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感”是文藝創作中避不開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不易說清的理論難題。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對靈感問題的探討一直延綿不絕，陸機最早提出了藝術創作的靈感問題，並對其作了生動描繪，《文賦》曰：“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1]“感應之會”大意即指“靈感”，陸機認為，靈感暢達無阻時，文思泉湧，再繁複的景象也能書之筆端；反之，如果感應阻塞，六情凝滯，則文思艱澀，即使用力再多，也可能無從落筆。此後，沈約、顏之推、劉勰等均對文藝創作中的靈感問題做了不同程度的思考。
作為一個天才式的作家和藝術家，蘇軾對靈感的體悟似乎比前代詩論家更為深刻，更具有感性直觀特征，對它的重要性也更有切身體會。蘇軾曾描繪文藝創作的艱難“搜研物情，刮發幽翳”[2]，素材的挖掘與探索確實是一個極為艱辛的過程，然而文藝創作卻不能是一個勉強而成的過程，在一係列畫論中，蘇軾通過描繪畫家作畫的情景，表達了對“感應之會”的重視。
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3]
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4]
兩段評論透露出蘇軾關於靈感的兩個比較重要的觀點。首先，創作中的“感應之會”顯然是不能以人工控製的，靈感不來，“數月”“經歲”也無可下筆；靈感若至，則可“乘醉就圖”“須臾而成”。蘇軾十分欣賞郭忠恕、孫知微這種反勉強、任自然的創作態度。然而靈感現象作為精神高度集中的體現，有其偶然性的限製，不可能長期持續，因此要求藝術家要善於把握時機，努力捕捉稍縱即逝的藝術形象。郭忠恕、孫知微之所以能成就妙品，就是因為他們能在自然狀態中，準確把握住倏忽而至的靈感。
對於靈感，蘇軾本人也多有甘苦自道之文，如：“茲遊淡薄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5]，麵對孤山美景，蘇軾靈感襲來，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歸家後急忙動筆，趕在腦中“清景”褪色之前將其描摹下來。相反，若一旦錯過了下筆的最好時機，靈感便會轉瞬即逝，蘇軾在《湖上夜歸》中便提到了“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6]的無奈體會。由於對靈感現象的感受異常敏銳，蘇軾常常在詩中描繪靈感來臨的場景，如：
新詩如彈丸，脫手不移晷。[7]
新詩如彈丸，脫手不暫停。[8]
好詩真脫兔，下筆先落鶻。[9]
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10]
在進行藝術創作時，神妙難測的靈感如“彈丸”“脫兔”一般，這就要求創作者不能作絲毫停滯，須把握時機，**高漲，迅速抓住對象的強烈特征，將其得心應手地轉化為動感的藝術效果。在《答謝民師書》中，蘇軾曾形容“求物之妙，如係風捕影”[11]，指的便是對藝術形象的靈妙捕捉，這些形象如風如影，忽隱忽現，捉摸不定，創作者唯有把握住靈感來臨的時機，才能將其捕捉之，掌握之，以求得物之妙。
其次，靈感絕不是淩空而生的，它蘊藏在長期的學習和積累的過程當中。蘇軾在上麵兩則畫評中提及的“經歲”“數月”，一方麵突出了靈感產生的艱難過程，另一方麵也突顯了知識和生活積累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性。蘇軾十分反感賈島、孟郊“吟安一個字，撚斷數根須”的苦思冥想，但其用意在於批駁這種過於刻意的、極端的、功利性的苦吟做派，而非否定藝術家在尋求靈感時的不可或缺的知識積澱，相反地，蘇軾在多種場合強調了藝術創作中知識積累的重要性。
“詩人雕刻閑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12]，提倡取精用宏，反對臨渴掘井；“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13]，指出了詩文創作能夠“衝口而出”的途徑，避開了劉勰所說的“才疏而徒速”[14]的弊端；“我昔嚐為徑山客，至今詩筆餘山色。師住此山三十年，妙語應須得山骨”[15]，把生活體驗與靈感獲得的內在關聯說得十分透徹；“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16]，則從反麵說明，若缺乏相應的知識積累，缺少嫻熟的體驗和實踐，在文藝創作中極易造成心手不一的遺憾。
蘇軾關於靈感的論述主要就集中在以上兩個方麵，在《文與可畫筼簹穀偃竹記》一文中，蘇軾同時提及了這兩點：
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17]
所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正是對靈感之偶然性、短暫性的生動描述；“執筆熟視”則正是對靈感來臨的條件——知識積累的恰當概括。概而言之，蘇軾所論及的“靈感”，建立在對外物“熟視”的基礎上，是因外物有觸於中而激發起來的偶然而短暫的強烈的創作欲望與創作衝動。