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談中西對話。我既不讚成“全盤西化”（它的背後是民族虛無主義），也厭惡“固守傳統”（它的背後是極端民族主義）。我認為“中西對話”是可取的。中國創造的文化可以作為一個主體，西方文化也可以作為一個主體，兩個主體之間進行平等的對話，通過對話彼此溝通，互相借鑒，取長補短，共同“富裕”。不同民族的文化（當然也包括文論），由於地域和曆史多方麵的原因，都可能有短處。就中國傳統文化說，千好萬好，就是缺少兩樣東西，這就是科學和民主（請注意，我說的是“缺少，不是完全沒有）。我們的“五四”先輩早就覺悟到這一點，所以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西方。另外，我這裏想強調“共享”這個概念，人類的文化（不論是東方的文化還是西方的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理應共享，西方人可以采用東方的文化，東方人也可采用西方文化，各以對方之長補己之短。我們吸收西方的文化，隻是利用人類的創造，這並沒有辱沒自己，並不是什麽可恥的事。有人認為在物質文化方麵互相吸收是比較容易做到的，而精神文化的互相吸收，由於文化形態不同，吸收起來就困難了。我的想法是困難誠然是困難的，但絕不是不可能的。我們隻要看一看列夫·托爾斯泰如何學習孔子，海德格爾如何吸收老莊，榮格如何神往東方神秘文化，岡布裏奇和蘇珊·朗格如何激賞中國古代美學……再看一看魏晉和隋唐時期如何學習西來的佛學，“五四”先輩如何學習西方，那麽我們也就可以鼓起勇氣，克服困難，在對話中開辟出一條道路來。就文論方麵的中西對話來說，像朱光潛、宗白華、錢鍾書、王元化等學貫中西的大師，都給我們做出了榜樣，我們完全可以循著他們的足跡走去。
在古今對話、中西對話基礎上的“整合”，是建設中國當代形態的文學理論的必由之路。“整合”不是簡單的對接和拚湊。無論古今的整合還是中西的整合都是“異質”文論之間的交匯，這種交匯不能不充滿衝突和競爭，不能不進行必要的調整和適應，不能不達到整一的交融，不能不產生一種具有新質的思想和語言。這個過程無疑是複雜的和長期的，需要有識之士共同的努力。特別重要的是，我們的整合必須以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與當代的文學創作實踐相結合。離開方法論的指導和當代的創作實踐，自己搞一套“話語”是注定要失敗的。
生命有限，而學術的高峰永遠在前麵。我總覺得自己在文學理論這塊園地裏的耕耘很匆忙，質量不高，收獲甚微，不能令人滿意！好在一代年輕的學者已經成長起來，他們準備充分，虎虎有生氣，我相信，在他們的努力下，我們一定會有屬於中國、屬於當代、屬於自己的文學理論“話語”。
[1] 季莫菲耶夫是蘇聯某大學的教授，他的教科書《文學原理》第一、二、三部被翻譯成中文，一時成為引證的重要著作。畢達科夫是蘇聯某大學的講師，50年代初被派來北大講學，他的講義《文藝學引論》，也一時被奉為圭臬。“別、車、杜”是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簡稱。
[2] 欒昌大：《文學典型學說史概觀》，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頁。
[3] 葉廷芳：《現代藝術的探險者》，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頁。
[4] 劉小楓：《詩化哲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頁。
[5] 周陽高：《觀念與繪畫——鍾開天繪畫藝術初探》，《書與畫》1991年第1期。
[6] 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19頁。
[7] 王充：《論衡·亂龍》，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04～705頁。
[8] 葉燮：《原詩》內篇，李壯鷹：《中華古文論選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頁。
[9] 葉燮：《原詩》內篇，李壯鷹：《中華古文論選注》，百花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頁。
[10] 童慶炳：《尋找文學理論研究的突破口》，見《藝術至境論·序言》，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9頁。又見《文藝爭鳴》1993年第1期。
[11]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43頁。
[12] 《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概論》，楊成寅，等譯，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版，第3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