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20世紀50年代，在“全麵學習蘇聯”的口號下，我們的文學理論不顧中國自身的文學傳統和實踐，完全搬用蘇聯的一套理論，我們操用的是季莫菲耶夫、畢達科夫和他們的老祖宗“別、車、杜”的“話語”[1]，中心概念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典型人物”。幾乎蘇聯的每一篇重要的文學理論論文都以最快的速度被翻譯發表。任何一點不同的聲音，都可能是嚴重的“錯誤”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而痛遭批判。最典型的例子是秦兆陽的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和錢穀融的論文《論文學是人學》一發表即遭到無情的批判。雖然當時蘇聯國內的風向已經變了，可理論的慣性不能容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任何一點修改。
20世紀到了六七十年代，是“反修批修”和“**”時代，“極左”的理論勢力把毛澤東的《講話》教條化，中心概念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甚至連文學的“真善美”問題也成為理論的禁區，“三突出”等理論甚囂塵上。我始終認為毛澤東的《講話》在那個時代的發表，其思想是從實際出發的，的確給當時的文藝發展指明了方向，其中的一些論點直到今天也還有意義，是不可否定的。但也決不能把它作為教條來崇奉，因為時代在變化，文學的實踐也在變化，我們應該而且可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做出一些新的理論概括，建立起新的理論體係。
新時期開始後，瞭望世界的窗口終於被打開，我們看到了西方世界幾乎發展了一個世紀的各種各樣的文論，20世紀在西方被稱為“批評的世紀”，他們所形成的理論之多，提出的理論之新，理論變化之快，都是空前的。我們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把他們的東西介紹過來，翻譯過來，吸收的“欲望”“如饑似渴”，吸收的方式是“生吞活剝”的。我們的論文和著作中又都“充塞”他們的話語。這一回我們已沒有什麽中心概念。每一位理論家都可以擁有一個或多個概念。你覺得俄國形式論的批評有理，我覺得英美新批評的細讀方法有用，他覺得法國的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合理，還有的人熱衷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或新近流行的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新曆史主義等，不一而足。
上麵我描述了我們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論發展的三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的“學習蘇聯”時期，六七十年代的“反修批修”時期，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這三個時期中國的文論發展是很不相同的，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搬用外來的東西或教條式的東西，而沒有自己的“話語”。我們基本上還沒有建立起屬於中國的具有當代形態的文學理論。我們隻顧搬用或隻顧批判，建設則“缺席”，中國具有世界“第一多”的文學理論家卻沒有自己一套“話語”，這不能不使我們陷入可悲的尷尬的局麵。我自己親身走過了這三個時期，我感到異常的痛苦，作為一個文學理論教師還有什麽比不能講出自己的話更痛苦的呢？“建設”的意識一直在我心中萌動。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迎來了中國當代文論建設的第四個時期。一些在這個領域耕耘的人覺得這樣走下去不行，認識到我們必須有自己的理論形態，有屬於當代中國自己的理論形態。1985年開始了“文學主體性”的討論；1986年開始文學理論方法問題的討論；在這個時段裏開始了文學的審美特性的探討；由朱光潛教授30年代開始的文藝心理學的研究取得了進展；文學中表現自我問題的爭論實事求是地展開；文學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社會主義時期文學悲劇問題的討論；文學意識流等新技巧的討論；文學反映論問題的討論；文體學的研究；文學語言的研究；文學人文精神的討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的討論；中外比較文論的研究；文學理論現代化的研究；還有不少獨特文藝問題的研究，應該說都取得了成果。大體上可以這樣說，20世紀的頭二十年和20世紀最後的二十年，是中國文論研究的豐收時期。曆史將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