點及前瞻性話題展開，因此論壇引起了各方麵的廣泛關注。世貿組織前總幹事素帕猜等國際組織官員，吳儀、成思危等都曾出席論壇並發表演講，近萬名境內外企業家、知名專家等參加了論壇的各項活動。“WTO與中國：北京國際論壇”已日益成為國內外該領域著名的品牌性活動。
第五，中國媒體與公眾在WTO問題上的互動頻率漸強。
到2013年，中國加入WTO已近12年。無論是中國“複關”還是“入世”，以至於入世後中國政府、公眾、企業等各方麵所麵對的機遇和挑戰都是國內外記者關注的焦點之一，有關部門也對中國入世的新聞宣傳報道做出了明確的要求。中國與WTO的關係的報道，可謂鋪天蓋地，無論是電視、廣播、報紙、雜誌莫不如此，報道視角也多樣而豐富。
在全球著名搜索引擎“穀歌”中輸入“中國”和“WTO”兩個關鍵詞，進行一次不完全統計，就會得到約有7 300 000項符合中國WTO的查詢結果。
尤其可貴的是，在一些文章的後麵，往昔比較冷淡的“我來說幾句”這樣的留言空間，充滿了各行各業人士的留言。有感到恐慌的、有感到振奮的、有提出各種各樣問題的，不一而足。在媒體和公眾的互動中，中國公眾對WTO這個曾經陌生的概念開始感興趣，對有關知識，特別是涉及自身的有關規則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六，中國企業在WTO規則下的兩個“第一次”。
（1）第一次成功。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2個年頭，中國已經逐步從WTO規則的學習者，演變為WTO規則的利用者。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過渡期的悄然結束，如何利用WTO規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扶助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將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而號稱中國“入世第一案”的則是與小小的打火機有關，中國的企業在磨練中成長的足跡可見一斑。
2002年6月27日，歐盟正式宣布對中國出口的打火機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這起訴訟的目的很明確——通過對中國企業征收高昂的反傾銷稅，把中國打火機關在歐洲市場大門外。而溫州是世界金屬外殼打火機最大的生產基地，當時一年光出口的打火機就有5億多隻，其中出口歐洲的將近30%。
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會長周大虎講起往事仍覺曆曆在目。“反傾銷案是一個民間案，起訴的對方是歐洲打火機製造商聯合會，中方必須有人應訴，否則過了訴訟期將作自動放棄論。但是單個廠商的實力都不足以擔當這樣的訴訟。”知道反傾銷案的開始幾天內，雖然商人們在大小聚會中不斷談起此事，卻沒有人出頭應訴。
最後出頭的是溫州煙具協會。協會出麵組織，眾多會員單位紛紛響應，準備同老外打官司。2002年7月5日，協會召集各個打火機廠商在溫州開會。外經貿大學的相關專家組織現場講座，通報情況和WTO規則，同時定下了應訴的代理律師。協會還組織應訴企業，以東方打火機有限公司申請市場經濟地位、以大虎等15家企業進行無損害抗辯。
從2002年6月到2003年7月的一年多時間，周大虎義無反顧地扛起領軍者的大旗。“我記得自己2003年在半年時間裏跑了3次歐洲，有次在6天時間裏就跑了七八個歐洲國家。”
在溫州企業完整地證明了它們的產品與歐洲廠商的產品之間有巨大差別之後，現在輪到像BIG這樣的廠商拿出他們被損害的證明了。而就在此時，他們選擇了撤訴。
2003年7月14日，歐盟打火機製造商協會正式致函歐委會，撤回對中國打火機的起訴。同年9月初，歐盟正式終止對中國打火機反傾銷調查。這是中國進入WTO後中國企業打贏歐盟反傾銷的第一案。國家有關部門多次稱讚，溫州打火機協會挑頭和自我建立預警機製的做法，為中國企業打贏“洋官司”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2）第一次失敗。
2008年7月18日，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專家組公布了關於中國與美國、歐盟和加拿大三方汽車零部件爭端的裁決報告。報告認為中國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措施違反貿易規則。當天公布的裁決報告與2008年2月向當事方散發的中期報告（初步調查結果）內容一致，基本上支持美、歐、加的觀點，認為中國對超過整車60%以上的進口零部件按整車征稅的做法對進口汽車零部件構成歧視，因此違反相關貿易規則。這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首次在貿易爭端中敗訴。按照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程序，中國有權就專家組的裁決結果提出上訴。上訴將由世貿組織的上訴機構來處理。中國商務部官員曾表示，中國的汽車零部件進口管理規定是為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整車和零部件的稅差規避海關監督、偷逃關稅的行為，也是打擊非法拚裝、保護消費者利益的措施。中國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一直認真履行承諾，已大大降低汽車和汽車零部件關稅，為貿易夥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汽車和汽車零部件市場準入機遇。
從上述分析可見，從國際意義上講，中國加入WTO是順應經濟全球化大潮所做出的一項重大曆史抉擇，是中國走進國際舞台中心地帶的一次曆史性機遇，正如中國領導人在多種不同場合強調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從國內意義上講，加入WTO是推進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向縱深方向發展，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抉擇。但無論從國內意義還是國際意義上說，加入WTO都是對中國參與國際事務能力的考驗以及政府、企業、媒體、學術界、社會團體、公眾“六位一體”的學習和適應過程。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中國在國際社會活動的增多，歸根到底是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眾多國際規則都有一個在國內批準、接受、消化、吸收、應用的過程。中國加入WTO及此後的進程，就生動地說明了這個問題。而無論從中國政府在國際場合的積極活動，還是國內的全方位互動，都用鐵的事實證明了中國在積極履行加入國際組織的承諾，而在這個過程中，也是中國政府、企業、媒體、學術界、社會團體、公眾在不斷的學習中成長和發展的過程。
2．強化對國際製度的影響
根據認知科學的一般規律，對任何事物的了解到認知都需要一個過程，過程的長短則取決於人們認知的對象的複雜程度。一般而言，在認知達到一定水平後，才能運用認知中所獲得的知識，對事物的發展規律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礎上才能談到按照規律辦事和達到為我所用的客觀效果。毫無疑問，這在對國際製度的認知上也是適用的。
據上文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對國際製度的認知開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地緣政治實體和國際法主體的出現，這一過程因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而加速，繼而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從中國對國際製度認知水平的縱向比較而言，中國走向國際製度的曆史性腳步是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巨大進步。但如果從橫向來看，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對國際製度的認知和運用還處在比較低的水平上。
中國參與當代世界的基本國際製度時，麵臨的一個客觀現實是：“這類製度一來大多數為西方國家，特別為美國所主導與支配，二來這類製度具有很強的剛性。所謂剛性，是指中國不大可能在改變製度基本價值規範的前提下參與這類國際製度，相反，參與這類製度還會對中國國內形成很大的變遷壓力……這意味著中國還處於模仿與學習別人的階段，國際規範對國內規範產生著調整作用，而非相反。”但是，既然中國決定大踏步地走向國際社會，承擔起負責任大國的曆史使命，就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國際製度的“遊戲規則”，探尋為我所用的良方。曆史沒有給中國提供先學習、再實踐的寬鬆時間，中國也就隻能在“邊學邊練”中總結提高。這樣的過程要持續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中國隻能在多邊外交的博弈中，漸次加強自身的影響力。
第一，遵守現行的國際製度，在提高國際聲譽上下功夫。
“聲譽是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重
要社會資本，也是一國維持可靠社會關係的重要資源。國家在製度中的聲譽會因為其反複無常、出爾反爾的行為而受損。對於那些潛在的或者傾向於搭便車的小成員來說，聲譽並不是它們關注的焦點；但是對製度維係具有關鍵作用的成員國來說，堅強的承諾以及負責任的行為會為其贏得聲譽。可靠的承諾與良好的聲譽是國家在國際製度中重要的信用資本，它為其他成員提供信心以及預期，從而提高一國在製度內的政治動員能力。”
如上文所述，自1971年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中國始終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維護聯合國在處理全球事務中的權威，積極履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職責，提前完成《千年宣言》所規定的目標，在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和維護區域安全等方麵的努力，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這從聯合國秘書長到有關職能部門負責人對中國在聯合國事務的一係列高度評價和國際重要媒體的相關報道中可見一斑。當然，這其中也不乏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尖銳鬥爭，但中國對這些鬥爭始終把握著“鬥而不破”的原則：一方麵，不把對現行國際製度的改變作為短期的、直接的目標；另一方麵，在對待雙邊關係上，特別是與大國的雙邊關係上，始終保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傳統外交信條。
在提高國際聲譽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的風浪中咬緊牙關、克服困難、積極進取，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更讓自己信心倍增。“通過華爾街風暴，我們習得的教訓不能是錯誤的，任何風暴不能阻止我們繼續開放，繼續創新，繼續前進的步伐。中國人民有實力、有勇氣進入世界的大循環，並有能力參與決策，有能力把控世界的輪舵，讓中國人的智慧成為世界人民共同發展的明燈，讓世界在中文的思考中前行。眼前的挑戰就是迎著風暴，管它是台風還是颶風，武裝好我們自己，讓我們的巨輪更加堅固，讓我們能夠更加智慧地參與風暴。勇於成為世界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中國的責任和義務。”
國際聲譽的提高是中國積極履行負責任大國的承諾獲得的，在這場我們正在經曆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國際社會也似乎明白了中國的一句古訓：“聽其言，觀其行”的道理。中國的表現可謂“發言擲地有聲，行動積極果斷，成果豐富明顯”，非常值得中國在今後的國際實踐中進行總結並加以積極運用。
總之，在不挑戰現行國際製度的前提下，中國國際信用資本的持續積累，仍是要長期付諸努力的一項係統工程。事實上，這也是中國軟實力戰略資源積累的一個過程。這一方麵可以在外交博弈中贏得進一步學習和熟練運用國際製度的時間；另一方麵，也可以在統籌駕馭國內外兩個大局的過程中贏得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客觀地看，在當前這個階段，這也是中國從外圍對國際製度施加影響的有效方法。隻有這樣，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才具備以軟實力謀求硬道理的戰略目標。
第二，反複錘煉，積極總結，提高在國際製度中的議程設置能力。
國際製度的運行方式是成員的會議與磋商，議程設置能力的高低體現著一個成員參與國際製度的水平和通過國際製度達成自身關切問題的能力。“國家在國際製度中的議程設置能力包括能否影響他國所關切議題的排序以及對國際環境的認知，並通過對話等手段使成員對自己設置的議程形成共識。國家可以通過提出創新型的理念引導製度內成員的行為方向，也可以利用製度提供的關係與程序網絡決定議程的先後優次。”
在這方麵，中國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總結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和教訓，讓中國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在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大踏步融入國際社會、積極履行負責任大國承諾的今天，中國就更要注重在國際製度中的議程設置能力建設，在實現中國國家利益有效維護與拓展中，更好地利用國際製度這一有效平台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
在議程設置能力的建設上，中國參與聯合國改革進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中國明確提出了《中國關於聯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全麵、係統闡述了中國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的立場，是近年來中國聯合國外交難得的一大亮點。該文件的發表意在扭轉目前聯合國改革方麵存在的“誤區”。該文件受到了聯合國和有關各方的高度關注，對於一些國家和國家集團的影響是明顯的。
近年來，中國積極參與G20機製的創設，積極參與全球氣候變化框架協議的談判，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全球性問題上，很好地體現了負責任大國在國際製度建設上設置議程的能力。2002年9月3日，朱鎔基在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講話時宣布，中國已核準《京都議定書》。在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並非《京都議定書》的簽字國；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京都議定書》並沒有規定中國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上的指標。這表明，中國履行國際責任的決心是堅定的。麵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壓力，中國政府采取積極的措施予以應對。在2009年12月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哥本哈根峰會上，溫家寶用“四個第一”雄辯地闡述了中國業已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所取得的進展與成績。中國積極參與後《京都議定書》時代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國際談判，率先提出40%的減排目標，並在歌本哈根會議上率先垂範，這既是中國自身實力和國際地位提高的一種真實體現，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議程設置能力認可的一種體現。
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國實力的日漸增強和迅速融入國際體係，熟練運用“遊戲規則”進行設置議程的能力也必將逐步提高。
3．從區域性國際製度創設到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構
自20世紀6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崛起和不結盟運動的展開，深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之害的廣大亞非拉國家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寫在了自己鬥爭的旗幟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同誌也在不同場合論述過中國對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觀點。概括起來說，中國在當前和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都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始終屬於第三世界國家，始終站在第三世界國家一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既是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之一，又是推動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的重要保證。
作為第三世界國家，中國一向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反對任何國家獨霸國際和區域事務，也無意成為國際和地區事務的主導者。但是，作為一個日益崛起中的大國，一方麵，任何中國周邊事務都需要中國的建設性參與，離開中國都是無法解決的；另一方麵，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也越來越要求，中國要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創造安全、穩定的區域環境。順應這樣的國際形勢和曆史潮流，近年來，中國越來越多地成為區域性國際製度的倡導者和積極推動者。這其中的最大亮點就是作為中國首倡的“新安全觀”全麵實踐的“上海合作組織”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兩大區域性國際製度的創立和發展。這兩大區域性國際製度的構建，是中國在國際製度創製上質的飛躍，為未來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受到國際社會和有關各方的積極評價。
（1）上海合作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是由“上海五國”會晤機製和合作機製發展而來的。2001年6月，“上海五國”與烏茲別克斯坦簽署建立上海合作組織的協議。這是21世紀誕生的第一個區域性多邊合作組織，也是中國參與、主導、推動，並以中國城市的名字命名的區域性合作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自成立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年一度的成員國元首正式會晤、政府首腦定期會晤、相關部門領導人定期磋商的機製，以能源、交通合作為主要內容的六國間經貿合作正在逐步推進，上海合作組織合作的領域在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多層次合作，對於打擊中國新疆和中亞地區的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三股勢力”，維護地區穩定和邊疆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中國與東盟。
2000年9月，第四次東盟與中國（10+1）領導人會議在新加坡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議，受到東盟有關國家的高度讚賞。2001年11月，東盟首腦會議在文萊舉行，中國和10個東盟成員國共同宣布了在未來十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的宏偉目標。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中國和東盟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宣布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從而啟動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曆史性進程，成為中國與東盟關係發展中新的裏程碑。
自由貿易區啟動以來，隨著有關各方認同的加強和合作的全方位展開，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滿意的。1995年至2002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年均增長15%。到2003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達到782億美元，創曆史新高，比2002年增長42.9%。2004年年初，“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早期收獲計劃實施，農產品關稅開始下調。時至2006年，雙方大約有600項農產品的關稅為零，這對雙方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2004年底，中國與東盟正式簽署了《貨物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機製協議》，此舉標誌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入實質性的操作階段。2005年4月，胡錦濤在對文萊、印尼和菲律賓三國進行訪問時明確提出，到2010年中國和東盟雙邊貿易額達到2000億美元。
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全麵啟動。這個貿易區非同尋常：有18億消費者、近2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數額、1.2萬億美元貿易總量。按區域內人口數量計算，這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從經濟總量來看，將是僅次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貿易區。
此外，中國在推動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的過程中，積極促進以此為契機建立東北亞安全合作機製的努力，以及主辦博鼇亞洲論壇等努力，也是在搭建區域性合作機製上的大膽嚐試。國際輿論認為，近年來中國的積極參與、推動，成為東亞地區區域合作迅速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
事實上，透過在上海合作組織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構上的成功，中國既把自己倡導的新安全觀、和諧世界等一係列戰略理念付諸實施，也在很大程度打消了中國近鄰們的憂慮，增進了政治互信，加深了相互了解，對中國履行負責任大國的承諾也增添了信心。畢竟，一個安全、穩定、發展的環境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有關各國的共同需求。
綜上所述，中國在區域性國際製度的創建、反思、調整中，會逐漸積累經驗，吸取教訓，在正方兩方麵的互動中走向成熟。隨著中國對現存國際製度內涵的規範性價值有深刻的體認，在創製區域性國際製度過程中能深刻體現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價值和利益取向，那麽，在推進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道路上，中國就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